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贮藏的变动

    关于紧迫时期银行券的贮藏，应当指出，社会最原始状态下不安定时期出现过的贮藏贵金属的现象，在这里重新出现了。１８４４年法令的效果之所以令人注意，是因为它想把国内一切现有的贵金属转化为流通手段。它企图把金的流出和流通手段的收缩，金的流入和流通手段的膨胀等同起来。但这个法令实行的经验证明，情况正好相反。除了我们下面就要说到的唯一的例外，英格兰银行的流通券数额，自１８４４年以来，从未达到它有权发行的最高限额。另一方面，１８５７年的危机又证明，这个最高限额在一定情况下是不够的。从１８５７年１１月１３日至３０日，流通中超过这个最高限额的银行券，每日平均达４８８８３０镑（银行法，１８５８年第ＸＩ页）。当时，法定的最高限额为１４４７５０００镑加上银行地库内贮藏的金属总额。

    关于贵金属的流出和流入，必须指出：

    第一，要区别以下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金属在不产金银的区域内流来流去，另一方面，金银从它们的产地流入其他各国，以及这个追加额分配在这些国家之间。

    在俄国、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金矿发生影响以前，也就是

    ６４０从十九世纪初以来，供给一直只够补偿铸币的磨损，满足对奢侈品的一般需求，以及对亚洲的银的输出。

    但是，从那个时期以来，随着美洲和欧洲对亚洲的贸易的增长，首先是对亚洲的银的输出大大地增加了。从欧洲输出的银，大部分是用追加的金来补偿的。其次，一部分新输入的金，为国内的货币流通所吸收。据估计，到１８５７年为止，英国的国内流通中增加的金大约已有３０００万镑。（威·纽马奇的下述证词，说明了这件事在货币市场上发生了什么影响：［银行法，１８５７年］（第１５０９号）“将近１８５３年底，公众产生了严重的不安；９月，英格兰银行先后三次提高它的贴现率……ｌＯ月初……公众表现十分忧虑和惊慌。但１１月底以前，这种不安，这种惊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下来，后来因为有５００万镑贵金属从澳大利亚输入，所以几乎完全消除了。１８５４年秋，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当时在１０月和１１月输入了大约６００万镑贵金属。１８５５年秋（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紧张和不安的时期），又发生了这种情况，当时大约有８００万镑贵金属在９月、１０月和１１月之间流入。１８５６年底，我们发现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总之，我完全可以根据委员会几乎每一个委员的经验来证实，每当金融紧迫时期，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运金船的到达，看成一种自然的圆满的补救手段。”）此外，自１８４４年以来，欧洲和北美所有中央银行的金属准备的平均水平都提高了。国内货币流通的增加，同时导致以下的结果：在恐慌以后，在随之而来的消沉时期，银行准备金已经由于大量金铸币从国内流通中被排出并停滞下来，而更快地增加起来。最后，自从新金矿发现以来，用于奢侈品的贵金属的消费，由于财富的增加而增加了。

    第二，贵金属在不产金银的各国中间不断流来流去；同一个国家不断地把金银输入，又同样不断地把金银输出。因为这种只是摆来摆去并且往往平行的运动，大部分会互相中和，所以只有占优势的朝这一个方向或那一个方向的运动，才能最后决定流出还是流入。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在考虑这种现象的结果时，就忽

    ６４１视了这两种运动的连续性和大体上平行的进程。人们总只是这样理解，好象贵金属的输入过多和输出过多，只是商品输入和输出比例的结果和表现，其实它同时还是和商品交易无关的贵金属本身输入和输出比例的表现。

    第三，输入超过输出以及相反的现象，大体说来，可以用中央银行的金属准备的增加或减少来测量。这个尺度准确到什么程度，当然首先取决于整个银行业务已集中到什么程度。因为所谓国家银行的贵金属贮藏在什么程度上代表一国的金属贮藏，就是取决于这一点。但是，假定情况真是这样，这个尺度也并不准确，因为在一定情况下，追加的输入可以由于国内的流通或用于制造奢侈品的金银的增加而被吸收掉；其次，因为没有追加的输入，也会为了国内的流通而取出金铸币，这样，虽然没有同时增加输出，金属贮藏仍会减少。

