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奇迹出现在《康拉德年鉴》（新辑第２０卷第２７２页及以下各页）上登载的一篇评述施米特的上述著作的文章中。在他从施米特那里知道了商业利润怎样形成之后，他就豁然开朗了。

    “因为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件事会使那些以较大部分资本投在工资上２２面的资本家得到利益，所以，非生产资本能够从这种受益的资本家那里强行索取较高的利息，因而在各个工业资本家中间造成一种均等现象……比如说，如果工业资本家Ａ、Ｂ、Ｃ在生产中各使用１００个工作日，而使用的不变资本分别是０、１００和２００，并且１００个工作日的工资包含着５０个工作日，那末，每个资本家就得到５０个工作日的剩余价值，利润率对Ａ来说是１００％，对Ｂ来说是３３．３％，对Ｃ来说是２０％。但是，如果第四个资本家Ｄ积累了３００非生产资本，凭此向Ａ抽取４０个工作日的价值，向Ｂ抽取２０个工作日的价值作为利息，资本家Ａ和Ｂ的利润率就都会下降到２０％，和Ｃ的一样了。Ｄ有资本３００，获得利润６０，这就是说，利润率也是２０％，和其他几个资本家一样。”

    大名鼎鼎的洛里亚用这种惊人的手法，转瞬之间就把那个他在十年前宣告为不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了。可惜，他并没有把秘密泄露给我们：这种“非生产资本”究竟从何处得到权力，使它不仅可以从工业家手里抢走他们的超过这个平均利润率的额外利润，而且还把这些额外利润塞进自己的腰包，就象土地所有者把租地农场主的超额利润作为地租塞进自己的腰包完全一样。按照这种说法，事实上是商人向工业家征收一种同地租完全类似的贡赋，并由此形成平均利润率。当然，在一般利润率的形成上，商业资本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但是，只有从内心深处瞧不起全部经济学的写作冒险家，才敢于断言商业资本具有一种魔力，能够在一般利润率尚未形成以前，就把超过一般利润率的全部超额剩余价值吸取过来，并把它转化为自己的地租，而在这样做的时候并不需要有任何土地所有权。同样令人惊奇的断言是：商业资本能够发现那些拥有恰好只和平均利润率相等的剩余价值的工业家，并且它引以为荣的是，不要任何代价，甚至不要任何手续费，就替这些工业家销售产品，以使马克思价值规律的这些不幸２３牺牲者们的命运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究竟是什么样的魔术师才能想得出马克思需要玩弄这样一种可怜的把戏！

    但是，只有当我们把洛里亚同他的北方竞争者们，例如同那个也不是昨天才出名的尤利乌斯·沃尔弗先生相比较的时候，我们这位大名鼎鼎的洛里亚才放射出他的全部光辉。在这位意大利人旁边，沃尔弗先生甚至在他的巨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也多么象一条汪汪叫的小狗啊！和这位高贵的厚颜无耻的大师相比，沃尔弗先生是多么笨拙，我几乎想说是多么谦逊啊！这位大师就是用这样的厚颜无耻断言：不言而喻，马克思不多也不少，和一切其他的人一样，是一个恰好和他洛里亚先生自己一样的自觉的诡辩家、谬论家、吹牛家和江湖骗子；并且马克思明明知道不能也不打算写一个什么续卷，但每当陷入困境时，总是欺骗公众，说要在一个续卷中完成他的理论！极端狂妄，混不下去时又象鳗鱼一样滑掉；挨了别人的脚踢还充英雄好汉；抢占别人的研究成果；死皮赖脸地大做广告；依靠同伙的吹捧捞取声誉——在这一切方面，还有谁比得上洛里亚先生呢？今天的现代庸俗经济学家及其门徒比得上。

    意大利是一个典型的国家。自从现代世界的曙光在那里升起的那个伟大时代以来，它产生过许多伟大人物，从但丁到加里波第，他们是无与伦比的完美的典型。但是，遭受屈辱和异族统治的时期，也给它留下了若干典型的人物脸谱，其中有两个经过特别刻画的类型：斯加纳列尔和杜尔卡马腊。我们看到，在我们这位大名鼎鼎的洛里亚身上体现着这二者的典型的统一。

