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在天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人了，这个人就是黄依依。
　　安在天跑去找孙书记，上楼时，恰好和一个女同志劈面相逢。擦肩而过，他注意到她在掩面哭泣，一只手捂着嘴巴，另一只手捂着胸口，头低着，是一种很悲伤、很无奈的样子。
　　安在天继续上楼，却听得身后一声哀号，他一回头，看见那个女人已经坐在了楼梯上，大哭小叫起来。
　　安在天来到孙书记办公室，孙书记情绪不好，见了他也不像前几次那么客气、热情，好像刚刚经历过不开心的事情。
　　孙书记打起精神说：“我听谢兴国说他去找你，你什么话都没说就叫他走了，这是怎么回事？”
　　安在天直截了当地：“我们不谈谢兴国了，我来找你，是想看看黄依依的档案。”
　　孙书记吃惊地问：“黄依依？怎么你想要她？”
　　安在天点头。
　　孙书记：“你……你不会真是被我说她的一些好话迷惑了吧？”
　　安在天摇头。
　　孙书记的脸上，堆满了惊疑和不屑，而不是原先的谨慎和不安，道：“老实说，当时你没说要她，所以我都是拣了些好话来说；但你如果想要她，我可以说，我的态度很明确，她不合适，绝对不合适。当然，她有优点，人聪明，见识广，业务能力强，专业有建树，工作可以独当一面。但是……怎么说呢，有些话我不好说出口，不过请你相信我，她这人有问题，你换个人吧。”
　　“我想知道她有什么问题。”
　　“我也说过了，这是她个人的隐私，不便透露。”
　　安在天完全变成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霸道地说：“你应该知道，在我们面前，没有任何隐私。”
　　孙书记看他态度强硬起来，只好尴尬地笑了笑，说：“我可以跟你说，但仅限于你知道。就像你的事，仅限于我知道一样。”
　　“说。”
　　“其实，你要早来一会儿，就会看到她的问题，黄研究员的问题。在你进门之前一分钟，一个女同志刚从我这里哭着走了。”
　　“是不是一个中年妇女，穿一件花棉袄？”
　　“就是她。”
　　“我在楼梯口碰见她了，现在可能还在哭呢。”
　　“你知道她为什么哭吗？”
　　“为什么？”
　　“那你得去问黄依依，她最清楚。她把人家男人勾引了。”
　　安在天瞪大了双眼。安在天问：“你调查过吗？是谁勾引了谁？”
　　“还用得着调查？肯定是她勾引了人家的丈夫。”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怎么能这么肯定呢？”
　　“杨同志，你不了解黄依依，而我是太了解她了。”说着，他从抽屉里翻出几封信。
　　安在天拿过来看。
　　孙书记：“这都是告状信，有匿名的，也有署名的，说的都是一个内容，黄依依思想腐化，乱搞男女关系。有的还指名道姓的，跟某某某，什么时候，在哪里被人捉奸在床。哎哟，丢死人了！我堂堂一个数学研究所，真是被她连累得斯文扫地。”
　　安在天一边看着，一边问孙书记：“这些都是什么人？”
　　“什么人都有，有的是所里的，有的是外边的。”
　　安在天看到一封揭发她跟谢兴国的信，问：“怎么，她跟谢兴国也好过？”
　　孙书记说：“她一来这儿，最早好的就是谢兴国。你刚才看见的就是谢兴国的爱人，她三天两头来我这儿哭，闹离婚。可真要离了，寻死觅活，又抓剪子又找上吊绳的……”
　　安在天：“你不是说谢兴国很老实嘛，他一个有老婆的人，怎么还红杏出墙？”
　　“不是谢兴国搞她，而是她搞谢兴国。”
　　“这不是一厢情愿的事，一个巴掌拍不响！谢兴国要是人家柳下惠，坐怀不乱，他还能被一个女人吃了？”
　　“反正他们好过，现在好没好就不知道了，老婆都看不住，何况我们这些做领导的呢？还搞不搞工作了？谁先主动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安在天越看信越怀疑说：“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不可能吧。她才来多久……”
　　“应该是不可能，可到了她的身上，就成了可能。不瞒你说，这些人我大多都找她问过，我倒真希望听到她否认甚至是狡辩，可就是听不到啊！她永远是说但丁的那句话，‘走我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安在天叹气。
　　孙书记：“说真的，影响很坏，反应很大，现在所里一召开领导会议，每一次都有人提出来，要处分她，开除她。幸亏她手上还有把尚方宝剑，是周总理点名要回来的人，否则我说早有人把她轰走了。这个黄依依，人家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可她回到中国，还在哼西方那边的靡靡之音，这怎么行嘛，完全不同的伦理，能这样乱来吗？”
　　“她有家吗？”
　　“哪个男的能接受她？”
　　“也许结婚就好了。”
