黑娃看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贺龙签名的一则电讯，是表彰滋水县保安团起义的。电文的称呼为“滋水县保安团一营营长白孝文同志”。黑娃看罢说：“贺龙弄错，咱们是整个保安团三个营千十个官兵全都参加起义了。不是一营三百多人单独起义的。”焦振国说：“你再看看下面的文章——”黑娃就看到白孝文写给贺龙关于率领一营起义的敬信。黑娃咂了咂舌头说：“孝文这熊弄事光顾自个，你把咱们全团三个营一同起义的事全部报告给贺主任，贺主任肯定更高兴。”焦振国说：“给贺主任写这个报告也轮不到他嘛！你是起义的发起人，又是大家人推的起义的头儿，这是跟鹿兆鹏当面说定的事，他凭啥先给贺主任报头功？”黑娃不满意地瞅了焦振国一眼：“兄弟，不是我说你，你这人心眼儿太窄。这算个啥大不了的事？孝文报了也就报了，他没写上二营三营，难道你我就不算起义？”焦振国撇着嘴角说：“黑娃老哥！你给我开一张起义证明条子，我告老还乡务农呀！”黑娃火了：“你这算做啥？咱们刚起义刚解放恨不能长出三个脑袋八双手，你倒要走了？你走了革命工作撂给谁？我能招架得住？”焦振国毫无所动地坚持要走。黑娃急了说，“你不说清道明，我不开证明！你是不是对我不满？”焦振国说：“我总怯着孝文补打到团长脸上的那一枪。”黑娃仍然没有放手焦振国归乡。半月后，中共滋水县县委第一任书记秦继贤同志赴任，焦振国从他手里磨缠到一张起义证明件，终于回陕南那个闭塞的小县去了。临行时，黑娃只是简单地和他握了握手，很不满意甚至瞧不起这个结拜兄弟的狭隘心胸。
　　黑娃在监狱里蹲了不足一月，任何人都没有前来探望，这是有令禁绝的。他只被提审过两次，罪状有三条：一、土匪匪首残害群众；二、围剿红三十六军；三、杀害共产党员。黑娃对自个在土匪山寨做二拇指的罪行全部供认不讳，只是对人民法官提示一句：“我后来就学为好人了呀？”关于剿灭红三十六军的罪状，黑娃做了充分的辩解，那是大姆指领人干的，只伤害了房顶的一个哨兵，随后又给其他红军战士分发了银元和烟土作为盘缠出山，而且把政委鹿兆鹏接上山去治好了枪伤……年轻的人民法官没有听完黑娃的辩解就笑得不屑再听，讥笑鹿兆谦的为人处事与名字不符，编排功劳跟编故事一样离奇，未免太不谦虚。至于杀害共产党员陈舍娃的事，黑娃已怒不可遏：“那不是共产党员，是游击队的叛徒！他在秦岭游击队里偷偷摸摸侮辱山里女人，事发后害怕受处治逃跑出山，找到我的门下。他并不知道我跟秦岭游击队政委韩裁缝是老交情，后来我问韩政委还要不要这个队员，韩政委说‘人家投奔你了，就由你打发吧’我知道打发的意思。我让部下把他崩咧！”只有这件事法官认真听了他的辩解，而且说：“我们再查查。”
　　黑娃回到号子里就又想起一件事，知道处治叛徒陈舍娃的事范围很小，事过几天之后，在团部开会财只有白孝文问过他。想到这件事，黑娃心里就疑窦顿生，这条罪状难道是白孝文提供的？但又无法对质，更无法肯定，知道这件事的毕竟不是白孝文一个人。
　　第二次审判仍是那三条罪状的又一次复核，这一次黑娃激烈而坚决地拒绝第二条和条三条罪状，只对第一条中所列举的土匪行径部分承认。他毫不含糊地向法官申明：“滋水县保安团的起义是鹿兆鹏策划的，由我发起实施的，从提出起义到起义获得胜利的整个过程，都是由我领导的；西安四周距城最近的七八个县里头，滋水县是唯一一个没有动刀动枪成功举行起义的一个县，我从来也没敢说过我对革命有过功劳，我现在提说这件事是想请你们问一问秦书记和白县长，我的起义能不能拆掉当土匪的罪过？至于第二条第三条列举的罪状，完全是误会。”
　　黑娃的这一席申辩，事实上加速了他的案子的归结。三天后接连的第三次审讯，只是履行了一个宣判审讯结果的简单程序，三条罪状全部取证充分，黑娃的辩解反而成为可笑的抵赖。黑娃在听到判处死刑的宣判时哑然闭口，法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说，他摇了摇头。黑娃再被押回监狱后换了一间房子，密闭的墙壁上只开了一个可以塞进一只中号黄碗的洞，脚腕上被砸上了生铁铸成的铁镣。两天后，他的妻子高玉凤领着独生儿子前来探望，这是自他被囚二十多天以来见到的唯一一位探监的人。他透过那个递进取出饭碗的洞孔，只能看见妻子大半个脸孔，脸面上一满是泪水和清涕，嘴巴说不出话，只是张了又合，合了又张，像从水里捞出来扔到沙滩上的鲇鱼的嘴。黑娃说：“你要去寻兆鹏，你寻不着，你死了的话，由儿子接着寻。”高玉凤这时才哇地一声哭出来，随之把儿子抱扶起来。他看见洞孔里嵌着儿子的小脸蛋，叫出了一声“爸爸”。黑娃突然转过身，他不忍心看见那张酷似自己的眉眼，便像一棵被齐根锯断的树干一样栽倒下去。
