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围解之后，崇祯帝大加感慨，特意在北京平台召见秦良玉，优诏褒美，赏赐彩帛美酒，并赋诗四首以彰其功：学就西川八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

　　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

　　蜀锦征袍手制成，桃花马上请长缨。

　　世间不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

　　露宿风餐誓不辞，饮将鲜血代胭脂。

　　凯歌马上清平曲，不是昭君出塞时。

　　凭将箕帚扫虏胡，一派欢声动地呼。

　　试看他年麟阁上，丹青先画美人图。

　　观崇祯皇帝有生之年，享国日浅，遭逢多难，很少有闲情逸志吟诗作赋，除赠秦良玉诗外，仅有赠杨嗣昌的五绝诗传世。

　　迢迢西南边陲一位女土司，竟能得到大明皇帝面见赐诗，秦良玉当属古往今来第一人。

　　抗贼御寇保家乡——与张献忠贼军的血战满洲军出塞后，秦良玉率石柱兵回家乡。由于当时流贼张献忠、罗汝才等九路人马自湖广进攻四川，明廷诏令秦良玉不用再出兵援剿，“专办蜀贼”，负责守御川地。

　　崇祯七年（1634年），张献忠贼军破夔州（今重庆奉节），进围太平，秦良玉提兵赶至，贼寇慑于秦良玉及其手下“白杆兵”威名，仓皇逃走，川东大定。

　　崇祯十三年（1640年），罗汝才贼部进入巫山，为秦良玉阻遏。于是，这位绰号“曹操”的黠贼突然进攻夔州，又被秦良玉率兵击走。

　　不久，秦良玉率兵在马家寨邀击贼军，杀其骁将“东山虎”，斩首六百余级。然后，秦良玉乘胜，与明军在谭家坪、仙寺岭连败贼寇，夺得罗汝才主帅大纛，并生擒其副手“塌天”。

　　数役下来，秦良玉部斩贼兵近万，获甲仗马骡无算，贼尸横陈遍山谷。

　　罗汝才率残部遁走大宁（今重庆巫溪），与张献忠在巫巴山区合军后，贼势复炽，逾过巴雳河（今重庆巫山县双龙镇大宁河），拼死攻击秦良玉侄子等人统领的石柱兵。接着，贼兵四处扎营，严重威胁到川地大部分地区。

　　明朝湖广襄阳督帅杨嗣昌本人乃湖广人（今湖南常德），他的初始战略就是想尽驱张献忠等部贼军入川。这位杨督帅的如意算盘是：以蜀地险远，极边之地乃松潘蛮部，贼兵入蜀后，蜀地官军守则守之，不能守自可弃涪州、万州、雅州、松州大部分地区，诱敌深入。然后，陕西官军断栈道，临白水制敌；云南官军屯曲靖，扼守白石江。而他杨督帅本人则可率明军主力掩击贼军，把他们驰至松潘诸蛮部落的地盘，听任当地土人剿杀。

　　杨嗣昌此计，即愚昧又阴险。愚昧的是，他纸上谈兵，以为川地崎岖险峻，必能困住贼军；阴险的是，他驱张献忠等贼部入四川，自己没有丧地的责任，四川巡抚是邵捷春，丢地丧兵，责任皆由他负。杨嗣昌本人自可坐观成败，时刻准备去摘熟落的“桃子”。

　　由于耽心四川当地官军扼守险隘会导致张献忠急红眼反扑湖广，杨嗣昌又使阴招，依仗自己的威权，把大批蜀地精兵调出，只留二万弱疲士卒给川抚邵捷春守重庆。

　　秦良玉一心为国，率三万石柱精兵抵至夔州。邵捷春令她把部分士兵移近重庆，与附近守将张令相倚为声援。不久，劭捷春抽调一万五千石柱兵，进入重庆与官军共同把守坚城。秦良玉深知邵捷春之策甚愚，但她又不敢违背命令，就对路过自己军营的绵州知州陆逊之表示：“邵公不知兵，其移我部兵自近，而派张令守黄泥洼一带，甚失地利。贼军盘踞归、巫众山之巅，俯瞰吾军营垒。倘若他们自上而下，乘势使气攻击官军，张令部必败。张令一败，次必及我部军。我部军一败，谁又能救重庆之急？”

　　陆逊之大惊，问策之所出。

　　秦良玉言：“邵公此时，绝不能坐防坚城，应先发制人，与贼军争山夺险。”

　　陆逊之立即把消息转告给邵捷春。邵巡抚倒是知错就改。可惜晚了一步。张献忠贼军于十月五日在土地岭（今重庆奉节草堂镇）率先向窝里斗的明朝官军发动进攻，一天内即杀明军五千多人。

　　次日，张献忠手下白袍小将张玉儿当阵射杀号称“神弩将”的明军老将张令，乘胜把明军杀得一败涂地。不仅张令一军尽覆，秦良玉手下三万多“白杆兵”也全军覆没，致使最后秦良玉仅单骑逃返重庆，遭遇其平生未有之惨败。

