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５０年制定的现行（１８６７年）工厂法规定，一周平均每个工作日为１０小时，即一周的前５天为１２小时，从早晨６时至晚上６时，其中包括法定的半小时早饭时间和一小时午饭时间，做工时间净剩１０１／２小时；星期六为８小时，从早晨６时至午后２时，其中有半小时早饭时间。每周净剩６０小时，前５天为１０１／２小时，星期六为７１／２小时。为了监督法律的执行，设置了专门的工厂视察员，直属内务部，他们的报告由议会每半年公布一次。这些报告不断地提供关于资本家对剩余劳动贪欲的官方统计材料。我们也有劳动部门，但劳动法的执行情况如何，却没有定期公开的报告。难怪一些西方国家的人认为，中国只是口头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他们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让我们听一听这些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吧。

    “狡猾的工厂主在早晨６点前１刻就开工，有时还要早些，有时稍晚些，晚上６点过１刻才收工，有时稍早些，有时还要晚些。他把名义上规定的半小时早饭时间前后各侵占５分钟，一小时午饭时间前后各侵占１０分钟。星期六下午到２点过１刻才收工，有时稍早些，有时还要晚些。这样他就赚到：２６８星期一至星期五：早６时前１５分钟、晚６时后１５分钟、早饭１０分钟、午饭２０分钟，即６０分钟／日，５日共计：３００分钟；星期六：早６时前１５分钟、早饭１０分钟、下午２时后１５分钟；１周共计：３４０分钟。

    就是说，每周多出来５小时４０分钟，每年以５０个劳动周计算（除掉２周作为节日或因故停工），共为２７个工作日。”

    “如果每个工作日比标准时间延长５分钟，一年就等于２１／２个生产日。”“这里捞一点时间，那里捞一点时间，一天多出一小时，一年１２个月就变成１３个月了。”

    在危机时期，生产中断，“开工不足”，每周只开工几天。这当然不影响延长工作日的欲望。营业越不振，就越要从已有的营业中取得更大的利润。于是，工人一方面要承受降低的工资，另一方面要付出更高的劳动强度。开工的时间越少，就越要使剩余劳动时间延长。工厂视察员关于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的危机时期报告说：

    “在生意这样不景气的时候还有过度劳动现象，人们也许会认为是矛盾的；可是生意不景气却刺激那些无所顾忌的人去犯法。他们这样就保证自己能取得额外利润……”莱昂纳德·霍纳说：“我的管区有１２２家工厂倒闭，１４３家停工，所有其余的工厂也都开工不足，但是就在这个时期，超过法定时间的过度劳动仍然存在。”豪威耳先生说：“虽然大多数工厂由于营业不２６９振只开半工，但我和以前一样仍旧接到同样多的控告，说由于侵占法定的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工人每天被夺去半小时或３刻钟。”

    在１８６１年至１８６５年的可怕的棉业危机时期，也发生了同样的现象，不过规模比较小。

    “如果我们在吃饭时间或者在其他违法时间查到有的工人在做工，有人有时就出来辩解，说工人怎样也不愿意离开工厂，要他们停止工作（擦洗机器等等（，非得使用强制办法不可，特别在星期六下午更是如此。其实，在机器停止转动以后仍然有‘人手’留在工厂里，那只是因为在早晨６时至晚上６时的法定劳动时间内没有拨出时间让他们干这类事情。”现在也有人对在私营企业打工的打工仔所承受的苦难作类似的辩解。（《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０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２３页。根据工厂主在法庭上的供述，他们工厂的工人狂热地反对工厂劳动的任何中断，关于这一点，有下列奇闻为证。１８３６年６月初，杜斯伯里（约克郡）的治安法官接到控告，说巴特里附近有８个大工厂的厂主违反了工厂法。其中有几位先生雇用１２——１５岁的儿童５人，迫使他们从星期五早晨６点一直劳动到星期六下午４点，除了吃饭和半夜一小时睡眠外，不让有任何休息。这些孩子在那种叫做“再生毛料洞”的小屋里一连劳动３０小时，他们在那里把破旧毛织物撕成碎片，洞里弥漫着灰尘和毛屑，连成年工人都要经常用手帕捂着嘴来保护自己的肺！这些被告先生虽然没有发誓（他们这些战栗教徒都是谨小慎微的信教者，是不发誓的），但是硬说他们怀有怜悯之心，本来允许这些可怜的孩子睡４个小时，但是这些固执的孩子偏偏不肯睡！这几位战栗教徒先生被判处罚金２０镑。德莱登对这些战栗教徒颇有先见之明，他写道：“狐狸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它不敢发誓，一味妖言惑众，它一双贼眼四处探索，佯作仟悔者的神情，它想破戒，不先祈祷一番，不成！”）

