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人心思乱，沿海贼民纷纷入海，“倭寇”大起。所谓“倭寇”，其实真倭只有十分之二三，中国人占绝大多数，其间也有不少葡萄牙人。对此，笔者会在下篇专门讲平倭的章节中详细叙述。

　　可以肯定的是，葡萄牙人绝对是最早煽诱“倭寇”的主凶，他们流窜到哪里，哪里就会冒出“倭寇”。在浙江、福建受挫后，葡萄牙人只能窜至广东谋求“发展”。这些贼人，沿海乱泊乱窜，杀人放火强奸的同时，掳掠平民，可谓是坏事作绝，所以当地人称他们为“番鬼”（现在广东人仍称洋人为“鬼佬”）。

　　掩人耳目费心机——窃据澳门的“佛郎机”澳门，在明朝时称为“壕境”，有时也作“濠境”，其实原名是“蚝境”。大家都知道“生蚝”是壮阳美味，“蚝镜”本指蚝壳一处滑润部分，因其平滑如镜，称为“蚝镜”。而壕镜澳，正是因为当地地形似“蚝镜”而得名，明人有时也称之为“香山澳”。

　　此地之所以又被称作“澳门”，是因为，“澳者，泊口也”，此澳有南台北台，“台者，山也”，两山相对，峙立如门，所以称为“澳门”。但是，澳门英译为“Macao”，葡译为“Macan”，白话为“马交”（音为“马考”），这又是如何而来呢。原来，葡萄牙人初入澳门，见有大庙，当地人称“妈阁”，即妈祖庙。“妈阁”一词由“娘妈角”庙转音而成，葡人本来是问地名，当地人以为是问庙名，便以白话答说是“妈阁”，葡人就认定此地叫“Macan”。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有一伙葡萄牙人在澳门靠泊，佯称是外国贡使，由于海水打湿上贡物品，希望当地官员允许他们上岸晾晒。当时在澳门有话事权的是明朝海道副使汪柏，他收受异宝贿银后，就答应了这些人的请求。

　　由此，葡萄牙人在此上岸，先是搭帆布帐篷，逐渐得寸进尺，运砖搬瓦，聚屋成落，慢慢扩大规模。临时帐篷，逐渐成为永久居所。

　　其实，当时汪柏正是奉命剿海贼驻军于附近，他明明知道这伙人就是朝廷最最痛恨的“佛郎机”，但受人钱财要办事，便告诫他们千万别称自己是“佛郎机”。

　　只要有利可图，自己称作“大狗鸡”也可以，葡萄牙人当然一口应承，当时他们真的还挺低调。

　　不久，这些贼洋人又把中国人同伙何亚八一伙人出卖，向明军通风报信，使得汪柏一举镇压了何亚八海盗组织。为此，汪柏更觉自己离间分化得计，下令完全允许葡萄牙人留住当地。

　　另外一方面，这些葡国人能进献嘉靖帝拜道所用的龙涎香，平时还按照规矩缴纳税银，皆使明朝地方当局认定他们“有用”。特别该道的，葡人个个都是行贿高手，洋烟洋酒洋美人加上海外奇珍异宝不停往当地官员衙门里送，明朝地方官员们不能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得便宜卖乖，从十六世纪的葡萄牙人平托开始，一直到十八世纪的冯秉正（peredemailla）等人，均牛逼说澳门是中国政府为了奖励葡萄牙人帮助驱除海盗而送给葡萄牙人的。后来，居心叵测的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应该叫藤田王八才好），假装研究钩沉一番，宣布说确实葡萄牙人帮助中国政府镇压了“张四老”海盗。但是，遍查中国史籍，根本没有“张四老”这个人。瑞典的龙思泰（Ljungstedt）更可笑，他“考证”说“张四老”就是郑芝龙，完全驴唇不对马嘴，年代和人名完全搞混。

　　但是，所谓的葡萄牙人帮助打海盗，也非捕风捉影。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拓林澳一带的明军水兵兵变，威胁到广州城的安全。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丑表功，主动请缨，向明政府地方官员要求派他们当“先锋”，攻打叛卒。当时在两广当总兵的是名将俞大猷，他以招抚为名，出其不意，很快就把水兵叛乱镇压下去。也甭说，葡萄牙人落井下石。明军对虎门附近三门海上停泊的九艘叛兵船发动攻击，葡人商船一旁发炮“声援”，摇旗呐喊，起到了“吓唬”作用，事后，他们大肆张扬，向俞大猷“报功”。

　　俞大猷事前，为了纠集各方力量平叛，答应过“功成重赏其夷目”，但绝非是官方宣布，而是私下允诺对澳门的葡萄牙商船主要头目一年内免予抽税。葡人自恃有功，不仅头目不交税，阿猫阿狗都不交税，最后激恼了当地的海道副使莫吉亨，把澳门出入海路堵截，不让船只出入。

　　见捅出大漏子，葡人又不敢和明军真干，只能服软，自愿输税，倍于从前。

　　俞大猷方面，其实早就把澳门葡萄牙人视为眼中钉。同时，他对地方官姑息葡萄牙人盖屋成村占据一方的做法十分反感，已经准备集兵驱除，但不久他受明廷中有人陷害失官，此举未果。

