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文帝时期，对盐铁经营完全放任自流。

　　元狩五年（前118），桑弘羊等三人提出了一个盐铁官营专卖计划。这个计划提出后，遭到不少人的反对。但是汉武帝态度十分坚决，不理睬反对意见，于元狩六年（前117），下令在全国实行盐铁官营。

　　置均输，行平准。为了增加汉廷的财政收入，打击商贾随意哄抬物价，元鼎二年（前115），任大农丞的桑弘羊试行均输法。所谓均输，是国家通过税收、征购、调集粮食、布帛等基本生活资料，根据市场需求变化组织商品流通的体制。原来汉法规定，各郡国每年要向汉廷进奉一定的贡物，称之为贡献。这些贡物往来运输烦杂，因此在郡国设置均输官，负责将所需贡物及时运往京师，储于大司农供官需；将不需要的物品运到价格较贵的地区出售，所得钱财上缴大司农，既减省郡国运输贡物的负担，又可以增加汉廷财政收入，还调节了各地区之间的需求，是很合算的。

　　桑弘羊还奏请在京师设置平准官，实行“平准”制度。“平准”是与“均输”配套并行的制度，它是国家控制各种商品的销售，平抑物价的制度。“平准”制度是国家实行全面的商业垄断。平准官利用均输官储存起来的物资，根据市场上的物价变化：当某种商品涨价时，就抛售；当某种商品跌价时，就大量购入，以此平抑和稳定物价，调控市场，打击牟取暴利的富商大贾。

　　盐铁官营、均输、平准三大政策，都是汉武帝实行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措施。一方面，打击了商贾的投机，而且解决了政府的财政困难。另一方面，也给人民带来诸多不便。由于官办企业经营管理不善，产品往往质量低劣；均输平准也不一定达到制止物价“腾跃”的目的，“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这正是官商必然出现的弊病。

　　征收算缗，鼓励告缗。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又下令征收算缗钱。这是对工商业者征收的资产税。“缗”，指用绳子串起来的铜钱，1000钱1串，称为1缗。算缗令的颁行，对商人的打击和限制最重，大大增加了商人的负担。许多商人、豪富匿财不报。元狩六年（前117），武帝又下达告缗令，以告发隐瞒资产不报，或者呈报不实者。汉武帝使杨可主持告缗，被告发者一经查实即没收其财物。元鼎三年（前114），汉廷加紧推行告缗令，规定凡能告发隐匿资产及呈报资产不实的，将分给所没收资产的半数以资奖励，一时“杨可告缗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贾，大多数都被告发。于是，汉廷分派官员到各郡国收缴缗钱，没收数以亿计的财物、成千上万的奴婢，以及大量的田宅。告缗令前后实行四年，至元封元年（前110）停止。这是自汉初实行“抑商”政策以来，在经济领域对商人打击最重的一次，使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压抑。

　　上述经济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限制和打击诸侯王、富商大贾的效果，使濒于崩溃的西汉政府的经济得以恢复，为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物质基础，并保证了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还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大土地兼并，使流亡农民以某种方式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其进步作用是应当肯定的。但是，西汉中央集权的经济结构转型，也加速了官僚机构的腐败，其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外交上：汉通西域

　　汉时所称的“西域”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西域包括今新疆地区及中亚、南亚、西亚乃至罗马帝国等地。西汉罗马玻璃器

　　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以西，葱岭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包括我国新疆地区及哈萨克斯坦中东部地区一带。

　　当时通往西域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南道，出玉门关、阳关经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再过葱岭，即可到达大月氏、安息（今伊朗）；一条是北道，出玉门关、阳关经车师前国，西行至疏勤，再过葱岭，即可到达大宛、康居、奄葵（今土库曼）。由于匈奴控制了西域诸国，这两条道路被阻断了。

　　张骞通西域图（敦煌壁画）张骞通西域建元二年（前139），汉武帝从投降过来的匈奴人口中知道匈奴人打败了大月氏，大月氏已从水草丰美的祁连山下西迁了。据说，匈奴单于还把大月氏王的头颅砍下来制成酒器。大月氏十分痛恨匈奴。汉武帝对这个消息极为重视，便想联络大月氏，与其结成同盟，共同对付匈奴。但是大月氏离开敦煌原地后，究竟迁往何处，当时并不清楚。而河西一带又控制在匈奴人手里，西行寻找大月氏必须经过那里。所以，联络大月氏的任务，既艰巨又十分危险，没有人敢承担，武帝只好悬赏招募自愿承担这一任务的使者。

