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同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无关但决定积累量的情况：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劳动生产力；所使用的资本和所消费的资本之间差额的扩大；预付资本的量

    假设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已定，积累的资本量显然取决于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假定８０％资本化，２０％被消费掉，那末，积累的资本是２４００镑还是１２００镑，就要看剩余价值的总额是３０００镑还是１５００镑。可见，决定剩余价值量的一切情况也影响着积累的量。在这里我们对这些情况再作一次总括的说明，但是只限于它们在积累方面会提供新观点的范围。

    我们记得，剩余价值率首先取决于劳动力的剥削程度。政治经济学非常重视剥削程度的这种作用，以致有时把由于提高劳动生产力而造成的积累的加速和由于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而造成的积累的加速等同起来。在论述剩余价值的生产的那几篇里，我们总是假定工资至少和劳动力的价值相等。但是，把工资强行压低６５７到这一价值以下，在实际运动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不对这一点略加考察。在一定限度内，这实际上是把工人的必要消费基金转化为资本的积累基金。

    约·斯·穆勒说：

    “工资没有生产力；它是一个生产力的价格；工资不会同劳动本身一起贡献于商品的生产，正如机器的价格也不会同机器本身一起贡献于商品的生产一样。如果劳动无须购买就能得到，工资就成为多余的了。”

    但是，假如工人能靠空气过活，那用任何价格也不能购买他们了。因此，工人不费分文是一个数学意义上的极限：虽然可以逐渐接近，但永远无法达到。资本的不断趋势是使工人降到这种不费分文的地步。我常引用的一个十八世纪著作家、《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声称，英国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把英国的工资降低到法国和荷兰的水平，他不过是泄露了英国资本灵魂深处的秘密。用罢工作了回答，这次罢工是用火药和枪弹镇压下去的。厦门的一个私营老板曾“称赞”说，从江西老工业区来的打工仔，“继承”了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因为，福建当地人是很少会在她那又污染又低工资的工厂一直打工下去的。）例如，他天真地说：

    “如果我们的穷人（称呼工人的术语（想过奢侈的生活……他们的劳动就必然昂贵……我们只要想想那些工场手工业工人消费多得惊人的奢侈品就够了，例如白兰地酒、杜松子酒、茶叶、砂糖、外国水果、烈性啤酒、印花亚麻布、鼻烟和香烟等等。”

    他还引用了北安普顿郡的一个工厂主的文章，这位工厂主仰天悲鸣：

    “劳动在法国要比在英国整整便宜三分之一，因为法国的穷人劳动繁重，但衣食简单，他们的主要食物是面包、水果、青菜、根菜和干鱼；他们很少吃肉，小麦昂贵时，面包也吃得很少”。不知在小麦昂贵时，吃不吃现代庸俗经济学的吉芬食品。（北安普顿郡的这位工厂主犯了一个虔诚的欺骗罪，这是出于内心的冲动，因而是可以原谅的。他表面上是在比较英国的和法国的工场手工业工人的生活，但是，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在本文的引文中，他描写的却是法国的农业工人！）这篇文章的作者接着说道：“而且他们喝的只是白水或清淡饮料。因此他们实际上花的钱极少……这种状况当然很难达到，但并不是不能达到的，法国和荷兰已经存在这种状况，就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论手工业和商业》１７７０年伦敦版第７０、７１页。第３版注：由于此后出现了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我们现在大大地迈进了一步。议员斯特普耳顿向他的选举人说：“如果中国成了一个大工业国，那末欧洲的劳动人口除非把生活水平降低到他们的竞争者的水平，否则，我就不知道他们怎样才能坚持竞争。”（１８７３年９月３日《泰晤士报》）——现在英国资本渴望达到的目标已经不再是大陆的工资，而是中国的工资了。）英国资本已经到中国来了，并且也受到了崇拜。

    二十年后，一位名列贵族的美国骗子本杰明·汤普逊（又称朗福德伯爵）遵循着同一博爱主义的路线，使上帝和人都大为满意。他的《论文集》可以说是一本食谱，其中全是制作各种各样的代用品的方法，用以代替工人日常的昂贵食品。请看这位令人惊异的“哲学家”的一张特别成功的菜单：

    “大麦５磅，玉米５磅，青鱼３便士，盐１便士，醋１便士，胡椒和白菜２便士，总计２０３／４便士，可以做成供６４个人喝的汤，如果粮食的价格中常，汤的费用还可以降低到每人合１／４便士。”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商品掺假使汤普逊的理想也成为多余的了。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间，英国的租地农场主和地主把工资强行降低到绝对的最低限度，他们以工资形式付给农业短工的钱比最低限度还要低，而以教区救济金的形式付给不足的部分。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英国的道勃雷们在利用“法律”来规定工资率时的丑态：

    “１７９５年，当地主们在规定斯宾诺姆兰德地方的工资的时候，他们已用过午餐，但是他们显然认为工人是无须用午餐的……他们决定：当一个８磅１１盎斯重的面包卖１先令的时候，每人每周的工资应为３先令，在这种面包价格上涨，而没有达到１先令５便士之前，工资可以适当增加。一旦超过了这一价格，工资则应按比例地减少，直到这种面包的价格达到２先令为止，这时每人的食量应比以前减少１／５。”非常符合现代庸俗经济学的价格越高，需求量应当越小的理论。

    １８１４年，有一位大租地农场主，治安推事，贫民院主管，工资调整人阿·贝奈特在上院调查委员会上被质问：

    “一天劳动的价值和教区给工人的救济金之间是否有某种比例？”他回答说：“有的，每个家庭每周的收入要超过名义工资，补足到每人一加仑面包（８磅１１盎斯）和每人３便士……我们认为一个家庭中每人每周有一加仑面包就足以维持生活了；３便士则用来买衣服；如果教区愿意发给衣服，这３便士就可以不发了。这种办法不仅在威尔特郡西部一带普遍采用，我想全国也在普遍采用。”

    当时有一位资产阶级著作家喊道：

    “这样，租地农场主们在若干年内就把自己同胞中的这个可敬的阶级贬低了，竟然迫使他们以贫民习艺所作为栖身之所……租地农场主甚至阻碍工人最必要的消费基金的积累，以便增加自己的收入。”

    目前，直接掠夺工人必要的消费基金对于剩余价值的形成，从而对于资本的积累基金的形成究竟起怎样的作用，已经由所谓家庭劳动（参看第十三章第八节ｄ）的例子说明了。在本篇中我们还要举出更多的事实。

    虽然在一切工业部门里，由劳动资料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必须足够供一定数量（这由企业规模决定）的工人使用，但是它完全不必总是同所使用的劳动量按同一比例增加。这正是“Ｃｏｂｂ，Ｃ．Ｗ．ａｎｄ＿Ｐ．Ｈ．Ｄｏｕｇｌａｓ，１９２８．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１８（１）：１３９——１６５”一文中实证分析的统计学本义，但却被他们予以了歪曲，成就了现代庸俗经济学中著名的生产函数。假定某一工厂有１００个工人，每人劳动８小时，共８００个劳动小时。如果资本家想使这个劳动小时数增加一半，他可以再雇用５０个工人，但这６６１样一来，他不仅要在工资上预付新的资本，而且要在劳动资料上预付新的资本。不过他也可以使原有的１００个工人不是劳动８小时而是劳动１２小时，这样，现有的劳动资料就足够使用了，只是损耗得快一些罢了。可见，由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而获得的追加劳动，没有不变资本部分的相应增加，也可以增加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即积累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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