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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先排除一个答剌麻八剌,这个人在圣元二十九年已经病死。当然,蒙古人喜幼子,忽必烈嫡子中最幼者那木罕本来很有机会,但这个王子倒霉,先前他拥兵北去与北边诸宗王打仗时,被手下人捆起当成俘虏礼物“卖了”,地位自然陡落。真金太子死后,他的“进取心”又太盛,引起父皇猜忌,自然完全丧失了做皇储的机会。
元世祖后(察必)像由此,真金太子的长子甘麻剌作为嫡长孙,自然是皇位最佳的继承人——这种观点只是汉儒的观点。甘麻剌与铁穆耳皆由真金太子妃伯蓝也怯赤(又名阔阔真)所生,自小由忽必烈皇后察必抚养长大,封晋王,长期在漠北任方面主帅。忽必烈在真金太子死后,并没有特意立“皇太孙”,可他专门为甘麻剌专立设置“内史府”,似乎是倾向把这位孙子当接班人来培养。但是,真金太子妃阔阔真对长子并没多少感情,她更喜欢幼子铁穆耳。铁穆耳文才武略都不错,曾统军平灭北部诸王乞丹的叛乱。忽必烈死前一年,他“受皇太子宝,抚军于北边”。史书上这种记载,非常可疑。忽必烈生前并没有刻意讲明要立哪个孙子为帝,总体上讲更可能倾向于嫡长孙甘麻剌。所以,他似乎不大可能把“皇太子宝”这样有象征性的印玺交给铁穆耳。
元朝皇位继承如此周折,确实与蒙古人立储制度的不完善有关。蒙古“黄金家族”个个如龙似虎,每位大汗(皇帝)死,即使真有遗旨,也不完全以之为凭,还往往要经过“忽里勒台”这种奴隶制“民主”过程才能生效。由于缺乏“制度”,皇族以及关键大臣在新君推立的过程中就尤显重要。此外,忽必烈正后南必的态度,也很关键。忽必烈原来的皇后察必死后,又以南必为皇后。特别是老皇帝晚年,南必颇预政事。但这个女人似乎政治手腕并不高明,人也不是多么有心计,整本《元史》中,她的传记只有短短五十九个字:南必皇后,弘吉剌氏,纳陈孙仙童之女也。至元二十年,纳为皇后,继守正宫。时世祖春秋高,颇预政,相臣常不得见帝,辄因后奏事焉。有子一人,名铁蔑赤。
忽必烈病危时,只有不忽木、伯颜与月鲁那颜三个人侍疾,这样一来,南必在老皇帝死后摄政的可能性就降低到零,因为她无法捏造忽必烈的临终遗旨。丞相完泽也对自己无法受顾命很不高兴,他曾对伯颜和月鲁那颜报怨:“我年纪职位均在不忽木之上,国家面临如此大事而不得预闻,真让人郁闷!”伯颜一句话把完泽噎回去:“假如丞相您识虑与不忽木相当,又何至于把我辈劳累成这个样子!”完泽向“准太后”阔阔真告状,这位姑奶奶大怒,召三人前来质问,因为她本人同婆婆南必一样,心里根本不清楚不知道要死的老公公立自己哪个儿子当皇帝。御史大夫月鲁那颜理直气壮:“臣受顾命,太后但观臣等为之。臣若误国,即日伏诛。宗社大事,非宫中所当预知也。”话说得有理有据,阔阔真“然其言,遂定大策”。这一大策,当然就是立铁穆耳为帝。为此,不忽木、伯颜、月鲁那颜实际上与阔阔真不谋而合。丞相完泽虽因不受顾命而气恼,但他本人是真金太子的老部下,只要真金的儿子为帝,无论立哪个,他肯定百分百支持。所以,立储之事,完全是几个大臣和准太后阔阔真导演,“太皇太后”南必反倒没什么事儿了。
说起这位阔阔真,她所以能成为真金太子妃,还有一出类似传奇戏曲的故事。忽必烈壮年时代外出打猎,途中口渴,发现路旁有一个蒙古包,便与从人下马,进去讨马奶酒喝。帐房内,只有一妙曼女子在整理驼茸。见忽必烈等人入帐,这姑娘不慌不忙,不卑不亢,表示说:“我家有马奶酒,但我父母兄弟却不在家,我一女子不能擅自把东西给你们。”忽必烈听此说深觉有理,转身欲去。姑娘又道:“我一人在家,你们自来自去,好像不太妥当,不如稍等一会儿,我父母就回来。”果然,话音甫落,姑娘父母回家,看见贵人到来,马上端上马奶酒招待忽必烈一行人。豪饮狂吃一顿,一行人离开。忽必烈在马上叹道:“如果能娶这样的女子为媳妇,该多好呀!”日后,太子真金到了结婚年龄,不少贵臣荐女,忽必烈皆摇头不允。一位老臣当日与忽必烈打猎,知道皇上意中所属,私下一番“调查”后,上报说那姑娘仍未嫁人。“世祖(忽必烈)大喜,纳为太子妃。”这位姑娘,正是阔阔真。入宫后,阔阔真深得忽必烈夫妇欢心,孝顺尽心,连察必皇后上厕所用的大便纸,阔阔真都会事先每张以面揉搓,“令柔软以进”,小事积成山,老皇帝夫妇不停称道她是“贤德媳妇”。相比之下,南朝皇帝萧衍与李后主亲自削制厕筹及以面揉便纸,他俩的“孝敬”对象是寺庙的大和尚们,难免显得“形而下”了。此外,真金太子病重时,忽必烈来太子宫探视,见床上有用金丝密织的卧褥床具。忽必烈恼怒,斥责太子说:“我一直以为你本性俭素,怎能用这种奢侈之物!”真金太子重病加惶恐,一时不能辩白。阔阔真忙跪下,大包大揽:“平时太子从不敢用如此贵重之物。现在他病重,怕湿气侵体,才用上这种东西。”为使公公消气,阔阔真命宫人立即撤换掉那床大金褥子。凡此种种,皆说明“这个女人不寻常”。
