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好，兄弟齐心，其利断金！来，干了这杯！可惜范平与范地不在，要不咱们兄弟五个就能好好聚聚了。范安，赶紧给老爷我说说，这次去东边见没见到正主儿，事情谈得咋样了？”

    矮壮男人对两人的表态非常满意，一把抓下方巾露出个大秃顶，带头举起酒杯仰脖灌下。而后用手背摸了摸嘴，眉头一挑，笑脸立马全无，大眼珠子配上大光头，还有满脸的横肉，凶相毕露。

    范永斗，祖籍山西介休，晋商中数得上号的大户，盐茶、木料、粮食、布匹、铁器、钱庄都有涉及，家族产业遍布大江南北。

    从明初开始，范家就在宣府镇与蒙古人做生意，历经七代人，不光创下了很大家业，还与塞外各族建立了很紧密的联系，并博得了不小的好名声，被称为：贾于边城，以信义著。

    刚开始范家是为边军运送军用物资的生意，相对简单，只要按照规定时间和数量，从内地把军粮等物运到边关就可以拿到银钞和盐引。

    到了明代中后期，晋商的好日子到头了。由于白银的大量输入，朝廷调整了盐业政策，从开中法改为折色法。任何商人都可以用白银购买食盐贩运到各地出售，打破了晋商集团的垄断地位，另一个商人集团迅速崛起，徽商。

    徽商虽然起步较晚，在朝中的势力没有晋商牢固，却占据了地理优势，与手工业最发达的苏州、扬州等地同属南直隶，走动起来非常方便，不用像外地商人那样寄附商籍，逐渐在商业竞争中占据了上风。

    面对此种不利局面，晋商不得不另寻出路。也可能是受到了江浙商人走私出海的启发，很快就把眼光从南下逐步转移到了北上，开始和北方游牧民族在正常贸易之外增加了暗中走私禁榷物资的活动。

    从一开始用粮食、铁器换取毛皮山货，慢慢发展到盔甲兵器，甚至还有各类工匠，数量越来越大，种类越来越多，一发而不可收拾。

    至于说同一个蒙古部落为什么会在几个月内连续购买粮食和铁器，还拿出产自辽东的山参、珍珠、金砂做交易品，卖出去的货物都被拿去干什么用了，又是什么人在购买，商人们无不心知肚明。

    可明白归明白，生意该做还得做。正常生意不可能有这么高利润，有些东西不能碰，它是人性最底层的本能，一旦碰了就会上瘾，欲罢不能。

    范家也好、晋商也罢，他们和宁波商人有关系吗？为何陆懋龙要问范家人还在不在呢？要说关系肯定有，范家只是商人，除了商屯的粮食之外本身不生产任何商品，无论粮食布匹还是盔甲武器都要从别的商人手里进货。

    而与蒙古部落交换来的皮毛山货也得卖给其他商人才能获得利润，宁波商人就在其中，且因为钱庄买卖而关系紧密。

    明朝的钱庄除了兑换钱币、发放高利贷之外，还经营着一种不算太稀奇的业务，铸造私钱。拜大明糟糕的金融体系所赐，市面上流通各地宝源局出品的制钱数量很少，难以满足市场流通，私铸铜钱就有了市场。

    像搞走私的商人就需要大量铜钱，于是宁波商人和晋商，准确的说是范、王、田、黄等六家晋商有了很深的合作关系，或者叫凑在一起私铸铜钱。

    其中以屠家为最，杨陆张家也有参与。他们利用走私船和商业网络从全国各地收罗小面额平钱，运回来之后交给范家运到山西私自融化铸造。

    这些私铸的铜钱不再是一文的制钱，而是变成了面值更高的大钱，比如折五、折十。各家再按比例分成，拿到市面上购买货物。一进一出之间，不光把本钱和运输成本都补上了，还能赚不少。

    也正是在这层关系的保证下，当范家提出派船帮忙从海上接一批重要货物时，杨陆张屠四家才一口答应。即便事后知道了重要货物是什么也没表示太多反对，只对一些交易细节提出了更安全的建议。

    从此以后，双方又展开了更加紧密的合作，不光偷运火炮，还把生铁、焦炭、粮食、盐茶、布匹源源不断的通过海船先运往日本，再换船拉到铁山港，以几倍的价格卖给朝鲜人，朝鲜商人是不是拿去出售给女真人，心照不宣呗。

    那为什么不直接拉到女真人控制的港口高价出售，非要经过朝鲜商人再倒一手呢？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女真人虽然占据了辽东镇的大部，其中包括盖州卫、金州卫这样的良港，但只要进入渤海就会面临大明海军巡逻船的严格盘查。一旦被发现装载货物异常直接就会被扣船抓人，提谁都不好用，最近的安全交易港只有铁山。

    自打景阳九年（1613）女真人在京城吃了大败仗，他们与朝鲜人的关系就趋于了微妙状态。双方虽然还在宽甸六堡一带对峙，暗中却开始了眉来眼去，很多货物都是通过朝鲜商人转运到辽东女真控制区的。

    那做为大明商人，背后还有官僚背景，杨陆张屠和参与走私的晋商难道不明白这么做的害处吗？怎么说呢，有可能是真不明白，也有可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有道是一笔写不出两个钱字，在挣钱方面他们向来都是最积极的。做正常买卖肯定没有走私利润高，而走私生意又不是谁都能干的，放着大把银子不赚，有悖人性。

    况且上百年间大家都是这么干的，也没见谁出事。谎言说一千遍就是真理，坏事做一千次也能成为好事。习惯这个玩意吧，做多了就很难改，还会遗传。

    而新政的推广，恰恰又严重损害了官僚资本和晋商集团的利益。正常做生意不是他们的本事，靠政策和权力垄断市场才能挣大钱。

    如果农户们能靠种番麦番薯吃饱饭，士绅们就不太好用土地盘剥了；如果投资工厂获利成了普遍，那官僚资本的特权就会损失殆尽，在商业活动中占不到太多便宜，也就吃不到暴利；如果谁都能驾船出海买卖货物，走私生意马上就得黄黄。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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