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妮说。

　　听了这些孩子们的一番谈话，我对中美两国未来的一代将会建立起一种亲善的关系，充满了信心和把握。

　　回到华盛顿后，我把这段美好的对话讲述给了一个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我要把这段对话讲给我8岁的女儿，让她知道，美国的孩子把中国想得多么美好。”我说。

　　“但你千万不要让你的小女儿知道美国报纸是如何报道中国的。”这个中国留学生警告我：“如果你的女儿知道美国报纸和电视充满了丑化中国人的故事和镜头，你的女儿会讨厌美国人，会失去对美国人的任何好感。”她说。

　　这个中国留学生的一番话像一盆凉水，把我浇醒了。一旦他们长成大人，美国儿童对中国的各种美好印象，最终将会被美国报纸、广播和电视丑化中国的故事和画面打破。

　　我在《华盛顿邮报》工作的那半年里，在该报国际研究员罗伯特.汤玛斯的热心帮助下，我对该报1995年5月30日至11月16日近半年带有“中国”这两个字的所行文章、报道、简讯、消息、特写、专访进行了系统的统计分析调查。我吃惊地发现：

　　美国的记者，像两千年前秦始皇的奴役们修造长城，或是像冷战时期西方的谣言家们修建“铁幕”一样，正在建一堵密不透风的“石幕”（stone curtain），把美国的公众封在里面，不让美国公众了解中国的真正发展和变化。

　　在政治民主和保障人权上，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近年来制订了一系列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和法规，在民主建设上，中国的乡村普遍实行了直接选举。美国的报纸在这些方面没有一点报道。

　　在经济发展和保障人民生存权方面，中国在过去10年的经济増长速度居世界首位，人民的收人翻了两番。就连《华盛顿邮报》的女老板凯瑟琳.格雷姆在与我的私下交谈中，都很感慨地说：“中国在经济改革方面比俄罗斯成功多了。”

　　但是，私下里承认和公开报道却是两桩截然不同的事情。我向《华盛顿邮报》的同事坦然地谈论了我对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看法。我私下里对这家报纸的批评不知怎么传到了该报总编辑鲍博.凯撒的耳朵里。一天下午，《华盛顿邮报》国内部主任和副主任非常严肃地找到我，说鲍博要见我。他们俩一前一后，陪我走进总编室的大玻璃房。鲍博见到我，也没讲客气话，开门见山地指责我前一段时间在该报发表的几篇文章净讲中国的好话，并且不公正地批评了美国。

　　“由于你是中国宫方的新华社记者，带有官方的倾向性，令后不得再为本报采访任何涉及中国的稿件。”他认真地说。“如果你对美国新闻界有意见，可以写成个人署名的专栏文章，在本报言论版发表。你可以把这方面的稿件投给评论部主任朱迪.阿伦，我们会告诉她帮你编辑发表，”他补充说。

　　我的指导编辑、国内部副主任苏珊鼓励我把个人的意见写出来，作为个人的专栏文章在《华盛顿邮报》的言论版上发表。“我将给朱迪打电话，请她编辑并采用你的评论文章。”

　　根据苏珊的安排，我找到评论部的玻璃房，朱迪的办公室在里面。我来到敞开的门口，见到一个50多岁的女人身子仰靠在皮转椅上，正在悠闲地打电话。她看见我站在门口，连眼皮也没眨一下，继续她的电话聊天。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5分钟过去了，10分钟过去了，她还没有把眼睛转向我。我感到实在尴尬，准备调转头离开，这时，我看见她背后书架上的一个不显眼的位置摆着一幅周恩来的照片。我心里想，看在周总理的份上，我再在这里站10分钟。果然10分钟又过去了，她终于放下了电话，冲我抬起了头。我自我介绍了一番。

　　“哦，苏珊刚才给我来电话，告诉我了。你的文章的题目是什么？”

　　“一个中国记者读美国报纸。”

　　“好，好题目，这样吧，这个星期的版面已经没有了，你下个星期把稿子给我，下个星期天的版面给你留着。”她干脆利落地说。瞧她那干练的样子，我刚才那一肚子不高兴也烟消云散了。

　　一星期后，我把写好的文章存在了一张软盘里，把软盘连同打印的清样直接送到朱迪的办公室。

　　这篇文章是我根据对《华盛頓邮报》及其他主要西方媒体的统计分析和访谈撰写的。在这篇文章中，针对西方媒体用践踏人权、压榨和拐卖妇女、强迫流产节育、屠杀孤儿院的婴儿、 出售犯人器官、走私军火、出售导弹、扩散核武器、武力威胁邻国、到处是便衣警察、半夜騷扰外国人、运动员服兴奋剂等大量的丑陋和恐怖信息，把美国公众和国会议员圏在一堵密不透风的“石幕”内，一点看不到改革开放多年来，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来，中国的经济腾飞、民主法制建设和人权的改善。我写道：

