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坐出租车到吉庆街的。

　　车门打开，“轰”地一下——吉他、大提琴、二胡、手风琴、琵琶、萨克斯管、笛子、葫芦丝、民歌、通俗、摇滚、京剧、汉剧、点菜、吆喝、划拳……各种器乐和喉咙发出的声音扑面而来，魔幻般地洋溢在一起，后来，摄影师把下车时的感受形容为——“直接沸腾”。

　　民间艺人满街都是。为了寻找合适的采访对象，我们在街上徘徊了无数个来回。武汉7月的桑拿天、吉庆街上此起彼伏的各种声音、晃来晃去的各色艺人……两个小时后，我头昏脑涨。

　　我们遇到刘雨时，已经累得不行了。当时，我们刚刚在“花花大排档”找了张桌子坐下，点了一份麻辣小龙虾、一盘水煮毛豆和一瓶啤酒。

　　“各位，打扰一下，能否允许我为你们唱一首歌？”伴随着一声沙哑的询问，刘雨就这样出现在我们面前。

　　他那天穿着蓝色牛仔裤，黑T恤，金边眼镜，光头，手里拎着一把黄颜色的吉他。

　　我请他坐下，倒了杯啤酒递过去，把旁边嘎嘎作响的电扇抬起来对着他吹，我说：

　　“能否允许我们听听你的故事？”

　　他坐下来，将我打量了一番后问：“你们是记者吧？”

　　“是的。”我点点头。

　　他得意起来：“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刘雨的光头在大排档的灯光下显得有些亮，眼角的皱纹在眼镜后面不时地游动着，他慢吞吞地喝上一口啤酒，用筷子夹起一只虾放进嘴里，鼓起两腮开始蠕动，然后用手把虾壳取出来，小龙虾的虾壳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那天晚上，刘雨没有做生意。他向我们讲述了自己，以及吉庆街的故事。

　　黑暗和炎热诞生的街道

　　你肯定没经历过武汉半夜停电。那时候，每个单位挨个停电。因为知道停电计划，大家都眼睁睁地等着黑暗蔓延到自己家。我读过一首诗，是个武汉诗人写的。他说，地狱一样黑暗的炎热出现了，这地狱之火没有光，它灼热、潮湿、黑暗，远处可以听到轮船的汽笛，让人想象江上有微弱的风吹到蚊帐里。

　　晚上热得睡不着觉，大家就跑出来吃东西，就有了大排档，光吃东西也无聊，大家得找点什么消遣，这才有了吉庆街上的这些艺人。

　　我离婚后，抱着吉他流浪了很多地方，最后来到吉庆街。那时候，街两边还只有两层的砖瓦房，破破烂烂的，有的屋顶上还长着杂草。那时候，人都比较粗鲁，动不动就砸杯子。也经常有人打架斗殴，有时也死人。

　　本来我没想在吉庆街长待的。可第一天感觉还不错，我记得那天刚好碰到一桌客人结完账，正准备走，他们看到我就问：“你会唱什么歌？”我说：“《多年以后》。”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唱得泪流满面，结果人家给了一百块钱。我挺喜欢这里，就留了下来。那时候黄毛来得比我早，在街上已经很有名气，我天生嗓门大，黄毛在那边唱《梦回唐朝》，我就在这边唱《回到拉萨》，后来，我们俩互相欣赏，就组了个“黄毛乐队”，搭班子一起唱上了。

　　街上的“江湖”

　　吉庆街最早是安徽帮的天下。黄毛也是安徽帮的。安徽帮的特色是小姑娘多，长得也不错，因为她们自古就有卖唱的传统。安徽帮讲规矩，如果有人在一个台子唱歌，是没有别的人去问的。

　　安徽帮有个专门唱《孟姜女》的组合很厉害，唱着唱着，眼泪就“吧嗒吧嗒”直往下掉。而且每次都掉，眼泪不掉下来不收钱。我觉得很吃惊，就问她们，眼泪怎么能每次都掉下来呢？她们说，这有什么难的，想着别的女生都在和男朋友看电影、逛商场，我们却要在这里卖唱，觉得自己可怜，眼泪不就掉下来了？

　　吉庆街另一个大帮是孝感帮。最开始，孝感帮的人不是来卖唱的，她们大多在这里卖花、擦皮鞋、照相或是当服务员，后来她们看到卖唱来钱快就改了行。孝感帮出来后，江湖就乱套了。你还没唱完，她们就开始在旁边捣乱。她们五音不全，也不学什么音乐，抱着弦都不准的吉他，用黑糊糊的指甲稀里哗啦地瞎搞。有客人听了后说，你们好初级呀！我心想，怎么能算初级呢？弦都调不准，只能算瞎弄。

　　有个叫“三员帮”的组合也是孝感帮的，叫她们“三员帮”是因为她们原来是三个服务员。

　　“三员帮”更不会唱歌，她们连弦不准的吉他都不需要，一上去就干爹干妈地叫，然后一会儿帮客人敲背，一会儿用歌单帮客人扇风，最后，再用很嗲的声音说：“大哥，给你唱个《三个老婆》好不好，给你唱个《桃花运》好不好？”听着我都觉得恶心。不过，大多数男人，只要老婆不跟着，都很少能过“三员帮”这关。

