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速度的大调节器是信用。由此可以说明，为什么货币市场上尖锐的紧迫状态，通常是和通货充足的现象同时发生的”（《通货论》第６５页）。

    这一点应该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方面，一切节省流通手段的方法都以信用为基础。而另一方面，以一张５００镑的银行券为例。Ａ今天在兑付汇票时把这张银行券交给Ｂ；Ｂ在同一天把它存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在同一天用它来为Ｃ的汇票贴现；Ｃ把它支付给他的银行，这个银行再把它贷给汇票经纪人等等。银行券在这里为购买或支付而流通的速度，是由它不断以存款的形式流回到某人手里，并以贷款的形式再转移到别人手里的速度所决定的。流通手段的单纯节约，在票据交换所里，在到期汇票的单纯交换上发展到了极点，这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主要职能只是结清余额。但这种汇票的存在本身又是以工商业者互相提供的信用为基础的。如果这种信用减少了，汇票，特别是长期汇票的数目就会减少，因而这种结算方法的效力也会减小。这种节约（即在交易上排除货币，完全以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为基础，这种职能又以信用为基础）只能有两种（撇开已或多或少发展的集中支付的技术不说）：汇票或支票所代表的互相的债权，或是由同一个银行家结算，他只是把债权从一个户头划到另一个户头；或是由不５９０同的银行家互相之间进行结算。把８００万到１０００万的汇票集中在一个汇票经纪人（例如奥维伦一葛尼公司）手里，是在当地扩大这种结算规模的主要手段之一。流通手段的效力通过这种节约而提高了，因为单纯结算差额需要的流通手段量变小了。另一方面，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流通速度（流通速度又节约流通手段），完全取决于买卖的不断进行，在支付依次以货币进行时，也取决于各种支付的衔接。但信用也会作为媒介，从而提高通货的速度。如果货币原来的所有者Ａ向Ｂ买，Ｂ向Ｃ买，Ｃ向Ｄ买，Ｄ向Ｅ买，Ｅ向Ｆ买，也就是，货币只是由于现实的买卖作媒介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那末，同一货币就会比如说只流通五次，并且在每个人手里都会停留较长的时间，——这就是没有信用介入时货币作为单纯流通手段的情形。但是，如果Ｂ把Ａ付给他的货币存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为Ｃ的汇票贴现而把它付给Ｃ，Ｃ向Ｄ买，Ｄ把它存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再把它贷给Ｅ，Ｅ向Ｆ买，那末，货币作为单纯流通手段（购买手段）的速度本身，就取决于多次信用活动：Ｂ存款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为Ｃ贴现，Ｄ存款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为Ｅ贴现；就５９１是说，取决于这四次信用活动。如果没有这些信用活动，同一货币就不会在一定时间内依次完成五次购买。在没有现实的买卖作为媒介的情况下，同一货币在存款和贴现上的转手，在这里，加快了它在一系列现实的买卖中的转手。

    上面已经指出，同一张银行券怎样会在不同的银行家那里形成存款。同样，它也会在同一个银行家那里形成不同的存款。这个银行家用Ａ存入的银行券，贴现Ｂ的汇票；Ｂ付给Ｃ，Ｃ再把同一张银行券存到发放它的那个银行家那里。

    在考察简单的货币流通时（第１卷第３章第２节），我们已经证明，已知通货的速度和支付的节约，现实流通的货币量是由商品的价格和交易量决定的。银行券的流通也受这个规律的支配。

    下表（略）是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５镑和１０镑券、２０镑——１００镑券和２００镑——１０００镑的大额券——每年在公众手中的年平均额，以及每一种银行券在流通的银行券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数字以千为单位，千以下的三位数字从略。

    虽然进出口显示出来的营业额已增加一倍以上，但从１８４４年到１８５７年流通的银行券总额还是绝对减少。这个表说明，５镑和１０镑的小额券，已由１８４４年的９２６３０００镑增加到１８５７年的１０６５９０００镑。并且，这是和正好在当时出现的金流通的猛烈增加同时发生的。另一方面，大额券（２００镑——１０００镑）却由１８５２年的５８５６０００镑减少到１８５７年的３２４１０００镑，即减少了２５０多万镑。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

    “１８５４年６月８日，伦敦各私人银行家允许各股份银行参加票据交换所的组织，此后不久就由英格兰银行实行最后的票据交换。每天的结算都是通过各银行在英格兰银行所开的户头的转账来进行的。这个制度的采用，使各银行以前用来互相结算的大额券成为多余。”（银行法，１８５８年第Ｖ页）

    在批发商业上，货币的使用已减少到多么小的最低限度，我们可以参看第一卷第三章所列的表。这个表是由莫里逊——狄龙公司（伦敦最大的贸易公司之一，零售商可以在那里买到各种商品的全部存货）提供给银行委员会的。

    根据威·纽马奇向银行委员会提出的证词（银行法，１８５７年第１７４１号），另外一些情况，如一便士邮政制、铁路、电报、总之，各种改进了的交通工具，也有助于流通手段的节约；因此，现在英国虽然银行券的流通量几乎一样，却可以经营五倍甚至六倍的营业。但这主要似乎也是由于１０镑以上的银行券撤出了流通。在他看来，这就是对苏格兰和爱尔兰（在那里，甚至有１镑券流通）银行券的流通增加大约３１％的理所当然的解释（第１７４７号）。联合王国银行券的流通总额，包括１镑券在内，据说为３９００万镑（第１７４９号）。金的流通额为７０００万镑（第１７５０号）。在苏格兰，银行券的流通额在１８３４年为３１２００００镑；在１８４４年为３０２００００镑；在１８５４年为４０５００００镑（第１７５２号）。

    由此就可以看出，只要银行券可以随时兑换货币，发行银行券的银行就决不能任意增加流通的银行券的数目。

    流通的银行券的数量是按照交易的需要来调节的，并且每一张多余的银行券都会立即回到它的发行者那里去。因为在英国，只有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是作为法定的支付手段通用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略而不谈各地方银行的为数不多的、只有地方性质的银行券的流通。

    英格兰银行总裁尼夫先生向１８５８年银行委员会作证说：

    （第９４７号。问：）“您是说，无论您用什么办法，公众手里的银行券数额５９４都是一样，都大约是２０００万镑吗？——在平时，公众大约需要使用２０００万镑。在一年的某些季节，会增加１００万镑或１５０万镑。我说过，当公众需要增加时，他们总是能够从英格兰银行得到它。”——（第９４８号）“您说过，在恐慌时期，公众不会允许您把银行券数额减少；您能说出理由吗？——我认为，在恐慌时期，公众完全有权得到银行券；当然，只要银行负有债务，公众就可以根据这种债务，从银行提取银行券。”——（第９４９号）“这样，看来任何时候都需要大约２０００万镑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２０００万镑在公众手里；它是有变动的。可以是１８５０万、１９００万、２０００万等等；但平均可以说是在１９００万到２０００万之间。”

    托马斯·图克向上院商业危机调查委员会提出的证词（商业危机，１８４８——１８５７年）（第３０９４号）：

    “银行无权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扩大公众手里的银行券数额；它有权减少公众手里的银行券数额，但只有采取断然措施才能办到。”

    诺定昂一位有三十年经验的银行家查·莱特，在详细说明了地方银行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使数量超过公众需要和要求的银行券保持在流通中以后，谈到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商业危机，１８４８——１８５７年）（第２８４４号）：

    “我不知道英格兰银行＜发行银行券］有任何限制，但任何多余的通货都会转为存款，因此采取另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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