　　美国报界素以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而自居，但最近一年来他们关于中国的报道读起来完全是一个声音，如此舆论一致，如此有组织性，真是罕见。美国报人对于来自中国的消息，已经完全不在乎这些东西是否编造或是高度夸大。他们只是一心一意地要妖魔化中国。

　　第二个星期天，我起了个大早，跑到住宅门口的自动售报箱买了份《华盛顿邮报》。打开报纸，一篇由一个名叫林培瑞的美国人写的一篇押击邓小平的文章印在本来要刊登我那篇文章的位置。我有一种受欺骗的感觉。

　　星期一一上班，我给朱迪发了个电子邮件（e-mail），问她我的稿子的下落。连续3天没有回音。到了第四天，一个在评论部干杂活的黑人男子走到我的办公桌前，把我的软盘和打印的原稿搁在我的桌子上，连句话也没讲就走了。朱迪在稿子上面没有写任何评语和枪毙稿件的理由，我只好再给她发一个电子邮件：

　　亲爱的朱迪女士：

　　我很快就要结束在《华盛顿邮报》的工作访问和学习。尽管时间对我来说很短，我很希望带着对美国记者美好的感情离开。请不要把我的文章当成对你们美国记者个人的指责，我仅仅是在评论美国式新闻。我对您没有讲出任何理由就把我的文章退给我，感到非常不理解。这种被简单地拒绝的经历不是我在《华盛顿邮报》所期望的。请您在方便的叶候，跟我解释一下枪毙我的稿件的理由。我相信，从您枪毙我的稿件的理由中，我将会学到关于美国式新闻的新知识和新思想。

　　李希光

　　1995年11月21日

　　3天后，朱迪终于给我回了电子邮件：

　　我们这些天由于放假很忙，我刚刚打开电脑，看了我的电子信箱，发现了你的信件。我希望我的回答没有太迟，我也希望你带着美妤的感情回到中国。

　　坦率地说，我们（我和另外两个编辑〕读了你的文章，发现你的文章有一种宣传的味道。很明确，美国新闻界将要不断地报道中国的不同政见者，而且由于中囯对美国有巨大的贸易顺差，并且对我国的出口和投资设立了高高的壁垒，有些文章把焦点聚在那里毫不奇怪。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很多经济报道竟然正面报道中国。当然，正如很多国内读者指出的，报纸倾向于报道耸人听闻的坏消息，这就是新闻自由。你肯定也会同意，只有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员和人才喜欢听好听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你喜欢这里的工作和生活，并且祝愿你回中国后事业进步。你在中国有众多的好朋友，我希望有一天去那里访问。

　　如果说文章有宣传味，林培瑞那篇攻击邓小平的文章充满了煽动性、攻击性语言，为什么批评美国的文章在华盛顿得不到发表，而批评中国、维护美国利益的文章却能受宠？正如朱迪不打自招地说：“那些身居（美国）高位的官员和人才喜欢听好听的”，这才是美国的新闻自由。

　　后来，我的这篇文章被资助我的美国阿尔弗莱德基金会收进了一本新闻论义集在美国10家大报内部发行。1995年12月底，文章被《中国日报》摘要发表。美国新闻界对我公开批评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大为光火。

　　1996年初，我从华盛顿回到北京后不久，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驻北京首席记者和《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先后跑到新华社跟我“交换意见”，为他们妖魔化中国辩解。由干我的文章直率地分析了《华盛顿邮报》驻京记者马棣文写的一些报道，这个看上去像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的人，竟然恼羞成怒。1996年元月，我在上海中国儿童福利院采访时，正巧碰见他也在那里采访。我很热情地主动走上去跟他打招呼，但当马捸文了解到我就是李希光时，脸高高地扬起，眼睛转向一边，拒绝跟我谈话。我至今还淸楚地记得，马棣文的老板、《华盛顿邮报》总编鲍博在我离开美国前，说他会通知马捸文，在我回到北京后可以跟他保持联系，交个朋友。从鲍博当时跟我说话的眼神看，他怀疑我回中国见到马棣文时，肯定不敢跟他联系或与他说话。美国人总认为，中国人怕外国记者，见到西方记者就躲。但是，这回正好相反，马棣文不敢跟我这个中国人联系。我本想跟他交换个名片，也没有机会。这也许跟我在《中国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有关，可能认为我揭了他的短，正如美国人常说的话，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Take too person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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