　　葡萄牙人想趁热打铁，以协剿有功为名，派使臣想去北京。这次他们自称是“蒲丽都家”国（葡萄牙音译），说是已经“兼并”了满剌加，现在代替满剌加入贡。

　　明朝人从未听说过“蒲丽都家”这个国家，葡萄牙人又无印之勘合，所以，他们连广州布政司官员这一关都没过。明朝官员识穿了他们就是“喜则人，怒则兽”的佛郎机人，坚拒他们入贡。

　　舔了半天，葡萄牙人连当孙子入贡天朝的资格也没得到，悻悻而返。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海上后起之秀荷兰有二百多人分乘两艘兵舰突然出现在澳门海面，狗咬狗一样与葡萄牙人干了一仗，却失败逃走。荷兰海军司令（NanWaerwijk）大怒，率一只大型舰队来攻，结果遭遇台风，被刮到了澎湖。刚喘口气，忽然发现明军数十艘从福建方向驶来的巨舰，荷兰人吓得慌忙逃跑。

　　经此一役，澳门葡萄牙人找到了借口，以防御荷兰人为名，开始在当地兴筑炮台和垣墙等工事。当地中国人愤怒，民众自发而起，先把耶稣会士修建的堡垒付之一炬，并相传“佛郎机人”要造反谋逆。

　　葡萄牙人吓坏了，立刻派人携重宝到广州向当地官员道歉，声称葡商良民大大的，绝无造反之事，这事才得缓息。

　　由于从万历二十六年到万历三十八年一直做两广总督的大贪官戴耀一直对葡萄牙人姑息纵容，使澳门的葡人趁机发展，窃据已成事实。后来，张鸣同继任后，仍旧姑息。他主要是吓唬葡萄牙人不要引进倭寇入广东，违者严办。他还威胁说，葡人如果再掳掠人口贩卖，将被赶出澳门。毕竟葡人经商已获巨利，就大有收敛。

　　但到了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之后，葡萄牙人钻明朝《海道禁约》条文的空子，以修缮“旧建筑”为名，大兴炮台，葡萄牙头目卡拉斯科还在中央高地的三巴炮台建立“总署”，俨然治外一国。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始，东北满洲努尔哈赤崛起，辽东陷落，明廷的注意力转向。大臣徐光启本人是天主教徒，主张铸造大炮，并派人来澳门向葡萄牙“教门兄弟”购买大炮。

　　天启初年，明朝人又想“以夷攻虏”，在澳门招募二十四名葡萄牙人雇佣军，准备派他们携大炮往东北帮助打满洲人。可笑的是，这些“老爷兵”每人还配备两名中国仆人伺候。

　　他们行至半路，刚刚走到南昌，因朝廷内部多有官员反对用这些“夷人”打仗，这些家伙又被原道遣回，但他们平空骗取了三万四千两白银的“工资”。明朝广州地方政府也好玩，责令澳门的葡萄牙商人分摊这些开支。

　　彼时的葡人还慑于大明之威，只得吃下哑巴亏。毕竟听从明廷使唤，又派人遣物，中国官员至此就不大防备这些葡人，使得他们加紧了在澳门的“经营”。

　　从1580年起，葡萄牙本国国内已经衰落不堪，沦为西班牙附庸，被人牵着加入与荷兰、英国等国的恶斗，民疲财耗，许多海外殖民地被他国所夺。所以，母国疲弱，澳门的葡人也无底气。他们占据澳门，也就低调许多，对于当地只是窃据而已，没敢再挑出大事端来。

　　时光流逝，一去就是几百年。葡国蛋挞，不知是否在那个时候为国人的口味所接受。

　　零柒2明朝沿海“倭乱”始末――倭刀狂徒们的覆灭2006年初，各媒体均从不同角度报道了这样一个算不上热点的非娱乐消息：安徽歙县，有日本人出资，为明朝倭寇头子王直修建墓园。坟墓建好后，浙江丽水学院和南京师大两名青年教师愤然砸碑。据当地政府称，他们本来要以“历史”搭台，“经济”唱戏，想把王直墓园搞成个旅游点，故而与“日本友人”协商，邀请身在日本的明朝大汉奸王直后裔来歙县立碑修墓。

　　消息传出，舆论为之小“哗然”了一把。支持砸墓的人自然从民族大义出发，他们忿忿不平地认为：如果王直这样的卖国贼都都允许修墓的话，汪精卫等人更有理由重建坟茔（按他的“级别”，都可以建“陵”了）；反对砸碑者自然是不少自诩为“爱仇人”的假世界主义者，认定砸碑义举是“愤青”的“作秀”。

　　无论如何，日本人为中国明朝的一个民族败类修碑，并得到当地官员的大力“支持”，这在我们不少人历史观本来就混淆争执的时候，尤其刺激国人的神经。

　　但是，包括南京的一个律师和所谓民间历史协会的会长，皆从“法律”和“历史”角度指责二位中国义士砸碑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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