　　“你以为她没结过婚？结过两次呢，都离了。她在美国就有过婚姻，丈夫是化学家，意大利裔美国人，回国前两人离了。回来后不久，她跟电影厂一个摄影师好上了，开始像块牛奶糖，粘在牙上就是下不来，可不久又离了，就因为男人在外地拍了半年戏，她后院起了火，又跟别的男同胞眉来眼去了。丈夫回家发现后，要打那个男人，你猜怎么着？她替他抗了，结果被丈夫打得鼻青脸肿，日内瓦有个重要的数学会议点名要她出席，她都没去成，那个模样，没法儿见人呢！”
　　“那个男人呢？她离婚后，没跟她结婚？”
　　“早没影儿了。老实说，她这样子谁愿意跟她结婚？谁敢跟她结婚？玩玩可以，真要放到屋里，没人放心，哪个男人也不愿意天天提心吊胆，老婆给自己戴上一顶绿帽子。她自己都跟我说过，现在她对婚姻已经不抱希望了，因为没人真正想娶她，那些人都跟她逢场作戏而已。所以，她也索性自暴自弃，更加放任自流了。我们这里毕竟是科研单位，人的思想相对要开放一点，很多人也有在国外生活的经历，所以多少还能迁就她。要在其它单位，她还能有今天？早就当毒草给铲了。这样的人你们能要？敢要？所以我劝你还是别要她。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谢兴国在专业上绝不比她差，她能干的事，小谢都能干。而谢兴国的思想和生活作风都没有问题，去了会给你踏踏实实干事的，黄依依去了，说不定事还没干出来，尾巴就先露出来了。尾巴一露出来，你们这种单位能不处理她？到那时，她想干事都没机会了，害人害己，何必呢？”
　　“那我也不要谢兴国，破译是残酷而荒唐的职业，必须具备绝对良好的心理素质。如果面对我刻意装出来的傲慢，他就乱了分寸，忘了自己的身份，而低三下四地去取悦我、迎合我、讨好我，给我点烟，陪笑脸，这个人内心可想有多么懦弱，他怎么可能让我看到光明的未来？要知道，我们求索的那束光明本来就象游丝一样纤细，而且还在风驰电闪中，只有象一个死人一样沉着，处乱不惊，处惊不变，这样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才可能和密码有幸‘不期而遇’。”
　　密码是反科学、反人性的。说到底，密码玩的是欺骗，是躲藏，是暗算。兵不厌诈，密码是兵器，是兵器中的暗器，是人间最大的狡诈。研制和破译密码的人都是撒旦！孙书记哪里知道，他把黄依依说得越邪乎，却越发坚定了安在天要黄依依的决心。因为安在天明白，在密码这个充满奸诈、阴险、邪恶、惨无人道的世界里，一个桀骜不驯、带邪气和野性的人，或许要更容易生存下去。
　　孙书记绝望地问：“你真的决定还是要她？”
　　安在天安慰道：“那要看过档案，才能最后决定……”
　　但安在天心里其实已作了决定：只要没政治上的问题，没有人比黄依依更合适。
　　在安在天翻阅黄依依的档案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黄依依还睡午觉的时候听到有人敲门，她迷迷糊糊地问了一句：“谁呀？”无人回答，还是轻轻地敲着。黄依依爬起来，趿拉着拖鞋去开门，也许有那么一瞬间，她想来人会是安在天，也可能是服务员。门开了，却是一个女人猛虎一样地扑了进来，抓住黄依依又撕、又打、又抓、又踢，手、口、脚全用上了。
　　黄依依猝不及防，双手捂住了脸，任她摆布。
　　女人就是谢兴国的老婆，她边打边骂着：“破鞋！骚货！贱种！女特务！你还是人吗？你就是匹马，一匹大洋马，就知道在男人堆里溜达，谁想骑都可以；老同志骑了夫妻反目，小年轻骑了后患无穷，你是一匹害群之马！我打死你，我要为那些老婆们报仇，为她们出气……”
　　消息很快转到孙书记的耳朵里，孙书记放下电话，沉重地对安在天说：“她被人打了！”
　　安在天从档案中抬起头来说：“谁被打了？”
　　“黄依依，她在自己房间被谢兴国的老婆打了。我早知道她有这么一天，研究所的人终究是知识分子，君子动口不动手，可那个女人是农村来的，她才不管不顾这些呢……简直是让我都没脸见人！”
　　安在天愣了一下，站起身来，道：“我先回去了。”
　　孙书记问：“你……还考虑要她吗？”
　　“我要的就是她！”
　　孙书记乞求地说：“你不能要她……”
　　安在天：“谁说的？上面赋予我足够的权利，只要我看中的人，无论男女，无论老少，任何人我都可以带走。”
　　安在天刚走，孙书记就打电话给张书记了，他热泪盈眶地说：“张书记，您听我说完……我完全是按您的指示积极配合他工作的，现在人也找到了，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里面有情况……我个人以为这位杨小纲同志，在找人的事情上有营私舞弊的嫌疑……有一位女同志叫黄依依，有男女作风问题，全所人有目共睹，杨同志来了以后，很快就与她成了熟人，在房间有了单独的接触，而且不顾我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完全是毫无原则地选拔了她……我可以用我十几年的党龄向您保证，所里有很多比她更好、更强的同志，杨为什么要偏偏选择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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