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日本陆军来说，“军刀组”是飞黄腾达的代名词，一众人等都是坐着火箭往上升的。
　　但石原是怪才，跟正常人不太一样，所以不在此例。
　　由于他很早开始就恶名远扬，所以连机关也没能进得去。军部打发他到中国内地，去经历每一个“中国通”都走过的路，也就是“旅游”兼偷画地图。
　　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今后的“黄金档案”——陆大往届生、顶头上司板垣征四郎。
　　到关东军任职前，石原已经充分享受了一下“军刀组”特殊的出国待遇，到德国去逛了一圈回来，此时正在陆大当教官。
　　河本选择石原来完成他在东北的“未竟事业”是很有些眼光的。
　　因为怪才石原莞尔不仅具有同样的疯狂凶悍，更重要的，他还是日军中极少数能把侵华战略讲得头头是道的“思想者”。
　　据说，在日本很少有人能真正读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就连他们的洋老师、陆军大学的德国教官对这部皇皇巨著都讳莫如深。
　　大概此书也的确深奥，快赶上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水平了，后者真正弄通的人同样寥寥无几。
　　但是石原超越了他的祖师爷，把一部《战争论》硬给啃了下来。不仅如此，他还有所发展，拿出了一个最新理论成果，即“最终战争论”。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像那个传说中的西方预言家查拉斯图拉一样，石原也给日本算了一卦。
　　他说今后日本和美国迟早要打一场“最终的战争”（倒还是蛮准的）。
　　要打的话，日本在战略上非常吃亏，主要是国土无纵深，又缺乏战略资源（后来也应验了）。
　　所以一定要拥有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缺德结论就这样被推导了出来）。
　　在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上，起诉方曾把日方的一份奏折作为证据提出犯罪指控。
　　这就是著名的田中奏折。全文很长，有四万多字，但被人们记住的只有两句话。第一句话：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第二句话：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田中奏折在史学界是有争议的，日本人一直说它是伪书。
　　从田中当政时推行的政策来看，出自此人之手的确疑点很多。因为田中的对华外交政策有个名堂，叫做积极外交。
　　所谓积极外交，就是依靠奉系军阀首领来维护和扩大“满蒙权益”。虽然一样是打坏主意，但它与“征服满蒙”毕竟还是两码事。
　　其实田中奏折的大部分理论观点，都来自于“最终战争论”。
　　石原的理论一出炉，就被日本陆军当成了宝贝，并成为关东军策动“九一八”事变的指导思想。
　　一切都预示着，关东军这次不光是消灭两个东北的头头脑脑就算了。他们要玩儿一把大的，把“满蒙”一口吞下。
　　在东北，石原和板垣等人都亲自观摩了中苏之战的实况。看完之后，石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了这样一句话：对付张学良连我的家传宝刀都不需要，竹刀就足够了。
　　他又一次作出预言。
　　我敢断定，如果一旦有事，关东军不用两天时间就可以占领奉天。
　　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准备和等待，因为行动的最终实施至少还需要两年时间。
　　石原比河本们更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狂妄，而且冷静，不是一般的冷静，而是超常的冷静。
　　一个行动计划，仅仅方案的完备，石原就用了一年多时间。
　　在这一年多里，由他和板垣带队，组成了“参谋旅行团”，在东北境内跑了一圈。
　　一圈跑下来，石原已经为关东军占领“满蒙”安装了全副的GPS导航。
　　接下来，他需要等待的只是一个在他看来最为合适的出手机会。
　　这时候，被石原称为“用竹刀就能对付”的张学良在哪里呢？
　　他在北平。
　　因为参与中原大战，张少帅在东北之外又获得了对华北的控制权，拥有地盘之多，几与南京政府相当，国内没有一个地方诸侯能与之相提并论。
　　渐渐地，他似乎已淡忘了身后那个长满大豆和高粱的地方，那个父辈基业之所在。
　　其实那两年东北的事情特别多，而且大多跟日本人的挑衅有关，在朝鲜甚至爆发了骇人听闻的排华运动。
　　可是这些都没能引起张学良的足够重视。
　　为了打击反叛的石友三，他再次抽调八万东北军主力入关，这些精锐部队在平叛之后，都再未返回东北。