忽必烈崩逝消息发布后,蒙古诸王皆集上都,就等着开大会确立新皇帝人选了。万事俱备,“宣传”方面还有一点不到位:没有传国玉玺。于是,阔阔真又导演关键一幕:她指派御史中丞崔彧献玉玺。据崔彧自己讲,这块玉玺得自“太师国王”木华黎的一个曾孙世德的老婆处。拿到玉玺后,崔彧自己还假装不识字,遍示群臣,大伙传看,汉臣们立刻大叫:“受命于天,既寿永合,这是传国玉玺啊!”于是,崔彧立刻上交阔阔真。阔阔真又当着众大臣们的面,亲自授与铁穆耳,以示天意人望所归。史书记载中虚透这样一种消息:木华黎的曾孙之一世德是个放荡公子,死时家徒四壁,其妻卖家里东西时,正好把这块宝玺卖给了崔彧。世上哪有如此巧事,思忖一下,凡是稍有点智商的人都会想到,这不过是崔御史在阔阔真指挥下与世德老婆演的一出双簧:崔彧得官,世德老婆得钱,铁穆耳得帝位,皆大欢喜。
铁穆耳高兴了,他大哥甘麻剌甘心吗?对此,《元史》中记载矛盾:玉昔帖木儿传中,记载甘麻剌听从玉昔帖木儿劝告,表示说自己愿意对弟弟“北面事之”;但是,伯颜传中,却讲“诸王有违言,伯颜握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皇太子(铁穆耳)意,辞色俱厉”,可见“诸王”中最敢最有资格表示异议的,肯定是甘麻剌莫属。上有母后,下有重臣,弟弟已经坐在宝座上,甘麻剌也只改叫“干瞪眼”了。那位手握宝剑吓唬诸王的伯颜不是别人,正是忽必烈时代灭宋的主帅伯颜。
此外,据《多桑蒙古史》记载,诸王大会时,阔阔真见大儿子甘麻剌与小儿子铁穆耳争位,就当即表示:“先可汗(忽必烈)遗命,后人能熟知成吉思汗遗训者,即以大位与之。你二人可各言所知,然后由与会诸王定夺。”铁穆耳善词令,“历数其曾祖遗训,语言详晰。”甘麻剌是个结巴,自然在这种“大专辩论会”上露拙,于是与会诸王一致推戴铁穆耳为帝。这种说法,虽有“参考”价值,但可信性不高,因为阔阔真并未摄政过,她不可能在诸王大会上当“主持”。如果主持,也应该由忽必烈正后南必牵头。
“(元)成宗承天下混壹之后,垂拱而治,可谓善于守成者矣。”从史臣的评价看,元成宗铁穆耳,确是一个无大过失又无大功德的守成之主。他统治期间,最大的“坏事”是对“八百媳妇”用兵,最大的“好事”是因海都死亡而导致北部诸王的乱平。二者相抵,功过相当。
“八百媳妇”——南方又一个陷阱元成宗坐稳帝位后,几年无大事。大德四年底(公元1301年),身在云南的行省左丞刘深好利生事,上奏道:“世祖以神武混壹海内,功盖万世。皇帝继位以来,未有武功以彰显神武天资,西南夷有八百媳妇国未奉大元正朔,请允许为臣我为陛下征之。”
铁穆耳(元成宗)像虽然御史中丞董士选等人认为刘深出兵是“以有用之民而取无用之地”,可丞相完泽支持这一建议,元成宗本也想“开边”弄出件大功青史留名,因而“用兵意甚坚”,谁劝也没有用。于是,大德五年正月,元廷发钞近十万锭,作为军费支持用兵。
这“八百媳妇”国,位于今天的泰国清迈与缅甸掸邦一带地区,其土王有妻八百多,各统一寨,所以号称“八百媳妇”。听上去挺美的,八百个妃子比元帝还多,实际上是深山老林蛮荒之地上小土皇上的自娱自乐,想必那些“媳妇”们个个手脚粗大,绝非貌美如花。
刘深率大兵自云南出发,“取道顺元,远冒烟瘴,未战,士卒死者已十七八。”顺元即今天的贵州贵阳,元军数万,连“八百媳妇”黑牙都没见着一个,已经因疾疫和行军危路摔死等原因死掉百分之七八十。同时,刘深又驱民夫负粮食辎重辗转于西南热带丛林,“死者亦数十万人”,一时间中外骚然。不仅如此,刘深又威令水西(今黔西)土司之妻蛇节出马三千、银三千助军。蛇节惜钱,就与云南当地另外一个土司宋隆济联手,起兵反抗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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