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中介义悲猿鹤，海上输忠啳凤麟。

　　至竟雨华埋骨地，方家弱弟可同伦。

　　无论是秦良玉，还是夏完淳，在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动荡年代，他们皆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儒”与“侠”的最完美结合。所谓儒，即是全力体现舍身成仁、杀身取义的价值观；所谓侠，并非是金庸大师笔下飞檐走壁喷云吐雾能打掌心雷的“侠客”，而是那种能够牺牲自己生命并明知不可为之事而一定要去行动的侠义。

　　这种飞蛾扑火的行为，对于现在的“世界主义者”和笃信“泛爱”论的信徒们来讲，肯定会被讥笑为迂阔和不识时务。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精神价值内核，正是这些妇人孺子的抵抗和不屈所由在。这才是真的道德，真的英雄！

　　世事多变，有时让人瞠目结舌。在对微渺传说和神话进行“宏大解构”的同时，不少人纷纷为历史负面人物翻案，不仅慈禧变成了忧国忧民的老太太，秦桧和洪承畴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远见卓识者，吴三桂更在电视剧中变成了有情有义的铮铮汉子，而一直在海外保存汉文明衣冠礼乐的郑氏家族成员，却沦为阻挡“历史车轮”的“小丑”——何其荒唐也！这种大是大非的混淆，如此黑白忠奸的颠倒，思想觉悟方面远远不如“我大清”的乾隆帝。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底，在诏令国史馆修编《明季贰臣传》时，这位老爷子已经明白无误地把对“我大清”有赫赫功勋的洪承畴、祖大寿、冯铨等一批人打入另册，其意在于“崇奖忠贞”，“风励臣节”：……因思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如洪承略以经略丧师，俘擒投顺；祖大寿以镇将惧祸，带城来投。及定鼎时，若冯铨、王铎、宋权、谢升、金之俊、党崇雅等，在明（朝）俱曾跻显秩，入本朝（清朝）仍忝为阁臣。至若天戈所指，解甲乞降，如左梦庚、田雄等，不可胜数。（当时）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今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明朝）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幸生，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他们）即或稍有片长足录，其瑕疵自不能掩。若既降复叛之李建泰、金声桓，及降附后潜肆诋毁之钱谦益辈，尤反侧佥邪，更不足比于人类矣……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后人，原（宥）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即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此实乃朕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

　　在痛诋“贰臣”们的同时，乾隆帝对于清朝开国之初那些与其祖先驰马援弓、浴血死战的明臣明将，如史可法、刘宗周、孙承宗、卢象升等人，大加赞诩，表扬这些人“遭际时艰，临危受命”，均可称为“一代完人”，即使对于稍后“负隅顽抗”的南明诸臣，包括夏允彝、夏完淳父子，乾隆帝也称他们是“忠于所事”，乃舍生取义的英雄。这些人，皆入《胜朝殉节诸臣录》，可谓是万世流芳。

　　乾隆皇帝，本一阴险帝君，但其对忠奸的区分，确有大可称道之处。

　　清初努尔哈赤、皇太极之属，虽是老粗“夷狄”，道德观一点也不低。当然，他们文化水平偏低，对汉文化的吸收，更多来自《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话本子小说，所以对关云长这样义薄云天的人物极为崇敬。关羽成为“帝”（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正是清朝顺治帝所封。同时，这些大辫子爷们儿对于历史上的岳飞、文天祥等人也耳熟能详，礼敬有加。当然，满清全力使用洪承畴一类降臣是当时大势所趋，这些鹰犬可以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内心深处，满洲皇帝和上层对这些人充满鄙夷和不屑，特别是对告以南明永历帝一朝虚实的孙可望，清朝当时虽给了他个“义王”的称号，但没过多久就在打猎途中把他当作猎物一箭射死，简直就是不把他当人看待。相反，对于数位在满洲兴起的阶段被俘不屈的明朝大臣，如巡按御史张铨、太仆寺少卿张春等人的大义凛然，清朝汗王、帝君们油然起敬，叹息道：“我从史传中得知文天祥事迹，以为是天降神人，今见张春，乃知文天祥确有其人啊！”（皇太极）。

　　皇太极也疑惑过，问汉人谋士范文程：“我见中原名将多矣，只要战败势劣，大多倒戈投降，而那些文臣儒士，却多不为所屈，杀身报国，此何原因？”

　　范文程答：“文臣读圣贤书，忠孝名节，皆其平生所学，所以才危而忘身，一心赴国难，此乃国家养士之报。”

　　皇太极深以为然，并开始督促诸王贝勒宗室子弟及旗主贵族子弟学习儒家典籍。代代相承，至于乾隆。所以，这位清帝所展现出的进步历史观，恰恰是汉文化陶养所致。

　　“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堂堂中华，数千年礼义廉耻之邦，长久来支撑我们伟大民族屹立不倒的真髓，正是无数仁人义士胸中那一股浩然之气！