    最后，我必须把我的读者引到大西洋的彼岸去。纽约的乔治·斯蒂贝林医学博士先生，也发现了问题的答案，并且是一个极其简单的答案。因为它是这样简单，所以在大洋两岸都没有人愿意予２４以承认。对此他非常恼火，于是写了数不尽的小册子和报刊文章，在大洋两岸极其痛苦地诉说不平。虽然有人已经在《新时代》上指出他的全部答案是以一个计算上的错误为基础的，但他毫不在乎，说什么马克思也曾有过计算上的错误，但是在许多事情上是正确的。那末，就让我们看一下斯蒂贝林的答案吧。

    “假定有两个工厂，用相同的资本进行相同时间的作业，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不同。假定总资本（ｃ＋ｖ）＝ｙ，再用ｘ来表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比率上的差。对工厂Ｉ来说，ｙ＝ｃ＋ｖ，对工厂ＩＩ来说，ｙ＝（ｃ——ｘ）＋（ｖ＋ｘ）。因此，工厂Ｉ的剩余价值率＝ｍ／ｖ，工厂ＩＩ的剩余价值率＝ｍ／（ｖ＋ｘ）。我把总资本ｙ或ｃ＋ｖ在一定时间内所增殖的全部剩余价值（ｍ）叫作利润（ｐ），就是说ｐ＝ｍ。这样，工厂Ｉ的利润率是＝ｐ／ｙ或ｍ／（ｃ＋ｖ）；工厂ＩＩ的利润率同样是＝ｐ／ｙ或ｍ／［（ｃ——ｘ）＋（ｖ＋ｘ）］，即同样是ｍ／（ｃ＋ｖ）。因此，这个……问题就这样得到了解决：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在资本相等，时间相等，但活劳动的量不等时，由于剩余价值率的变动，会产生出一个相等的平均利润率。”（乔治·斯蒂贝林《价值规律和利润率》纽约约翰·亨利希版）

    尽管以上的计算很巧妙，很清楚，但我们还是不得不向斯蒂贝林博士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他怎么知道工厂Ｉ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恰好等于工厂ＩＩ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关于ｃ、ｖ、ｙ和ｘ，也就是关于计算上的其他一切因素，他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它们对这两个工厂来说都是相等的，但关于ｍ却只字不提。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因为他用代数符号ｍ来代表这里的两个剩余价值量，就得出它们是相等的。相反地，因为斯蒂贝林先生直接把利润ｐ和剩余价值等同起来，所以这一点正好是他应当加以证明的。这里只可能有两种情况：或者是，这两个ｍ相等，每个工厂生产同样多的剩余价值，因此在总资本相等时，也生产同样多的利润量，如果是这样，斯蒂贝林先生就是从一开始把他应当证明的事情当作前提了；或者２５是，一个工厂比另一个工厂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如果是这样，他的全部计算就都站不住脚了。这种手法仍然在现代庸俗经济学家们的手上玩弄着，其中有人还获得了所谓的经济学（非经济科学）研究的最高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参见余斌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彻底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中国商业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４月版。更为可悲的是，这些现代庸俗经济学家的追随者们还要为这一手法辩护，认为它是正当的、必然的。如果斯蒂贝林先生生于今天，他很可能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至少不会为没有人愿意予以承认而苦恼。

    斯蒂贝林先生不辞劳苦，不惜工本，在这种错误计算的基础上，作出了堆积如山的计算，公之于众。我可以向他作出令人放心的保证，几乎他的所有计算都是错误的，即使有例外，那它们所证明的事情也完全不是他所要证明的事情。本批阅者同样可以作出保证，几乎现代庸俗经济学的所有“无关论”都是错误的（其中，资本结构无关论和股利政策无关论已遭批驳），即使有例外，那它们所证明的事情也完全不是这些无关论本来打算要证明的事情。例如，他对１８７０年和１８８０年美国的国情调查材料作了比较，确实证明了利润率的下降，但他对于这个事实的说明却是完全错误的；他还认为，马克思关于始终不变的固定的利润率的理论必须根据实践来加以修正。但是，我们从这个第三卷的第三篇中可以看到，这里所说的马克思的“固定的利润率”，纯粹是捏造出来的；造成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原因，也同斯蒂贝林博士所说的正好相反。斯蒂贝林博士先生的用意显然是非常好的，但是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

    全部研究的结果是：甚至在这个问题上，也只有马克思学派才取得了一些成就。如果法尔曼和康拉德·施米特读到这个第三卷，他们就会对于他们各自的那部分工作感到完全满意了。

    弗·恩格斯

    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４日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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