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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过剩人口是形形色色的。每个工人在半失业或全失业的时期,都属于相对过剩人口。工业周期阶段的更替使相对过剩人口具有显著的、周期反复的形式,因此相对过剩人口时而在危机时期急剧地表现出来,时而在营业呆滞时期缓慢地表现出来。如果撇开这些形式不说,那末,过剩人口经常具有三种形式: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和停滞的形式。
在现代工业的中心——工厂、制造厂、冶金厂、矿山等等,工人时而被排斥,时而在更大的规模上再被吸引,因此总的说来,就业人数是增加的,虽然增加的比率同生产规模相比不断缩小。在这里,过剩人口处于流动的形式。
无论在真正的工厂中,还是在一切使用机器或者甚至仅仅实行现代分工的大工场中,都需要大量的还没有脱离少年期的男工。少年期一过,便只剩下极少数的人能够被原生产部门继续雇用,而大多数的人通常要被解雇。他们成了流动过剩人口的一个要素,这个要素随着工业规模的扩大而增大。其中一部分人移居国外,其实不过是跟着外流的资本流出去。由此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女性人口比男性人口增长得快,英格兰就是一个例子。工人数量的自然增长不能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但同时又超过这种需要,这是资本运动本身的一个矛盾。资本需要的少年工人数量较大,成年工人数量较小。比这个矛盾更引人注目的是另一个矛盾:在成千703上万的人手流落街头的同时,却有人抱怨人手不足,因为分工把人手束缚在一定的生产部门了。此外,资本消费劳动力是如此迅速,以致工人到了中年通常就已经多少衰老了。他落入过剩者的队伍,或者从较高的等级被排挤到较低的等级。我们看到,正是大工业中的工人寿命最短。
“曼彻斯特保健医官李医生证实,该市富裕阶级的平均寿命是38岁,而工人阶级的平均寿命只有17岁。在利物浦,前者是35岁,后者是15岁。可见,特权阶级的寿命比他们的不那么幸运的同胞的寿命要长一倍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这部分无产阶级的绝对增长就需要采取这样一种形式:它的成员迅速耗损,但是它的人数不断增大。这样就需要工人一代一代地迅速更替。(这个规律对人口中的其他阶级是不适用的。)这种社会需要,是通过早婚这一大工业工人生活条件的必然后果,并通过榨取工人子女以奖励工人生育子女的办法来得到满足的。在今天的发达国家这一点已不可能,但在发展中国家仍存在。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地减少,而且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象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因此,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经常等待着有利于这种转化的条件。(这里所说的制造业是指一切非农业的产704业。)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源泉是长流不息的。但是,它不断地流向城市是以农村本身有经常潜在的过剩人口为前提的,这种过剩人口的数量只有在排水渠开放得特别大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因此,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泥潭里。如果不是中国农民多少有点由自己支配的生产资料,中国的人口问题将会显得更为严重。
第三类相对过剩人口,停滞的过剩人口,形成现役劳动军的一部分,但是就业极不规则。因此,它为资本提供了一个贮存着可供支配的劳动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这种劳动力的生活状况降到了工人阶级的平均正常水平以下,正是这种情况使它成为资本的特殊剥削部门的广泛基础。它的特点是劳动时间最长而工资最低。它的主要形式,我们在家庭劳动一节中已经看到了。它不断地从大工业和农业的过剩者那里得到补充,特别是从那些由于手工业生产被工场手工业生产打垮,或者工场手工业生产被机器生产打垮而没落的工业部门那里得到补充。它的数量随着由积累的规模和能力的增大造成的“过剩”工人的增长而增加。但是,它同时又是工人阶级中会自行再生产和繁衍不息的要素,它在工人阶级的增长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大于其他要素。实际上,不仅出生和死亡的数量,而且家庭人口的绝对量都同工资的水平,即各类工人所支配的生活资料量成反比。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规律,在野蛮人中间,或者甚至在文明的移民中间,听起来会是荒谬的。它使人705想起各种个体软弱的、经常受到追捕的动物的大量再生产。(“贫困似乎会促进繁殖。”(亚·斯密)在风流才子加利阿尼神甫看来,这甚至是上市特别英明的安排:“上帝安排好了,让从事最有益的职业的人生得绰绰有余”(加利阿尼《货币论》第4卷第78页)。“贫困在达到引起饥馑和瘟疫的极限以前,与其说会妨碍人口的增长,不如说会促进人口的增长。”(赛·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年版第69页)兰格用统计材料说明了这个论点之后,又继续说道:“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舒适安乐的环境中,那末世界上很快就会荒无人烟。”那么谁该排斥在舒适安乐的环境之外呢?由“自由”和“民主”决定?)
最后,相对过剩人口的最底层陷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境地。撇开流浪者、罪犯和妓女,一句话,撇开真正的流氓无产阶级不说,这个社会阶层由三类人组成。第一类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只要粗略地浏览一下英格兰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统计数字,就会发现,他们的人数每当危机发生时就增大,每当营业复苏时就减少。第二类是孤儿和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子女。他们是产业后备军的候补者,在高度繁荣时期,如在1860年,他们迅速地大量地被卷入现役劳动军的队伍。第三类是衰败的、流落街头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属于这一类的,主要是因分工而失去灵活性以致被淘汰的人,还有超过工人正常年令的人,最后还有随着带有危险性的机器、采矿业、化学工厂等等的发展而人数日益增多的工业牺牲者,如残废者、病人、寡妇等等。需要救济的赤贫形成现役劳动军的残废院,形成产业后备军的死荷重。(“死荷重”是运输业的用语,指运输工具自身的重量。)它的生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中,它的必然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的必然性中,它和相对过剩人口一起,形成财富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的一个存在条件。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项非生产费用,但是,资本知道怎样把这项费用的大部分从自己的肩上转嫁到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肩上。比如出售绝大部分是由穷人购买的福利彩票来提供这项费用。
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正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象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在实现中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
我们可以明白,当经济学的智者们向工人说教,要工人使自己的人数去适应资本增殖的需要时,他们是多么愚蠢。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机构在不断地使这个人数适应资本增殖的需要。这种适应的开头是创造出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结尾是现役劳动军中不断增大的各阶层的贫困和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死荷重。
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进,花费越来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这个规律在不是工人使用劳动资料,而是劳动资料使用工人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表现为:劳动生产力越高,工人对他们自己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因而他们的生存条件,即为增加别人财富或为资本自行增殖而出卖自己的力气,也就越没有保障。因此,生产资料和劳动生产率比生产人口增长得快的事实,在资本主义下却相反地表现为:工人人口总是比资本的增殖需要增长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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