　　武汉帮是拉不下面子型的，也是最晚加入的。武汉帮的人大多四五十岁，上有老下有小。他们主要搞民乐和西洋乐，如果要算艺术水准，应该是这条街上最高的。

　　我有个好朋友叫杨阳，是武汉帮的。他弹琵琶，所以，绰号“杨琵琶”。“杨琵琶”是武汉音乐学院学器乐演奏的，毕业后在湖北省实验歌舞团工作。刚来的时候，“杨琵琶”总是躲躲闪闪的，而且需要躲的人还很多，同学、同事、老师、学生、朋友、邻居都要躲。有一次，“杨琵琶”有个很喜欢的学生到吉庆街吃饭，他没躲开，被看见了，那学生就再也没理他。为此，他难受了好一阵。

　　以前，“杨琵琶”从不接受媒体采访，因为那时他儿子还在武汉音乐学院学钢琴，他担心媒体报道后，会对儿子有不好的影响。不过，现在他无所谓了，他儿子考上了乌克兰一所大学的钢琴硕士。

　　“杨琵琶”不抽烟，但客人给他烟他就接下来，别在耳朵上，碰到谁要就给谁。有一次，“杨琵琶”给一桌客人演奏了一曲《春江花月夜》，其中一个客人问他，一个最好的琵琶多少钱？他说，一万二左右。那客人说，你这琴太差了，我捐助你一个琴好不好？“杨琵琶”当然一个劲地说谢谢。他以为别人说说就完了，没想到那客人第二天真来了。人家给了他一万块钱，让他再添两千买把好琴。后来，“杨琵琶”也没去买好琴，他说他缺钱，他觉得这种事在人家来说肯定是件很快就忘的小事情。

　　去年冬天，来了个江西小姑娘，脸圆乎乎的，一双眼睛又黑又亮，也就四五岁的样子，长得很可爱，穿着很厚的羽绒服，戴着红色的帽子，脖子上扎着同样红色的围巾，手里抱着一个葫芦丝。我当时觉得她的父母太浑蛋了，这么小就让她出来，真是作孽！可后来才知道，她其实是袖珍人，已经18岁了。她很有趣，除了智力像普通人一样发展以外，其余地方都长不大，不像侏儒，脸还是成年人的。她精得很，哪个台子好，哪个台子不好，她都一清二楚。我们关系都挺好，她让我们叫她“天山童姥”。有时候，我们也跟“天山童姥”闹着玩，比如她经过的时候，我就一把拉住她，说：“天山童姥，嫁给我当老婆吧？”她就一边踢我，一边说：“不行，我这么小。”我说：“我可以等你呀！”然后，她就哈哈哈哈地笑。不过，她最讨厌的就是别人问她：“小妹妹，你几岁了呀？”只要客人问她这问题，她都会特别不舒服，扭头就走。

　　艺人比客人还多

　　2000年的时候，街两边盖起了高高的商品房。但楼上的居民很快就开始抱怨他们睡不着觉，嫌我们太吵，可这条街晚上吵是出了名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图安静还要买这里的房子。后来，楼上的居民不停地告状，不停地往楼下扔西瓜皮，扔啤酒瓶，扔各种东西。为了防止砸伤客人，各家大排档也都搭起了棚子。

　　后来，政府就成立了“管委会”专门管理我们。为了防止声音过大，规定乐队组合不能超过三人，一个乐队不能有两把萨克斯管，深夜一点后不许卖艺？这些规定都能理解，但去年夏天，又出台了新政策，如果想在吉庆街卖艺的，要交800块钱入场费，然后每个月交300块的管理费。原来艺人是来去自由的，很多人做一做，觉得不好也就走了，现在把钱一交，无论如何都只得留在这里。2002年到2004年是吉庆街最兴旺的时候，灯火辉煌，有上百家的排档，上千张桌子。可是现在要打长江隧道，吉庆街的一半被封掉了，排档也少了一大半，艺人们交了入场费又不愿意走，所以，经常是艺人比客人还要多，竞争越来越激烈，艺人们的作风也就越来越混乱。

　　于是，今年艺人协会就向管委会提出希望淘汰掉一部分作风差、水平低的艺人，管委会说，你们每人交20元考试费来参加筛选考试吧。后来，每个人都参加了考试，每个人又都留了下来。一阵忙活之后，管委会又赚了一笔。

　　已经没什么回头客了。人家说，原来是来了武汉不来吉庆街等于没来武汉，现在是来了吉庆街再也不想来武汉！现在就算听见客人说“滚”都特能理解，你想，这条街三百多艺人，就算两个人一组，都有一百多组，也就是说，你来这里吃饭，有一百多组人过来问你听不听歌，或是问都不问就开唱，你能不烦吗？

　　“我们活着也许只是为了相互取暖”

　　每天七八点钟都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因为根本不想出来，我从来没把在吉庆街唱歌当成一种职业，虽然是老江湖了，可每天来到吉庆街，看着这么多人，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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