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０、北安普顿郡：

    布里克斯沃思、皮茨福德、弗路尔：这３个村庄中，一到冬天就有２０——３０个人因为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租地农民栽种的谷物和块根作物往往种得不够好，因此地主认为最好还是把他所有的租地合并成２——３片大地块。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失业现象。一边是土地需要耕种，另一边是受欺诈的工人眼巴巴地望着土地。工人们夏天拚死拚活地劳动，而冬天却要忍饥挨饿，难怪工人们用他们自己的方言说：“牧师和贵族好象勾结起来要逼死他们”。

    弗路尔村有好几家这样的例子：一间极其狭窄的卧室住着一对夫妇和４、５或６个孩子，或者是住着３个大人和５个孩子，或者是住着一对夫妇、祖父和６个患猩红热的孩子，如此等等。有两座各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住着两户人家，分别有８个大人和９个大人。

    １１、威尔特郡：

    斯特腊顿：调查过３１座房屋，其中８座都只有一间卧室。在这个教区的彭希耳地方，有一座小屋，每周租金１先令３便士，住７５７着４个大人和４个孩子，除了还算象样的墙壁之外，从粗糙的碎石铺成的地面到腐烂的茅草屋顶，没有一处好地方。

    １２、伍斯特郡：

    这里拆除房屋的现象并不那么严重，但是从１８５１年到１８６１年，每座房屋容纳的人数平均由４．２人增加到４．６人。

    巴德西：这里有许多小屋和小园圃。有些租地农场主说，小屋“是个大祸害，因为它招引穷人”。一个绅士说：

    “穷人不会因此得到什么好处；即使再修建５００座小屋，也会象面包一样被一抢而光；事实上，修建得越多，需要量也就越大”——

    照他看来，房屋产生住户，而住户又按照自然规律对“住房”产生压力。汉特医生在回答这种说法时指出：

    “但是这些穷人必然是来自某个地方。既然巴德西没有任何慈善事业之类能特别吸引人的东西，那必然是在另一个更不合适的地方存在着某种把他们赶到这儿来的排斥力。如果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劳动地点附近找到一座小屋和一小块土地，那他当然宁愿住在这种地方而不会搬到巴德西来了。在巴德西，他租一小块土地的租金比租地农场主所付的租金贵一倍。”

    人口不断地流往城市，农村人口由于租地集中、耕地变成牧场、采用机器等原因而不断地“变得过剩”，农村人口因小屋拆除而不断地被驱逐，这种种现象是同时发生的。一个地区的人口越稀少，那里的“相对过剩人口”就越多，他们对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农村人口多于住房的绝对过剩也就越大，从而农村中地方性的人口过剩以及最容易传染疾病的人口拥挤现象也就越严重。人群密集在分散的小村庄和小市镇的现象，同人们被强行从地面上赶走是相适应的。尽管农业工人的人数不断减少，他们的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加，但他们还是不断地“变得过剩”，这是使他们成为需要救７５８济的贫民的温床。他们可能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是他们被驱逐的一个原因，也是居住条件恶劣的主要根源，而居住条件恶劣又打破了他们最后的反抗能力，使他们完全变成地主和租地农场主的奴隶，以致获得最低的工资对他们来说已成了天经地义。另一方面，农村中尽管经常出现“相对过剩人口”，但同时也感到人手不足。这种现象不仅局部地发生在人口过快地流往城市、矿山、铁路工地等处的地区，而且在收割季节以及在春夏两季，当英国的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的农业需要额外劳力的许多时候，到处都可以看到。农业工人按耕作的平均需要来说总是过多，而按特殊的或者临时的需要来说又总是过少。生产的季节性波动。因此，在官方的文件中可以看到同一地区同时发出的自相矛盾的抱怨，既抱怨劳力不足，又抱怨劳７５９力过剩。临时性的或局部的劳力不足并不会引起工资的提高（让现代庸俗经济学大跌眼镜），只会迫使妇女和儿童也参加田间劳动，使工人的平均年龄不断下降。一旦妇女和儿童被大规模地使用，这又会反过来成为一种新的手段，造成农业中男工过剩，并使他们的工资下降。这种恶性循环的美好结果之一是所谓的帮伙制度，这种制度在英格兰东部地区正在兴盛起来。下面我简单地谈谈这种制度。

