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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一下子“冷了弟兄们的心”,北边诸王闻知后心生隔阂,极不满意顺帝朝廷对阿鲁辉帖木儿的处决方式,开始离心离德,日后基本上是对大都元廷不援手。
再说大都内政。脱脱被贬死后,汪家奴任右丞相,此人多病,两个月后即由康里定住接任。他当了两年多,元顺定任搠思监为右丞相,以汉人贺惟一(蒙古太平)为左丞相。此前,太不花当过几十天的“右丞相”,但只是虚衔,因为当时太不花在山东统兵正与红巾军干仗。
太不花本人出身弘吉剌氏,“世为外戚,官最贵显”,以世胄入官。他最早入京大用,还多亏汉人贺惟一推荐。后来,由于脱脱误会贺惟一,太不花党附脱脱,一直想谋害贺惟一。脱脱被贬后,元廷把山东、河北两地的军政大权均交予太不花。
统军在外,太不花感觉上来,“骄傲不遵朝廷命旨”,纵兵剽掠。不久,元廷调他去湖广行省,节制当地诸军捕讨各地水贼。听说贺惟一再任中书左丞相的消息,太不花意不能平,对属下说:“我不负朝廷,朝廷负我矣。太平(贺惟一)乃汉人,今复居中用事,安受逸乐,我反而在外辗转受累捱辛苦!”由此,元兵数次有全歼当地红巾军的机会,太不花均在关键时刻以“养锐”为名下令退兵,其实是“养寇”自重。
刘福通进攻汴梁,太不花仍旧逗留不救,元顺帝深恶之。待红巾军全占山东,顺帝无奈,下诏任太不花为右丞相,让他统兵进攻山东。渡黄河以后,太不花借口粮饷不继,上书朝廷要元廷派贺惟一亲自督粮送至军中,实则想趁机杀掉贺惟一。
贺惟一获悉其内情,先向顺帝告状,下诏削夺了太不花一切官爵,流于盖州安置。刚当了两个月右丞相,忽然接到流放通知,太不花如雷贯顶,跑到保定去见昔日手下刘哈剌不花。刘哈剌不花武人,大张宴饮,慷慨言道:“丞相您乃国家柱石,我要亲自入京为您辩冤。”
老刘说到做到,转天就入京,先见到了左丞相贺惟一,把自己来意相告。贺惟一吓唬他说:“太不花大逆不道,圣上震怒,你要敢妄言,小心自己脑袋!”听此言,老刘大惧。贺惟一忖度太不花藏在老刘军营里,便低声说:“你能把太不花押来大都,我马上让你面君,必得大功。”于是,贺惟一引老刘入见顺帝,“赐赉良渥”。老刘又见皇帝又得赏,恨不能管贺惟一叫亲爹,早把前日对老上司太不花的“忠勇”抛到九霄云外。
他回到保定,立命兵士把太不花父子捆上押送大都。不久,接到贺惟一的秘信,老刘又派一名校官快马赶上,大铁骨朵一抡一个,把太不花父子活活砸死。
贺惟一杀太不花,朝廷政治斗争而已,说不上谁好谁坏。贺惟一本人,其实还真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其祖父贺仁杰、其父贺胜皆是元朝有功之人,他少年时代还曾从师于大名鼎鼎的赵孟。脱脱修三史(《辽史》、《金史》、《宋史》),真正的总裁官实际上就是贺惟一。至正六年,元廷拜其为御史大夫。元朝有祖制:台臣这样的显赫官职“非国姓不以授”,必须由蒙古人才能做。为此,顺帝下诏,赐其名为“蒙古太平”,所以,翻阅元朝史书,凡是顺帝时期涉及政事的有“太平”二字的,讲的其实就是汉人贺惟一。朵而只当右丞相时,贺惟一就当过左丞相,那是至正六年的事情。后来,脱脱得而复相,贺惟一居功很多。但脱脱听信人言,以为贺惟一与自己不一心,乘间把他搞下台,贬还于家。至正十五年,贺惟一被元廷复起为江浙左丞相,不久改派江淮南行省,驻军汝宁,后又除辽阳行省左丞相。贺惟一在地方任上处置得法,政绩颇多。两年后,他又被调入大都为中书左丞相。时为右丞相的是大奸臣搠思监,其家人印制伪钞被抓,刑部本想连同主谋搠思监一起抓了,还是贺惟一厚道,说:“堂堂宰相怎能干这种事,四海闻之,大损国体!”即使搠思监因伪钞事被劾罢相,贺惟一还分自己的俸禄给他,可谓仁至义尽。
后来,奇氏皇后想与儿子迫使元顺帝“内禅”,很想找贺惟一帮手,就遣亲信太监朴不花(也是高丽人)去告知贺惟一。贺惟一“不答”。奇氏又把贺惟一请入宫中,亲自请他喝酒言及此事,贺惟一“依违而已”,不明确表态。加上别的一些小事,皇太子与奇氏皇后怀疑贺惟一泄密,便开始有意害他,数次在顺帝前说贺惟一。