　　建元三年（前138），汉中城固（今陕西汉中）人张骞以郎官身份勇敢应募。武帝很欣赏张骞的胆识，当即给他选派100多名随行人员，还派了一名叫甘父（即堂邑氏之奴，故又名堂邑父）的匈奴人作向导。张骞第一次出使，被匈奴俘获，羁押八年后，他与甘父逃出，到达大月氏，没有达到结盟的目的，但却获得了大量有关西域各国的人文地理知识。

　　张骞历经艰辛回汉后，将西域一些国家的地理、风俗、物产、政治、军事等情况，报告给汉武帝，使汉朝政府对于西域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不仅为以后沟通西域做了初步准备，而且大大激发了汉武帝“拓边”的雄心，发动了一系列抗击匈奴的战争。

　　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奉命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到达乌孙后，一方面派遣副使到大宛（今乌兹别克安集延一带）、康居（今撒马尔罕）、大月氏、安息（今伊朗）、身毒诸国，以加强汉朝和中亚地区的联系，发展贸易往来；一方面说服乌孙昆莫，争取乌孙东迁故地，乌孙虽不肯东迁，但在元封元年（前110）以后终究与汉朝结亲通好。

　　张骞归汉两年后，其副使才陆续归来。这些距汉廷十分遥远的国家，通过汉使知道汉王朝的情况，有的国家就派使节同汉使一起来到长安。武帝出巡时，让各国的使者也跟随前去。这样，他们更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情况，回国后宣传所见所闻。从此以后，西域的许多国家便和中国建立起友好的关系，“通西域”便在这时正式开始了。武帝又继续派出许多使者到西域各国，每年多则十几次，少则五六次。每次多达百余人以至数百人。比较远的如安息、奄蔡、条支（即大食，今伊拉克）诸国，都有中国使者的足迹。

　　汉朝对西域的战争张骞死后，丝绸之路上也时有险阻，尤其是来自匈奴的破坏。姑师和楼兰两国，正当汉通西域的要道。元封三年（前108），武帝派赵破奴和王恢统兵数万，征伐两国，楼兰王被擒，楼兰成为汉朝的藩属；姑师也兵败国破，于征和四年（前89）完全被汉朝征服。从此，通西域的道路畅通无阻。

　　为了驱逐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夺取大宛及其附近的物产，尤其是大宛产的汗血马（这种马速度奇快，奔跑时肩胛处流出红色的汗珠，故名汗血马），当时的方士对武帝灌输求神成仙的思想，说大宛马是“天马”、“神马”。加上武帝也有改良马种的用意，所以汉武帝要不惜一切代价，攻克大宛。

　　太初元年（前104），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进攻大宛，大宛坚决抵抗，经过四年的苦战，汉朝前后发兵十余万，于太初四年（前101）围困了大宛都城，最后，大宛贵族杀死国王投降，献良马数十匹，中等以下的马3000匹，汉军才罢兵回师。

　　汉军相继击破楼兰、姑师和大宛，引起西域极大的震动。尤其征服大宛后，汉朝影响愈益扩大，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相继派人来汉朝朝贡，或以子弟为质子留居汉朝。汉武帝还先后以宗室女细君和解忧嫁给乌孙昆莫，建立了友好的和亲关系。为了使者往还方便，汉廷在敦煌至盐泽（今罗布泊）之间，沿途设置驿站，修筑烽燧亭障，还在轮台（今新疆轮台东）、渠犁（今新疆库尔勒一带）等地屯田，屯田士卒最多达60余万人。汉朝又在那里置使者校尉，以处置汉在西域诸事。

　　汉武帝时期“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张骞通西域后，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包括冶铁、凿井术等，相继在西域得到推广；精美的手工业品，如丝绸和漆器，也传入西域各地。西域的许多物产，如蚕豆、黄瓜、大蒜、胡萝卜、葡萄等植物及骆驼、驴、汗血马等动物，也在此时或以后输入中原。尤其中原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联系的不断加强，对统一的多民族的西汉王朝的形成与发展，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边事上：大力开发

　　汉武帝时期，汉王朝向南方、东南、西南和东北地区开边拓疆，大力开发，成果极其巨大。

　　经略三越我国南方及东南沿海的越人居住区，在秦朝时已被统一并设立了郡县。秦末农民起义爆发时，当地官吏和贵族分别建立了政权。汉初以来，共有三个政权，即东瓯（治所在今浙江温州）、闽越（治所在今福建闽侯县）和南越，合称“三越”。南越由赵佗所建，此前已述，而东瓯和闽越在秦末称东越，占有今浙江和福建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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