　　东北已经危机四伏，他却听不见，也看不到。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没有谁可以真正高枕无忧。石原终于把“竹刀”磨好了。
　　最初他的设想是招一批浪人，让这帮孙子穿上东北军军服，然后对日本总领事馆和关东军驻地发动袭击，以此来挑起事端。
　　后来又觉得不妥。因为这样一来，牵涉人数太多，加上那些跑江湖的浪人又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人多嘴杂，难保不泄密。
　　这样就又回到了当年策划“皇姑屯事件”的老套路，改为极少数人在铁路上进行爆破，然后再嫁祸于人。
　　时间本来定在9月28日，因为消息不慎被政府（日本政府）所察觉，只得提前10天，改为9月18日。
　　关东军这边忙得上蹿下跳，不亦乐乎，东北军那边却还是一如既往地“以不变应万变”。
　　应该说，日本人要发动“九一八”事变并不是完全无迹可寻，就在9月18日那天下午，两个日本兵剪断北大营电话线这样的细节，也被中国方面捕捉到了。
　　但从事后的反应来看，东北当局在防范上显然又是严重不足的。莫非他们以为身边的关东军是传说中的Hello Kitty？
　　对此，我也觉得十分郁闷。人家都在你家门口放火了，你却愣是说闻不着烟味，连点最起码的准备动作都没做，这话讲出来谁信？
　　史料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闯入了张学良在沈阳的府邸，从他的保险柜中搜出了一大堆收款单。
　　军官们不看犹可，一看就瞪大了眼珠。因为这些收款单的收款人都是日本人，而且还不是普通的日本人，个个都是日本政界要人。
　　点一点，总共有53张之多，少说也有千把万元。数字最大的一张是50万，收款人是床次竹二郎。
　　这床次竹二郎在日本政坛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是日本两大党之一的政友会的主要干部。后来政友会的犬养毅上台组阁，床次还做过内阁铁道相。
　　为什么给床次竹二郎的钱最多？
　　因为当时床次想竞选首相，需要选举经费，张学良就把宝押在了他的身上，希望通过提供“政治献金”的方式帮助床次顺利上台。
　　张学良身为东北少帅，钱自然是有的。但话又说回来，谁的钱都不嫌多。这些钱花出去，自然也都是要派用场的。
　　按照走关系的传统，砸出去的银子一般有三种用处：其一，拉拢对方。其二，替我说话。其三，帮我办事。
　　既然收据都拿了，那就是说目的肯定达到了，中国政坛的潜规则移到扶桑后同样适用。因此，我猜测，少帅并不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完全没有作出任何防范动作。
　　53张收款单，那就意味着53个人情，53条信息渠道，53份保证书。
　　的确，那时候虽然相当多的日本政客嚷嚷着要动拳头，其实也不过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在国内选民面前唱唱高调，表表姿态而已。真要说马上动武，没几个人会赞成。
　　也许，正是基于这种日本短时期内不会动武的判断，才使张学良在事发前未做任何认真准备。
　　当然，以上只是我的猜测。
　　至于东北军为什么在事变前防备如此松懈（容忍和防备应该是两码事情），真实的想法和原因就只能问他们自己了。
　　
　　第20章 不可思议的战争（1）
　　
　　日本的冒险家们正在行动。
　　石原莞尔待在旅顺，坐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后者当时外出，对整个行动计划尚不知情。
　　板垣则坐镇沈阳特务机关办公楼，统一指挥攻击行动。
　　9月18日晚的东北：今夜，将注定无人能够入眠。
　　时间是深夜10点。川岛中队在柳条湖铁路段实施爆破。
　　要搞爆破，这里存在着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因为那段铁路属于日本自己所有。
　　炸自己家的铁路固然心疼，但最重要的是还不能出事故，万一铁轨坏了，列车也上了天，那边北大营却没能攻下来，这就真成偷鸡不成蚀把米了。
　　因此，事前石原专门请了爆破专家进行精确测算。
　　先算出一个安全长度，大概一米半长，然后又规定了炸药数量。
　　在“皇姑屯事件”中，河本光炸药就倒腾了120公斤，要用30个大麻袋装。
　　现在的黄色炸药一共用了42包。
　　别看数量不少，其实并不多，因为都是小包。
　　42包是有讲究的，少一包炸不了铁轨，多一包得翻车。
　　它要求达到的最终效果是：铁轨虽然炸断了，但高速行驶的列车能够安然无恙，就算暂时晃那么一晃，通过绝对没有问题。
　　你别说，搞到这么精确，还真得找个专家才行。
　　为了使效果看起来更逼真，他们把炸药埋在土里，这样一旦爆炸，就可以制造出烟尘弥漫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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