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５１年到１８６１年间的集中所消灭的主要是１英亩以下至１５英亩的租地农场。

    这些农场必然首先被消灭。结果就产生了３０７０５８户

    “过剩”的租地农民，作一个低的估计，每家平均４口人，总人数就是１２２８２３２人。

    即使作一夸大的假定，假定农业革命完成后，其中的１／４将再度被吸收，结果仍须有９２１１７４人移居国外。

    １６至１００英亩的租地农场，用来经营资本主义的谷物生产也嫌太小，至于用来牧羊，就简直等于零，这是我们在英格兰早就知道的了。

    因此，在上述同样的假定下，又得有７８８７６１人移居国外，结果总人数就是１７０９５３２人。

    既然胃口越吃越大，所以地主们的眼睛立刻会发现，具有３５０万人口的爱尔兰仍然是个穷国，而贫穷的原因是人口过剩，因此，必须更进一步大力减少７７９人口，才能完成它作为英格兰的一个牧羊场和放牧场的真正使命。

    （在本书第三卷论述土地所有权的那一篇，我将更详细地谈到，单个的土地所有者以及英国的立法如何有计划地利用饥荒和由饥荒引起的情况来强力推行农业革命，并使爱尔兰的人口稀少到符合地主希望的程度。

    在那里我还要重新谈到小租地农民和农业工人的状况。这里只引证一段话。

    纳骚·威·西尼耳在他的遗著《关于爱尔兰的日志、谈话和短评》（两卷集，１８６８年伦敦版第２卷第２８２页）中提到：“Ｇ博士中肯地指出：我们有了一个济贫法，这是使地主取胜的强大工具；另一个工具就是往国外移民。没有一个爱尔兰朋友会希望战争拖延下去，更不希望这场战争以小租地农民获胜而告终……它越是迅速地结束，爱尔兰越是迅速地变成牧场国，同时人口相应地减少到一个牧场国所需要的程度，对一切阶级就越是有利。”１８１５年的英国谷物法保证了爱尔兰向大不列颠自由输入谷物的独占权。

    这样一来，谷物法就人为地促进了谷物生产。１８４６年，随着谷物法的废除，这种独占权突然消失了。

    即使撇开其他各种情况不说，单是这一事实就足以大大促使爱尔兰的耕地变成牧场、租地农场积聚和小农被驱逐。

    １８１５——１８４６年间，人们称赞爱尔兰土地的肥沃，大肆宣扬爱尔兰的土地天然适合种植小麦，可是后来，英国的农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又突然发现，这些土地除适于种植青饲料外别无用处！

    莱昂斯·德·拉维涅先生也急急忙忙在海峡彼岸重复起这种论调。只有象拉维涅那样

    “认真”的人才会相信这种幼稚话（鬼话）。）这个有利可图的方法，正象这个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也有它的缺陷。

    地租在爱尔兰不断积累着，而爱尔兰人则在美洲以同一步伐不断积累着。

    被羊和牛挤走的爱尔兰人作为芬尼亚社社员崛起于大洋彼岸了。年青的大共和国面对海上的老女皇越来越带威胁性地昂起头来。

    严酷的命运，兄弟互相残杀的罪孽，使罗马人受尽了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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