    “看来，靠超过法定时间的过度劳动获得额外利润，对许多工厂主来说是一个难于抗拒的巨大诱惑。他们指望不被发觉，而且心中盘算，即使被发觉了，拿出一笔小小的罚款和诉讼费，也仍然有利可图。”“如果额外时间是在一天之内零敲碎打地偷窃来的，那末，视察员要想找出违法的证据就很困难了。”

    资本“零敲碎打地偷窃”工人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的这种行为，又被工厂视察员叫做“偷占几分钟时间”，“夺走几分钟时间”，工人中间流行的术语，叫做“啃吃饭时间”。

    我们看到，在这种气氛中，剩余价值由剩余劳动形成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眼见得无法遮羞，西方经济学抛出所谓的“剩余索取权”，为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辩护，认为由于“承担”了风险等原因，资本家应当享有剩余价值，只不知他们如何将“啃吃饭时间”与“‘承担’风险”等联系起来。

    “有一位很可敬的工厂主对我说：如果你允许我每天只让工人多干１０分钟的话，那你一年就把１０００镑放进了我的口袋。”“时间的原子就是利润的要素。”

    在这一点上，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们把那些全天劳动的工人叫做“全日工”，把１３岁以下的只准劳动６小时的童工叫做“半日工”。在这里，工人不过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一切个人之间的区别都化成“全日工”和“半日工”的区别了。

    ３、在剥削上不受法律限制的英国工业部门

    以上我们考察了一些部门中竭力延长工作日的情况，考察了对剩余劳动的狼一般的贪欲，在这些部门中，无限度的压榨，正如一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比西班牙人对美洲红种人的暴虐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资本终于受到法律的约束。现在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些生产部门，在那里，直到今天，或者直到不久以前，还在毫无拘束地压榨劳动力。

    “１８６０年１月１４日，郡治安法官布罗顿先生在诺定昂市会议厅主持的一次集会上说，从事花边生产的那部分城市居民过着极其贫穷痛苦的生活，其困苦程度是文明世界的其他地方所没有见过的……９岁到１０岁的孩子，在大清早２、３、４点钟就从肮脏的床上被拉起来，为了勉强糊口，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１０、１１、１２点钟。他们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态呆痴，麻木得象石头人一样，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马勒特先生和别的工厂主起来抗议讨论这类事情，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今天有人也要拒绝讨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这种制度，正象蒙塔古·瓦尔皮牧师所描写的那样，是无拘无束的奴隶制，是社会的、肉体的、道德的和智力的奴隶制……如果一个城市竟举行公众集会，请求把男子每天的劳动时间限制为１８小时，那我们将作何感想呢！……我们抨击弗吉尼亚和加罗林的种植园主。然而，他们买卖黑奴、鞭笞黑奴、贩卖人肉的行为，比起为资本家的利益而制造面纱和硬领的过程中发生的那种慢性杀人的暴行，难道更可恶２７２吗？”

    斯泰福郡的陶器业，在最近２２年来，曾三度成为议会调查的对象。调查的结果，第一次见斯克里文先生１８４１年向童工调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第二次见奉枢密院医官命令公布的格林豪医生１８６０年的报告（《公共卫生。第３号报告》第１部分第１０２——１０３页），最后一次见朗格先生１８６３年的报告，载于１８６３年６月１３日的《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１号报告》。在这里，我只要从１８６０年和１８６３年的报告中摘录一些受剥削的儿童本人的证词就够了。根据儿童的情况也就可以推知成年人的情况，特别是少女和妇女的情况。同这一工业部门比较起来，棉纺织业之类的部门还算是很愉快很卫生的职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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