    第四，如果减少的运动持续很长时间，以致减少竟表现为运动的趋势，并且银行的金属准备下降到显著地低于中等水平，几乎达到这个准备的平均最低限度，那末，金属的输出就会采取流出（ｄｒａｉｎ）的形式。而这个平均最低限度多少是任意规定的，因为它是由有关银行券等等的兑现保证的立法在不同情况下分别规定的。关于这种流出在英国能够达到的数量界限，纽马奇在《银行法》（１８５７年）的证词（第１４９４号）中曾说：

    “按经验判断，对外贸易的任何一种变动所引起的金属流出，都未必能超过３００万镑或４００万镑。”

    １８４７年，英格兰银行１０月２３日金准备的最低水平，和１８４６年１２月２６日相比，减少５１９８１５６镑，而和１８４６年（８月２９日）的最高水平相比，减少６４５３７４８镑。

    第五，所谓国家银行的金属准备的用途（这种用途决不能单独调节金属贮藏量，因为后者可以仅仅由于国内外营业的萎缩而增大）有三个方面：１．作为国际支付的准备金，也就是作为世界货币的准备金；２．作为时而扩大时而收缩的国内金属流通的准备金；３．作为支付存款和兑换银行券的准备金（这和银行的职能有联系，但和货币作为单纯货币的职能无关）。因此，这种金属准备会受到涉及这三种职能中任何一种职能的事情的影响；就是说，作为国际基金，它会受支付差额的影响，而不管这种差额是由什么原因决定的，不管这种差额和贸易差额的关系如何；作为国内金属流通的准备金，它会受这种流通的扩大或收缩的影响。第三种职能，即作为保证金的职能，虽然不决定金属准备的独立运动，但有双重的影响，如果发行银行券是为了在国内流通中代替金属货币（在以银作为价值尺度的国家，也代替银币），第二项中所说的准备金的职能就会丧失。而用在这上面的一部分贵金属，就会长期流到国外。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为了国内流通而取出金属铸币；同时，也不能由于一部分流通的金属铸币的停滞而暂时增加金属准备。其次，如果为了支付存款和兑换银行券，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最低限额的金属贮藏，那末，这种现象就会以独特的方式对金的流出或流入的结果发生影响；它会对银行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的那部分贮藏，或对银行在另外时期作为无用的东西打算脱手的那部分贮藏发生影响。在纯粹是金属流通和银行业集中的地方，银行还会把它的金属贮藏看作是支付存款的保证，而在金属流出时，就可能发生象１８５７年在汉堡所发生的那样的恐慌。

    第六，除了１８３７年也许是个例外，现实的危机总是在汇兑率发生转变以后，就是说，在贵金属的输入又超过它的输出时爆发。

    １８２５年，现实的崩溃就是在金的流出已经停止以后发生的。１８３９年金流出的现象发生了，但没有引起崩溃。１８４７年金的流出是在４月停止的，崩溃却在１０月才发生。１８５７年金向国外的流出从１１月初起就停止了，但崩溃到１１月较晚的时候才发生。

    这种情况在１８４７年危机中表现得特别清楚。那时，金的流出在引起了一个比较轻微的先兆危机以后，已于４月停止，然后到１０月才爆发真正的商业危机。

    以下的证词，是在１８４８年上院商业危机秘密委员会上提出的。这个证词到１８５７年才初次印行（引用时也题为：商业危机，１８４８——１８５７）。

    图克的证词。

    “１８４７年４月，紧迫情况发生了，严格说来，等于一次恐慌，但历时较短，并且没有同时发生任何重大的商业破产。１０月，紧迫情况比４月的任何时候都厉害得多，商业破产事件之多几乎达到了空前的数目。”（第２９９６号）——“４月间，汇兑率，特别是对美国的汇兑率，使我们不得不输出大量的金，以便对非常大量的进口货进行支付；只是通过非常艰巨的努力，银行才制止了金的流出，并提高了汇兑率。”（第２９９７号）——“１０月，汇兑率对英国有利。”（第２９９８号）——“汇兑率的转变在４月的第三个星期已经开始。”（第３０００号）——“７月和８月，汇兑率忽高忽低；从８月初起，它始终对英国有利。”（第３００１号）——８月间金的流出，“是由于国内流通的需求造成的”［第３００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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