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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古代政治,向来是屁股决定脑袋。位置一变,思维也随之产生变化。忽必烈坐上大汗宝位,随着国土的扩大和战争的继续,昔日对于横征暴敛的反感,逐渐为对黄金白银的喜爱所取代。泱泱大元朝,真是太需要钱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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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美女的“主人”——阿合马------------
阿合马,“回回人也,不知其所由进”,《元史》中对他早年叙述不详。从中亚、西亚的史籍研究中发现,此人是花剌子模国费纳客忒人(今塔什干),青年时代依附忽必烈皇后察必的父亲,得以成为皇后斡耳朵下属侍臣。忽必烈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阿合马开始得到重用,“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转运使”,掌管财赋之务。忽必烈以“龙兴之地”开平为上都,任阿合马“同知开平府事,领左右部如故”。
进入忽必烈视野后,阿合马很有一番作为,“兴煽铁冶,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千斤,就铸农器二十万事,易粟输官者凡四万石。”由于敛财收赋干得好,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忽必烈超拜阿合马为中书平章事。又过两年,忽必烈下旨任阿合马以中书平章政事兼领使职,全国财权皆集于他一人之手。
官升得快,阿合马主意也越来越多,他以屎中捡豆的认真劲儿,一会儿上奏改铸金银,一会出主意禁止太原当地人煮盐贩卖得利,苍蝇脸上剥肉,蝴蝶翅上刮粉,很得忽必烈欢心,又以他为“平章尚书省事”。
阿合马并非是一般巧言令色的佞臣,他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众人咸称其能”。此外,阿合马有口辩,常在廷议时与丞相安童等人争论时占尽上风,口舌如簧,滔滔不绝,忽必烈“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无不从”。阿合马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并向忽必烈表示:“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得自择”,忽必烈允诺。这样一来,阿合马把人事大权又抓于己手。
至元九年,元廷并尚书省入中书省,阿合马又被任为中书平章政事。忽必烈1260年设的中书省是当时元朝中央最高的行政机关,中书令由皇太子真金担任,但只是名誉头衔,而左、右丞相之位又常空缺,平章政事实际上就是真正的中书省主管,类似今天的国务总理和首相。元朝的尚书省原先的名字是“国使使司”,类似今天的财政部,忽必烈曾把“中书六部”改为“尚书六部”,正是想突出“财臣”的重要性。阿合马倒是挺“举贤不避亲”,转年,就把儿子忽辛任命为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
由于行事太过擅权,右丞相安童多次向忽必烈进言,皆无效用。阿合马蹬鼻子上脸,又派枢密院的心腹上奏皇帝要以忽辛任“同佥枢密院事”,想让他兼任“国防部长”。枢密院的最高官员是“枢密使”,也是真金太子挂名,所以,如果忽辛得任“同佥枢密院事”,等于阿合马让儿子掌握了元朝的军权,那样一来,忽必烈、真金父子的“家天下”,就会成为阿合马、忽辛父子的“家天下”了。
忽必烈这次没有同意,他把任命予以驳回,因为老皇帝深知阿合马的草包儿子担当不了如此重任,说:“忽辛连贾胡作生意的事情都不清楚,怎能负责机要大事!”(原文是“彼贾胡事犹不知,况可责以机务耶!”不少研究者望文生义或不看原文,以为忽必烈说忽辛是个“贾胡”,纵使“彼贾胡”断句,后面也连不上说不通)。
此后,阿合马有所收敛。随着江南收为元朝所有,阿合马为忽必烈出主意,在南宋旧境行盐钞之法,禁止官员私自买卖药材。为了最大限度征利,他又帮忽必烈设置诸路转运司,征利颇丰。高兴之余,每遇财政问题,忽必烈都会说:“此财务事,其与阿合马议之。”至元十五年,忽必烈对人感慨到:“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兼此三者,乃为称职。阿里海涯、麦术丁等,亦未可为相。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可见,当时在元世祖心中,阿合马名列群臣中的第一。