　　白嘉轩得悉黑娃被囚禁的消息，竟然惊慌失措起来。第二天鸡啼起身，背着褡裢下了白鹿原。佝偻着腰小心翼翼踏上滋水河上的木板桥时，有人认出他是解放后第一任滋水县县长的父亲，恭敬地伸出双手搀扶他过桥。白嘉轩挥动手杖，打开了那双搀扶的手，头也不抬踏上了吱扭作响的独木桥。他走进儿子白孝文的办公室时，扬起脑袋，满脸肃杀，语言端出直入：“我愿意担保黑娃！”白孝文愣怔了一下，又释然笑了。从父亲肩头卸下粗线织成“白记”褡裢，扶着父亲在椅子上坐下，倒下上杯茶。这是他荣任县长以来第一次在县城接待父亲，倍觉欢悦。正月十五县城用传统的焰火放花欢度新中国第一个元宵节的时候，他曾邀请父亲和弟弟以及弟媳们到县城去观赏，结果父亲没来，也禁住了弟弟和弟媳。白嘉轩捏着茶杯又重复一遍：“我今日专意担保黑娃来咧。”白孝文却哈哈一笑：“新政府不瞅人情面子，该判就判，不该判的一个也不冤枉，你说的哪朝哪代的老话呀！”白嘉轩很反感儿子的笑声和轻淡的态度：“黑娃不是跟你一搭起义来吗？容不下他当县长，还不能容他回原上种地务庄稼？”白孝文突地变脸：“爸！你再不敢乱说乱问，你不懂人民政府的新政策。你乱说乱问违反政策。”屋子里干部出出进进，忙忙碌碌向白县长汇报请示。白嘉轩还是忍不住说：“这黑娃学好了。人学好了就该容得。”白孝文对父亲说：“你先到我宿舍歇下，我下班以后再陪你啊爸！”
　　镇压黑娃的集会是白鹿原上乡民现存记忆中最浩大的一次。时间选择在农历二月二龙抬头白鹿镇传统的古会日。消息早在三天之前，就从滋水县人民政府发出，通过刚刚成立的白鹿乡人民政府传达到各个村庄，乡民们迫不及待地掐算着古会会日。遵照县政府的指示，乡政府的几个干部夜以继日奔跑在各个村庄，通知各村的男女老少一律不许自由行动，擅自逛会，要由村干部和民兵队长召集排队前往。村民们从来也没有列队行进过，不是挤成圪塔就是断了序列。胳膊上扎着红袖筒的民兵推推搡搡，把那些扭七趔八站着蹲着的男女推到应该站的位置上去。好多村子还没有置备下红旗，于是仍然把往年给三官庙送香火时用的花边龙旗撑出来，只是撕掉了龙的图形贴上了村庄的名字。会场设在白鹿镇南边与小学校之间的空场上，各个村子的队伍按照灰线划定的区域安顿下来。当一队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押着一个死刑犯登上临时搭成的戏台以后，整个会场便潮涌起来，此前为整顿秩序的一切努力都宣告白费。
　　黑娃在被押到台上的时候，才知道和他一起被处决的还有岳维山和田福贤。他被卸下脚镣，推出那间只有一个洞孔的囚室时，就想到了生之即止。随之又被反缚了胳膊，推上一挂马车，由四个解放军押着半夜里上路。马车驶上白鹿原时，天色微曙，凭感觉，他准确地判断出回到原上了，忍不住说：“能让我躺到我的原上算万幸了！”他站在台口，微微低垂着头，胸脯里憋闷难抑，转地身急嘟嘟地对坐在主席台正中的白孝文说：“我不能跟他俩一路挨枪，【雷评：这一笔好，其阶级本能依然强烈而凛然。】请你把我单独执行，我只求你这一件事！”没有人搭理他。他被押解的战士使劲扭过来。黑娃就深深地低下头去。
　　白孝文县长发表了讲话。四名各界代表人物做了控诉发言。最后由军事法庭宣布了死刑判决和立即执行的命令。
　　白嘉轩一反常态地参加了这个声势浩大的集会。他对这类热闹从来缺乏热情和好奇，宁可丢剥了衣服热汗蒸腾地踩踏轧花机，也不想挤到人窝里去看要猴的卖大力丸的表演，即使是几十年不遇的杀人场合。镇嵩军枪杀纵火犯时，他没有去；田福贤在小学校西围墙外枪崩鹿兆鹏的那回，他也没有去；这回镇压反革命岳维山田福贤和鹿兆娃的集会他参加了。这个重大活动的地点选择在白鹿原的用意十分明显，被镇压的三个罪犯有两个都是原上的人。只有岳维山是个外乡客；主持这场重大活动的白县长也是原上人。白嘉轩尾随在白鹿村队列最后，因为腰背驼得太厉害，行动迟缓赶不上脚步。他背抄着双手走进会场，依然站在队伍后头，远远瞅见高台正中位置就坐的儿子孝文，忽然想起在那个大雪的早晨，发现慢坡地里白鹿精灵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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