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商业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

    撇开商业资本榨取不同国家的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就这方面来说，它对拉平和确定商品价值发生影响）不说，那些生产方式也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商人资本占据了剩余产品的绝大部分，３６９这部分地是因为它是各个共同体之间的媒介，这些共同体基本上还是生产使用价值，对于它们的经济组织来说，进入流通的那部分产品的出售，一般说来，也就是产品按照其价值的出售，还是次要的；部分地是因为在以往那些生产方式中，商人与之做生意的剩余产品的主要占有者，即奴隶主，封建地主，国家（例如东方专制君主）代表供人享受的财富，对于这些财富，商人会设下圈套，这一点亚·斯密在上述有关封建时期的引语中已经正确地嗅出来了。

    因此，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

    “现在，商人对贵族或盗匪非常埋怨，因为他们经商必须冒巨大的危险，他们会遭到绑架、殴打、敲诈和抢劫。如果商人是为了正义而甘冒这种风险，那末他们当然就成了圣人了……但既然商人对全世界，甚至在他们自己中间，干下了这样多的不义行为和非基督教的盗窃抢劫行为，那末，上帝让这样多的不义之财重新失去或者被人抢走，甚至使他们自己遭到杀害，或者被绑架，又有什么奇怪呢？……国君应当对这种不义的交易给予应有的严惩，并保护他们的臣民，使之不再受商人如此无耻的掠夺。因为国君没有这么办，所以上帝就利用骑士和强盗，假手他们来惩罚商人的不义行为，他们应当成为上帝的魔鬼，就象上帝曾经用魔鬼来折磨或者用敌人来摧毁埃及和全世界一样。所以，他是用一个坏蛋来打击另一个坏蛋，不过在这样做的时候没有让人懂得，骑士是比商人小的强盗，因为一个骑士一年内只抢劫一两次，或者只抢劫一两个人，而商人每天都在抢劫全世界。”——

    “以赛亚的顶言正在应验：你的国君与盗贼作伴。因为他们把一个偷了一个古尔登或半个古尔登的人绞死，但是和那些掠夺全世界并比所有其他的人都更肆无忌惮地进行偷窃的人串通一气。大盗绞死小偷这句谚语仍然是适用的。罗马元老卡托说得好：小偷坐监牢，戴镣铐，大盗戴金银，衣绸缎。但是对此上帝最后会说什么呢？他会象他通过以西结的口所说的那样去做，把国君和商人，一个盗贼和另一个盗贼熔化在一起，如同把铅和铜熔化在一起，就象一个城市被焚毁时出现的情形那样，既不留下国君，也不留下商人。”（马丁·路德《论商业与高利贷》１５２７年版））它在古代和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在迦太基、罗马，后来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等等那里，情形都是这样。

    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到处都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生产的规模扩大，使它多样化并具有世界主义的性质，使货币发展成为世界货币。

    因此，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

    但是它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

    并且，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

    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不过由于出发点不同，有时只是使家长制的、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的的奴隶制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

    但在现代世界，它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这些结果本身，除了取决于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外，还取决于完全另外一些情况。

    城市工业本身一旦和农业分离，它的产品一开始就是商品，因而它的产品的出售就需要有商业作为媒介，这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

    但工业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与此齐头并进，在这里，却完全取决于另外一些情况。

    在古罗马，还在共和制的后期，商人资本已发展到古代世界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在工业发展上没有显出任何进步；在科林斯和欧洲、小亚细亚的其他希腊城市，商业的发展却伴随有工业的高度发展。

    另一方面，正好与城市的发展及其条件相反，对那些没有定居下来的游牧民族来说，商业的精神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却往往是它们固有的特征。

    毫无疑问，——并且正是这个事实产生了完全错误的观点，——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３７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

    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增多，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富源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对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了重大的作用。

    但现代生产方式，在它的最初时期，即工场手工业时期，只是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内已经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发展。

    例如，我们可以拿荷兰同葡萄牙进行比较。（撇开其他情况不说，由渔业、工场手工业和农业打下的基础，对荷兰的发展起了多么重大的作用，这已经由十八世纪的著作家说明了。

    我们可以参看例如马西的著作。——前人总是低估亚洲的、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商业的规模和意义；与此相反，对它们异乎寻常地予以过高的估计，现在已经成了一种时髦。

    纠正这种看法的最好办法，是考察一下十八世纪初英国的进出口，并把它们同今天的进出口相比较。

    不过就在当时，英国的进出口也比任何一个过去的商业民族大得不可比拟。

    （见安德森《商业史》［第２６１页和以下各页］））如果在十六世纪，部分地说直到十七世纪，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产生过非常重大的影响，那末，相反地，这种情况是在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的。

    世界市场本身形成这个生产方式的基础。另一方面，这个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的必要性，促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大，所以，在这里不是商业使工业发生革命，而是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

    商业的统治权现在也是和大工业的各种条件的或大或小的优势结合在一起的。

    例如，我们可以拿英国和荷兰来比较一下。荷兰作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商业国家走向衰落的历史，就是一部商业资本从属于工业资本的历史。

    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碍，这３７２从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

    此外，在印度还有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村社的形式，这种村社在中国也是原始的形式。

    在印度，英国人曾经作为统治者和地租所得者，同时使用他们的直接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以便摧毁这种小规模的经济公社。

    （如果有哪一个民族的历史可以看作失败的和真正荒唐的（在实践上是无耻的）经济实验的历史，那就是英国人在印度经营的历史了。

    在孟加拉，他们创作了一幅英国大土地所有制的漫画；在印度东南部，他们创作了一幅小块土地所有制的漫画；在西北部，他们又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把实行土地公有制的印度经济公社，变成了它本身的一幅漫画。

    ）如果说他们的商业在那里对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的影响，那只是指他们通过他们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消灭了纺织业，——工农业生产的这种统一的一个自古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样一来也就破坏了公社。

    但是，就是在这里，对他们来说，这种解体工作也是进行得极其缓慢的。

    在中国，那就更缓慢了，因为在这里直接的政治权力没有给予帮助。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因为在大工业产品的价格中，会加进大工业产品到处都要经历的流通过程的各种非生产费用。

    同英国的商业相反，俄国的商业则没有触动亚洲生产的经济基础。（自从俄国竭力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生产，而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完全依靠国内市场和邻近的亚洲市场以来，这种情况也开始发生变化。

    ——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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