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当然有钱，只不过收不上来而已。

    要么给真正的普通百姓加赋税，收到的钱三七分账，皇帝和国库或者能得三分。

    要么就只能向有地位、人脉广、谓之为国朝栋梁的那些群体要钱。

    给百姓加赋不符合文臣们常常喊的与民休息，现在皇帝开口问怎么开源，如何答？

    到了此刻，沈一贯终于坚定了必须赶紧走的决心，连装一装一心致仕的心都没有了。

    新君或者真是天资卓成，但也因此自负。

    朝堂上不论谁人想真正稳定地增加岁入，都免不了向普天下官绅开刀。

    张居正的下场在那里！

    田乐是兵部尚书，他不好出来就这个问题说什么。

    要发言也该是阁臣们先开始。

    朱常洛只问如何开源，申时行他们连许多套话都不能说。

    毕竟很多套话就只是如何节流罢了。

    “不好说？那朕先掰开了揉碎了，先说说岁入来源。”

    朱常洛又开始了，而且张口就来。

    “如今岁入，正赋折银纳入太仓库的，大约二十五万两。此外，马草、农桑丝绢、人丁丝绢、麻折银共是四十五万两到五十万两，盐课银百万余两，其他便是杂项了，总数大约都是三百万两上下。”

    陈蕖更加汗流浃背：皇帝什么时候把户部进项了解得这么详细的？

    朱常洛还在说：“杂色岁入其实最多，户部太仓库杂项，工部节慎库，太仆寺常盈库，兵部马差……林林总总的杂色岁入，朕算了算，一年实有三百五十万两到四百万两。开纳事例饮鸩止渴，僧道度牒发卖也有损税基，役银及土贡折色都是加派于民，这些方面就不用想法子了。”

    从皇帝挑明了金花银的内情之后，养心殿里众臣的脸色越来越凝重。

    天子精通财计到这份上，还能胡乱说话吗？

    所谓开纳事例，就是通过发卖生员、武官名额得到钱。

    这是朝臣讳莫如深的话题，但又实际存在。

    朝廷每年从这个方面的进项大约是四十万两左右，而通过纳捐获得生员、武官身份的人，无非为了享受特权、优免赋役罢了，所以才说是饮鸩止渴。

    僧道度牒也是一样。

    洪武年间，是三年发放一次度牒，每次不过三五百张。

    永乐年间，五年一次，但每次可多达万人。

    到现在，其实已经不定时了，甚至一年两次。

    度牒一张十二两银子，但僧道可以豁免赋役，这度牒十分珍贵，有时甚至要准备百两银子才真正拿到一张度牒。

    这一项，如今每年可获得二十万两收入。

    一年发出一两万张度牒，大明哪里有这么多真正的僧道？

    可没办法，哪怕是张居正，也需要通过开纳和发卖度牒来获得财力支撑。

    朱常洛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只有田乐不意外。

    毕竟“官绅一体纳粮”这几个字，他见过。

    赋役优免的规模已经太大了，不光是正规科举渠道产生的生员、举子、在朝文武百官、致仕官员、勋戚权贵，还有纳捐人群、僧道……

    真查下去，有问题的不会太多，有问题的部分规模也不会太大。

    分散开来拥有土地的田主，也许便有一個纳捐的生员身份；投献的隐户，说不准家里就会突然多出一张度牒。

    哪怕真正清查下去，你就会发现大明其实很少有名下田产过千亩的普通官绅。

    能过这个规模的，大多是宗室、勋戚、重臣。

    这些人，是皇帝能够轻易薄待的吗？

    田乐在沉默中看着皇帝：怎么办呢？怎么才能一步步走到官绅需要一体纳粮那一步呢？

    王锡爵在沉默中站了起来：“陛下，若说开源，如今唯有从钞关、番舶、商税入手了。”

    朱常洛看着他，没有直接答复，而是问道：“沈阁老、申阁老以为如何？”

    这个部分被提出来，实在不意外。

    不能掠之于民，不能动天下士绅，自然只能苦一苦商人。

    而钞关和市舶司、月港抽分，商税，这些确实不是赋役优免的范围。

    皇帝没有动最核心的部分，动一动后来才发展起来的这部分利益，朝堂百官总算也有个说辞。

    朱常洛也接受这种中庸选择。

    何况：想要用商人，那就需要让这个群体更加明白，到底是谁在压迫他们。

    当然不能是皇帝了，皇帝已经拉拢晋商搞了个昌明号。

    皇帝在天下士绅面前都是弱势群体。

    如果商人们打不过士绅，那自然就该加入皇帝这边了。

    相信他们届时会拿出与士绅有关的海量内幕、线索、证据。

    朱常洛很轻易就把局面引导到了这里，实在没人能想到皇帝会把“低贱”的商人看得这么重。

    “因朝鲜之役，月港暂闭，至今未开。”沈一贯已经在躬身回答，“若要从严征收钞关、番舶、商税，既要再理职差，也宜再开月港。”

    “……臣附议。”申时行稍显疲惫地起身作答。

    隆庆开关后，月港收上来的银子一年最多也不过三万余两。

    但这样一来，不少海商至少不至于有犯禁走私之嫌。

    也代表了朝廷的一个态度。

    朱常洛点了点头：“去岁八大钞关总进银三十四万三千七百二十九两，番舶抽分计七万六千二百九十四两，商税总计十五万两千一百七十八两。”

    大家已经对他这么熟悉诸多数字麻木了。

    只听朱常洛继续说道：“其中虽未包含矿银，然朕查了查，每年奏报的这这些项岁入变化不大。父皇向诸省派出矿监税使，虽有些搜刮，却也有了每年三十余万两的岁入。至于他们搜刮之多，八九倍于此。即便刨去矿银及直接搜刮自百姓的银子，大明这几项岁入该是多少，朕心里有笔账。”

    他一一望去，缓缓说道：“再开月港，准。先严行钞关及番舶抽分，商税征缴。吏部、户部、都察院、地方，都有事情要做。朕只想知道，如今只苦商人，民心会不会有变？”

    “……臣自当勉力安抚。”

    沈一贯还是这句话。

    虽然不是向官绅最核心的赋役优免上动刀，然而如今能获得路引、行商四方的，又有几家与官绅毫无联系？

    至于钞关、市舶司和地方官员的吃拿卡要……这不是本就不该的吗？廉洁二字怎么写？

    皇帝说他可以装糊涂，天下官绅最好也装装糊涂。

    大家和一和稀泥，先只是苦那些更重商的人家，或者先只是苦一阵。

    事情究竟会走到哪一步，又有谁能断定呢？

    果然田乐站了出来凝重地说道：“陛下，事关漕军……”

    “新建伯这不是在京城吗？”

    于是田乐又坐下了。

    沈一贯不免觉得他是在捧哏：你看，皇帝意识得到与漕军的重要关系。

    可那又怎样？

    临清钞关等为例：百万漕工衣事所系，那条河沿岸，有多少人靠运货避税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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