　　拾肆2冲冠一怒报红颜―――明清易世之际“刽子手”枭雄李成栋的反反复复每每读明末历史，总为史可法、张煌言、陈子壮、夏完淳、瞿式耜、何腾蛟、李定国等等这些明王朝的忠臣赤子扼腕叹息，也常常因马士英、阮大铖、马吉翔、孙可望、刘承胤、陈邦傅等等奸臣佞贼而切齿欲碎。至于吴三桂、耿精忠、尚可信这样一直食明朝俸禄最终而又因个人私利反复多端的“贰臣”，无论生前死后，都为人们所不齿。上述诸人，黑白忠奸分明，一生事业易辨。就连曾为明朝浴血苦战，最后在内外交困之下不得不降附清廷并“竭尽忠心”的祖大寿、洪承畴等人，也早在乾隆帝年间被明白无误地列入《贰臣传》，棺盖而论定。

　　毋须多言，恭事二主再诚心，道德上的污点无论如何难以拭揩干净。因此，忠心耿耿与首鼠两端，气宇轩昂与猬琐低贱，刚毅伟岸与懦弱虚伪，坚贞爽直与狡诈奸滑，皆淋漓尽致，一眼望穿。

　　在波澜壮阔、血肉横飞的明、清交替之际，惟独有一个人的一生历程难以用“忠”或“奸”加以定夺，更难以用“好”或“坏”来对他个人加以形容——“扬州十日”大屠杀中有他为清兵卖力杀戮的前驱身影，“嘉定三屠”则完全是由他一人屠刀上举发号施令而造成的惨剧；他是击灭南明诸帝之一隆武帝朱聿键的“首功”之将，还是生擒绍武帝朱聿粤的“不替”功臣；赫赫战功，此人又是满清攻灭南明江浙、福建、两广等广大地区的第一功臣。

　　不可思议的是，恰恰是忽然一念之间，这个人良心发现，摇身一变，成为南明永历帝的不贰忠臣，与金声桓、王得仁一起在南中国“反正”，重新成为明朝的“忠臣义士”。而且，重换明朝装束之后，他蹈死不顾，为明王朝死而后已。

　　最后，为了报答一位红颜而死，这位曾经杀人不眨眼的三心二意的将军，竟能置安危于不顾，乱流趋敌，赴水而亡，最终被南明天子亲口谥“忠烈”二字，赠太傅、宁夏王——这个人，就是臭名昭着、大名鼎鼎、难以定论的明末大人物：李成栋！

　　“诸贼”出身乱世沉浮——李成栋“出山”的时局据明末大儒王夫之《永历实录》记载，李成栋是陕西宁夏人，字廷玉，起身群盗，后被明朝官军招降，官至都督同知。显然，这位好汉是明末大起义中的佼佼者，乃李自成勇将、绰号“翻山鹞”高杰的属下。李成栋自己也有个外号，名“李诃子”。虽是盗贼出身，李成栋在“义军”中干活时间应该不长。何者？从他的顶头上司高杰就可以推断得出。

　　高杰，陕西米脂人，与李自成是老乡。“老乡骗老乡，两眼泪汪汪”。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10月，明将贺人龙围李自成于陇州。困急之下，李自成派高杰假装向贺人龙约降。不久，贺人龙的军使与高杰来往密切，似乎假戏成真。

　　如此以来，李自成不喜反忧，疑窦顿起。

　　高杰一表人材，资貌瑰伟。这位美男子一次偶然到军资仓库去支粮米，与李自成的老婆邢氏“一见钟情”。邢氏勇武多智，兼掌军资，因李自成日日在外攻城掠地，很少有时间亲热。见到高杰相貌堂堂，又是一口流利的家乡话，很快就勾搭成奸。都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看来高杰这条米脂的汉子也不错。

　　妇人本性多疑。邢氏给李自成戴顶大绿帽，自己反而先着慌，就撺掇高杰向明朝官军投降。当时的李自成还不成气候，占山为寇的一支毛贼武装而已。高杰本来与明将贺人龙关系不错（贺人龙也是米脂老乡），趁机带着李大嫂（邢氏）及一帮兵士归降明朝，一变而成为受招安的“官军”。

　　在这些摇身一变的军士当中，就肯定包括日后大名鼎鼎的李成栋。

　　高杰由“贼”变成“官军”后，非常能干，数次大败李自成、罗汝才、张献忠等人。即使后来他的老上司贺人龙、孙传庭等人或为朝廷诛死或为贼兵所害，惟独高杰能独善其身不败，一直保存“有生力量”。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廷授高杰为总兵，命其驰救山西。天下纷乱之际，高杰盗贼本性重犯，面对势若山来的李自成农民军连战连北，但在败退途中仍纵兵大掠，一丁点儿没有“官军”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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