大权独揽之下,阿合马“益肆贪横,援引奸党郝桢、耿仁,骤升同烈,阴谋交通……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无敢论列。”得知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和右丞燕贴木儿不买自己账,阿合马便奏称这二人擅支钱粮,很快以贪黩罪杀掉二人。
元朝的“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最早是中统年间忽必烈为了方便统治而设立的10个临时机构,当时叫“宣抚司”。行省架构是中书省的“具体而微”,正是中书省向全国的权力延伸,下辖路、府、州、县,近乎封建,权力很大。现在的“省”,正是由当年忽必烈的“行中书省”转变而来。
元廷宿卫中级军校秦长卿深知阿合马奸谋,“慨然上书发其奸”,被阿合马立即下令逮捕入狱,酷刑折磨而死。秦长卿上告信中有两句写得特别好:“现其禁绝异议,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赵高;私蓄逾公家资,觊觎非望,其事似汉董卓”。
纵观阿合马搜刮手段和内容,无外乎以下几点:其一,滥发交钞。忽必烈继位后,所颁定的中统交钞是以丝为本,交钞二两合银一两(银五十两为一锭)。1261年底,发行中统元宝钞,分为十等,以钱为准,一千文钱(一贯)相当于一两交钞。南宋灭亡后,元朝用中统钞倒换南宋的会子、交子,使币制达成统一。1273年以前,中统钞发行量相当有节制,每年不过十万锭。阿合马大权在握后,为了敛财,滥发钞币,自1276年开始,中统钞的币量每年都是大几十万锭,最高达一百九十万锭,如此,势必造成“物重钞轻”,最终使得“公私俱弊”,使元朝经济产生了严重的混乱。其二,阿合马大兴“理算”(又称“打勘”、“拘刷”),以检查清理政府财政收入为名实现敛财目的。其实,反贪反贪,越反越贪;理算理算,越理越乱。理算之法使得元朝各级官吏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最终吃大亏的还是基层官员和平民百姓。其三,阿合马大搞官卖垄断,对银、铁、盐等实行垄断权,又命官府括民铸造农器,使得农器品质相当粗劣又价格昂贵。同时,他巧立名目,增加各种税目,任意提高税金,甚至连死人也要收丧葬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无后来者。
阿合马致怨满天下,竭力排毁汉法以及儒士,使得儒臣与太子真金对他恨之入骨。但是,只要老皇帝忽必烈在位一天,真金太子不敢拿他怎样,最多是“恶其奸恶,未尝少假颜色”。有逸史讲真金太子曾在朝上当面殴打阿合马,似乎不是实情。真金自幼受儒家教育,温良恭俭让,不可能在父皇面前做出如此“失礼”的举动。
对于阿合马被杀的过程,《元史奸臣传》中这样写:十九年三月,世祖(忽必烈)在上都,皇太子(真金)从。有益都千户王着者,素志疾恶,因人心愤怨,密铸大铜锤,自誓愿击阿合马首。会妖僧高和尚,以秘术行军中。无验而归,诈称死,杀其徒,以尸欺众,逃去,人亦莫知。(王)着乃与合谋,以戊寅日,诈称皇太子还都作佛事,结八十余人,夜入京城。旦遣二僧诣中书省,令市斋物,省中疑而讯之,不伏。及午,(王)着又遣崔总管矫传令旨,俾枢密副使张易发兵若干,以是夜会东宫前。(张)易莫察其伪,即令指挥使颜义领兵俱往。(王)着自驰见阿合马,诡言太子将至,令省官悉候于宫前。阿合马遣右司郎中脱欢察儿等数骑出关,北行十余里,遇其众,伪太子者(王着徒众)责以无礼,尽杀之,夺其马,南入健德门。夜二鼓,莫敢何问,至东宫前,其徒皆下马,独伪太子者立马指挥,呼省官至前,责阿合马数语,(王)着即牵去,以所袖铜锤碎其脑,立毙。继呼左丞郝祯至,杀之。囚右丞张惠。枢密院、御史台、留守司官皆遥望,莫测其故。尚书张九思自宫中大呼,以为诈,留守司达鲁花赤博敦,遂持梃前,击立马者坠地,弓矢乱发,众奔溃,多就禽。高和尚等逃去,(王)着挺身请囚。
《元史》的《裕宗传》中也记载:“盗(指王着一伙人)知阿合马所畏惮者,独太子尔,因为伪太子,夜入京城,召而杀之”。种种记载,都讲真金太子与阿合马被杀案无牵涉。但是,“元之旧史,往往详于记善,略于惩恶,是盖当时史臣有所忌讳而不敢直书之尔”。其实,杀阿合马的真正幕后指挥者,肯定是真金太子及其汉人高级幕僚,否则,张易那么一个枢密副使级的高官不会参加此事(虽然《元史》称其是被“矫旨”所骗);王着一个千户,也没那么大能耐熟门熟路计划周详地杀掉当朝宰相。
真金太子之所以下决心杀阿合马,也与这位权臣先前诬杀御史中丞汉人崔斌有关。崔御史曾上章弹劾阿合马,阿合马很恼怒,便公报私仇,把崔斌排挤出中央后,仍然捕风捉影寻个罪名置崔御史于死地,使得太子及其手下诸臣忍无可忍。所以,王着等人挺身而出,杀阿合马事成或不成,均不会真正把真金牵入案中。
大都乱起,中丞也先帖木儿跳上马,“驰奏世祖”。当时忽必烈正驻跸于察察脑儿,距上都不远。听闻自己手下“财神”宠臣阿合马被杀,“闻之震怒”,即日回到上都宫城,下令枢密副使孛罗等人率兵飞奔大都,“讨为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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