老贺深知宫廷凶险,就称疾辞官,顺帝拜其为太傅,让他归居奉元(今西安)。行至半路,顺帝又想让他重返京师为官,皇太子怕事泄,派御史弹劾他“违上命”,下诏贬往陕西之西。先前得过贺惟一恩典的搠思监落井下石,诬奏罪名,把贺惟一贬往西藏安置,不久又派人逼其自杀。所以,大都元廷内为数不多的“正人”至此就差不多没有了。劣币驱逐良币,这一理论在宫廷政治中也很适用。
贺惟一的儿子也先忽都,“少好学,有俊才”,曾任“知枢密院事”,受老父牵连,也被外贬。日后,搠思监希皇太子意旨,构成大狱,把也先忽都牵连入老的沙谋反案之中,把他杖死在贬所。
这位干尽坏事的中书右丞相搠思监,乃蒙古功臣野先不花之孙,“早岁,性宽厚,简言语,人皆以远大之器期之”。他青年时代在地方任官时,“通达政治,威惠甚着”。至正四年,搠思监得拜为中书参知政事,不久就升右丞,开始在中央机关任事。在管理宗人府时,“宗王国人咸称其明果”。脱脱平徐州,他也随行立有战功。至正十四年,奉命进讨淮南红巾军,搠思监身先士卒,指挥战斗中,“面中流矢不为动”。拜见顺帝,“帝见其面有箭疾,深叹悯焉”,很快就下诏拜其为中书左丞相,一年后,又进中书右丞相。
搠思监当了首相之后,“是时天下多故,日已甚,外则军旅繁兴,疆宇日蹙;内则帑藏空虚,用度不给”,如此危急情势下,这位爷一改昔日忠勇为国之态,“公受贿赂,贪声着闻”,还暗中派人私印钞票。可见,权力对人的腐蚀有多么巨大。
由于元顺帝厌政,天天造楼纵欲,政事皆为搠思监和太监朴不花所把持。朴不花是高丽人,是奇氏皇后的老乡,“皇后爱幸之,情意甚胶固”,累廷官至资正院使,主管皇后的财赋大事。他与搠思监相为表里,“四方警报、将臣功状,皆抑而不闻,内外解体。然根株盘固,气焰熏灼,内外百官趋附者十之有九”。元朝一直没有宦官擅权者,此时倒出了这么一位高丽公公,“为国大蠹”。
在这种情况下,元顺帝的母舅、十“倚纳”之一的老的沙就想趁机排挤朴不花。老的沙本人当然不是什么好人,他排挤朴不花不过是想遏制皇后、皇太子一系在朝中的势力。老的沙当时的官职是御史大夫,他不出面,撺掇两个汉人陈祖仁和李国凤上书弹劾。这两个汉官也是出于义愤,不停劾奏朴不花。陈祖仁上书说:“二人(朴不花与搠思监)乱阶祸本,今不芟除,后必不利。汉、唐季世,其祸皆起此辈,而权臣、籓镇乘之。故千寻之木,吞舟之鱼,其腐败必由于内,陛下诚思之,可为寒心。臣愿俯从台谏之言,将二人特加摈斥,不令以辞退为名,成其奸计。海内皆知陛下信赏必罚,自此二人始,将士孰不效力,寇贼亦皆丧胆,天下可全,而有以还祖宗之旧。若优柔不断,彼恶日盈,将不可制。臣宁饿死于家,誓不与同朝,牵联及祸。”
李国凤向皇太子上书,指斥其罪行:“(朴)不花骄恣无上,招权纳赂,奔竞之徒,皆出其门,骎骎有赵高、张让、田令孜之风,渐不可长,众人所共知之,独主上与殿下未之知耳。自古宦者,近君亲上,使少得志,未有不为国家祸者。望殿下思履霜坚冰之戒,早赐奏闻,投之西夷,以快众心,则纪纲可振。纪纲振,则天下之公论为可畏,法度为不可犯,政治修而百废举矣。”
顺帝知道此事后,大怒,他不是怒朴不花和搠思监,而是怒两个上书的汉官,立刻下诏把两人外贬。皇太子、皇后奇氏日夜在顺帝面前哭泣,说真正的幕后指使人是老的沙,讲他居心不良,想离间帝后与皇太子之间的感情。元顺帝耳朵虽软,对与自己多年来一直大被同眠的母舅下不去手,就封他为雍王,把他打发出大都。
结果,老的沙到达大同就留于军阀孛罗帖木儿军中。由此,又引发起一轮轩然大波。
元末大乱,地方军阀势力乘间而起。地方武装的兴起,一般来讲是一个王朝走向衰落的最明显标志。这些人相争之初,还要从孛罗帖木儿的父亲答失八部鲁与察罕铁木儿讲起。
答失八都鲁是正宗的蒙古贵族,出身“一等人”。察罕铁木儿属于“色目人”,族属方面,他或许是畏兀儿人,或许是党项人之后,“布衣”出身,元末大乱时纠集乡兵而成气候。答失八都鲁在河南与刘福通红巾军作战,屡战屡北。而察罕铁木儿自关陕直插河南,继之横扫河北、山西,所领“乡勇”凶悍无敌,屡战屡胜。
答失八都鲁败军之际,被刘福通施反间计,元廷不断派使谴责、督促,他忧愤成疾,一夕而卒。其子孛罗帖木儿继统其军,进驻大同,很快就因地盘之争与察罕铁木儿火拼。元廷的“正规军”与比“正规军”还厉害的“杂牌军”打得你死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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