    帮伙制度几乎是林肯、杭廷登、剑桥、诺福克、萨福克和诺定昂等郡所独有的，在邻近的北安普顿、培德福德和拉特兰德各郡的个别地方也可以见到。我们且举林肯郡为例。这个郡的很大一部分是新地，原来是些沼泽，或者象上述东部其他各郡的一些地方一样，是刚从海水下夺来的土地。蒸汽机在排水方面创造了奇迹。过去的沼泽地和沙地现在已成了一片富饶的米粮川，可以得到最高的地租。阿克斯霍姆岛及特伦特河沿岸其他教区人工开拓的冲积地也是如此。新的租地农场出现了，然而不但没有相应地修建新的小屋，连旧的小屋也拆毁了，劳力供给来自几哩以外的、分布在蜿蜒于丘陵之间的大道两旁的开放村庄。从前居民只是为了躲避漫长的冬季水患才到那里居住。在４００——１０００英亩的租地农场上长期住着一些工人（他们在当地被称为定居工人），他们专门干经常性的使用马匹的繁重农活。每１００英亩（１英亩＝４０．４９公亩或１．５８４普鲁士亩）土地平均还摊不到一座小屋。例如，一个租种７６０沼泽地的租地农场主对童工调查委员会说：

    “我的租地占地３２０多英亩，全是耕地。没有小屋。有一个工人现在住在我这里。我有四个养马工，住在农场附近。需要大量人手的轻活都找帮伙去做。”

    田间有许多轻活，如除草、松土、施肥、拣石子等等。所有这些活都由住在开放村庄的帮伙，即一群有组织的人来干。

    每个帮伙由１０人至４０或５０人组成，有妇女、男女青少年（１３——１８岁，不过少年们大多一到１３岁就离开帮伙）和男女儿童（６——１３岁）。为首的是帮头，他通常是一个普通农业工人，多半是所谓的坏蛋，无赖汉，漂泊不定，好酗酒，但是有一定的胆识和才干。他招募帮伙，帮伙在他指挥下干活，而不是在租地农场主指挥下干活。他多半从租地农场主那里按活茬包揽农活，他的收入平均起来不会比一个普通农业工人的收入高出许多（但是有的帮头已变成了拥有５００英亩土地的租地农场主，有的则变成了成片房屋的所有主），这种收入几乎完全要看他有多大本领能在最短时间内使他的那伙人付出最大量的劳动。租地农场主们发现，妇女只有在男子的专制下才能好好地干活，而妇女和儿童一干起活来，正象傅立叶已经知道的那样，就会拚命地使出自己的全身力气，可是成年男工却很滑头，总是尽量节省力气。帮头带着人从一个庄园到另一个庄园，一年中能使他的帮伙干６——８个月的活。因此对工人家庭来说，同他打交道要比同个别租地农场主打交道有利和可靠得多，因为租地农场主只是偶而才雇用孩子。这种情形大大地巩固了他在开放村庄中的权势，以致孩子们多半只有经过他的介绍才能找到工作。从帮７６１伙中抽出个别儿童向外出租，成了他的副业。

    这种制度的“阴暗面”，就是儿童和青少年要从事过度劳动，他们每天要到５、６哩有时甚至７哩以外的庄园去劳动，往返时要长途跋涉，最后，“帮伙”内道德败坏。虽然帮头（在某些地区被称为“赶牲口的人”备有一根长棍子，但是他很少用它打人，极少听到有谁抱怨他虐待人。他是一个民主的皇帝，或者有些象哈默伦的捕鼠者。他需要在自己的臣民中树立威望，他用那种在他的庇护下风行一时的茨冈式的生活把他的臣民笼络住。粗野的放纵，漫无节制的寻欢作乐和极端伤风败俗的猥亵行为，使帮伙具有巨大的魔力。帮头常常在下流酒馆里畅饮到囊空如洗，然后酣醉而归，左右各由一个慓悍的女人搀扶着，走在行列的前头，儿童和青少年跟在后面乱嚷乱叫，唱着嘲讽轻浮的歌曲。在回家的路上，傅立叶所说的“男女公开”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事。十三四岁的女孩因她们的年龄相仿的男伙伴而怀孕的现象屡见不鲜。帮伙所在的开放村庄变成了淫乱罪恶之地，这些地方的非婚生子比王国的其他地方要多一倍。受这种环境薰陶的姑娘出嫁以后，在道德上会落到怎样的结果，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她们的子女即使不被鸦片毁掉，也是帮伙的天生的新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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