　　此役过后，杨嗣昌围来贼军于川地的“圆盘战略”完全破产，川鄂交界地带三十二隘口尽陷于贼，蜀中大乱。

　　损失如此惨重，秦良玉并未灰心丧气，她对川抚邵捷春说：“事态危急，可以尽发溪峒兵卒，人数可达三万，我本人出资出粮可供饷其中的一万人，朝廷供饷另外一万人。如果布置妥当，应该还能与贼寇周旋。”

　　邵捷春低头，良久不言。时势至此，这位文人守抚已全然死心。从他自己角度考虑问题，丧兵失地不说，官仓中已无粮养兵，而溪峒兵卒又属土蛮，反复不测，如果这些人再趁乱闹兵变，他邵捷春三族不保。饱读史书的他，自然知道元末“官军”中纪律最坏的就是杨完者所带领的“苗兵”，他们那些蛮兵不仅剿贼无力，平时对百姓比寇贼还要凶恶淫毒。所以，溪峒兵卒，难保他们不像“苗兵”那样。

　　读书多，顾虑就多。顾虑多，定议就少。

　　劭捷春最终婉言拒绝秦良玉提出的计划。

　　秦良玉叹息而归。其计不用，自然全川溃烂不可收拾。

　　张献忠贼人蹂躏各处，杀人无算，四川广大地区人民陷入了地狱般的苦难。而邵捷春本人，自然难逃罪责，不久被逮入诏狱，仰药自杀（与陷害他的杨嗣昌一个死法）。

　　三年多后，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上吊自杀。消息传来，深受明恩的秦良玉服孝痛哭，几次昏绝，哀动左右。

　　张献忠流贼，此时尽陷楚地，又向四川杀来。秦良玉向当时的四川巡抚陈士奇呈献《全蜀形势图》，希望官军能增兵坚守蜀地十三处险隘。陈士奇不予采纳。秦良玉不死心，又推心泣血地向四川巡按刘之勃建议，刘巡按倒是同意她的计策，但他本人手中无兵可发。

　　张献忠巨贼数十万长驱直犯夔州。秦良玉驰援，由于众寡太悬殊，兵败而去。她的失败，标志着蜀地的沦陷。

　　张献忠相继攻克万县、重庆、成都，并在当年年底称帝，建立“大西”伪政权。

　　张献忠占领蜀地，只有遵义、黎州及秦良玉的石柱地区未归于“大西”。慑于秦良玉威名，张献忠部无一兵一将敢于入犯石柱。投降张献忠的明朝官员屁颠颠向各地土司送去伪政权印信，各地土司大多畏惧接受。秦良玉接到印信，马上当众毁之，慷慨言道：“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孱妇蒙国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地步，怎能以残余之年以事逆贼！石柱一地有敢从贼者，族诛之！”

　　不久，又有噩耗传来，秦良玉独子马祥麟先前被明廷征调到湖广御敌，战死于襄阳。死前，他给母亲写信：“儿誓与襄阳共存亡，愿大人勿以儿安危为念！”

　　见儿子绝笔血书，秦良玉泪下如雨，心如刀割，但她乃大义妇人，提笔在信纸上写道：“好！好！真吾儿！”

　　秦氏、马氏二族，可称上是二门忠烈，数年之间，死于国事者甚众。

　　满清占据北京后，残余的南明政权相继有弘光、隆武、永历数帝，秦良玉皆与之保持联系。但山长水远，秦良玉本人年逾古稀，不可能再有较大作为。

　　1648年，在西南颠沛流离的南明永历帝派人加秦良玉太子太傅，授“四川招讨使”。久卧病床的一代女豪杰，闻之瞿然而起，拜伏受诏，感泣道：“老妇人朽骨余生，实先皇帝（崇祯）恩赐，定当负弩前驱，以报皇恩！”

　　可惜的是，几日之后，秦良玉就因病重抱恨而终。其孙马万年把奶奶葬于回龙山，墓碑题文可彰示这位女中丈夫不屈的民族气节和赫赫功勋：明上柱国光禄大夫镇守四川等处地方提督汉土官兵总兵官持镇东将军印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太子太保忠贞侯贞素秦太君墓可叹的是，如此忠贞女豪杰，文革中墓地也不能幸免，被“红卫兵”砸墓挖棺，干出如此令人发指之事。而这些革命小将的毁墓原因，无外乎两点：其一，秦良玉是“土司婆娘”，出身“反动”；其二，她胆敢抵抗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十恶不赦。

　　“土司”婆娘自不必说，生活时代无法选择。而张献忠狂贼的军队，绝非“人民”的队伍，他几乎把川人杀绝、吃绝。对于他的种种暴行，“文革”中的“御用”史家也不敢隐讳，指称他在“反击地主阶级疯狂反扑”之余，“枉杀”了一些普通民众。其实，张献忠所杀的人绝对不止是“一些”，他也不是“枉杀”，而是故意屠杀了上百万的四川人民，这位巨寇，才真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大刽子手！”

　　道德标准，因时代嬗变总会有所不同。但忠孝义三个字，亘久长新。

　　秦良玉一汉族妇女，数十年在地区自治间安乡护土，心向中央政府，忠贞不贰，破家为国，数赴国难，最终为大明铮铮直臣，至死不叛国，不降清，大义凛然。这样的奇女子，连封建文人也叹息称绝，题咏连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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