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响时，蔡廷锴正在朋友家做客。
　　在接到闸北前线打来的电话后，他并未感到吃惊，而是从容地回答：按计划行事。
　　然后他放下电话，跟着朋友上楼，隔着窗户看到，闸北方向果然不断有一道道密集的枪火划过天空。
　　好了，不须到东北，亦能抗敌。
　　虽然蔡廷锴始终有不顾一切去东北“援马”的愿望，但早在“马玉山路事件”发生之前，他就已经预感到日军海军陆战队也有发起挑衅性进攻的可能。
　　抵抗是毫无疑义的，问题是要确定一条抵抗线，也就是究竟踩在哪条线上打鬼子。
　　当时提出来三条抵抗线，第一条是上海市区，第二条是上海郊区，第三条是更远的昆山。
　　如果按照一般的战场要求，应该是选第二或第三条，但蔡廷锴选的是第一条。
　　为什么？
　　第19路军有守土之责，卫戍的就是京沪，把上海丢掉，跟不抵抗也没多大区别。
　　而且如果战上海，军事上可以扬长避短：咱们武器肯定不如鬼子，这是他们的长处，不承认不行，但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缩小它。
　　怎么缩小呢？就是钻在城里跟他们打巷战。上海是大城市，到处都是房子，最重要的是有万国租界，老外都住在这一片，日军的飞机大炮再牛也不敢乱逞威风。
　　缩小对方长处的同时，弥补自己的短处也很重要。这一点蔡廷锴也想到了。
　　19路军属于标准的穷人部队，武器非常寒碜。官兵所配枪支多数为广东造的七九式步枪（那时的广东货可并不时髦，属于准淘汰产品），每支步枪配100多发子弹，没有什么重武器，只有一些汉阳造的轻机枪。
　　改善武器装备成了当务之急。
　　先向政府伸手，请求调拨。
　　可那时候的孙科内阁自个儿都快穷得要砸锅卖铁，毁家纾难了，哪有闲心和余钱来理这个茬，所以报告打上去，连个响声也没听见。
　　无奈之下，蔡廷锴只好自己想办法。好在大上海的洋行多，只要你给钱，总有办法给你弄来武器。
　　最后终于筹到一笔钱，从外国洋行那里搞到了一批武器弹药，就是这批武器，在闸北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路军不是“九一八”时的东北军，其军事主官久经沙场，意志如铁，随时有赴汤蹈火，粉身碎骨的精神准备。
　　引用《亮剑》中的话，可作如下评点：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和性格的，而这种气质性格和首任的军事主管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部队就有了灵魂。
　　因为一切早已了然于胸。
　　因为一切早已准备就绪。
　　因为一切早已置之度外。
　　在指挥部，蔡廷锴向南京发去密电：闸北已经开火，我军决意抵抗。
　　盐泽的这次进攻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一个突袭，便占领了天通庵车站。
　　天通庵车站的轻易得手，让盐泽大为得意。如果再拿下上海北站，他就可以控制市内的淞沪交通了。
　　第一次进攻，日本海军共投入陆战队员2000人。
　　闸北前线的张若嵩团有1000人。不过在战斗打响时，他却意外地得到了一支援军。
　　这支援军就是宪兵团。因为19路军老是拖着不肯把防区让出来，宪兵团嘀嘀咕咕很不满意，但也只好先去找出租房。有一个连住的地方离交战地点很近，一看，怎么着，鬼子还真摸过来了，那还等什么，跟着19路军一起打吧。
　　此外，还有警察大队的两个中队。警察管的是城市秩序，宪兵管的是军队秩序，打仗自然没有野战部队在行，不过只要手里有枪，多少都能派上点用场。这么一加，就有了1700人。
　　1700打人家2000，如果摆到正儿八经的战场上去，那是必定吃亏无疑的。幸好这里打的是巷战，你就是人再多，一个巷子里能挤多少？何况盐泽为了便于进攻，早就把他的人分成了三路，每路500人。所以不能看总量，要看局部。我们有1700就够了。
　　甚至还有富余。张若嵩把人马调配出去后，又额外留了三个连作为预备队。
　　等到正式交火，发现难点果然不在人多人少，而在于陆战队有坦克车作为前导掩护。
　　这种坦克车是日本从英国进口的，名为维克斯轮式坦克。外表看起来跟个大甲虫差不多，其顶部装有圆形炮塔，有两挺重机枪可回旋扫射。
　　尖端武器来了。
　　此前，19路军经历的主要是北伐和中原大战这些国内战争。坦克这种东西，很多人看都没看见过（称之为“铁牛”），更不用说知道怎么防御了。
　　三路日军都有两到三辆坦克车在前面开路，19路军在路口构筑的防御工事被冲毁，日军一度冲入防线，形势十分危急。
　　见此情景，张若嵩急忙打电话到指挥部，请求增援。
　　蔡廷锴没有马上增兵，而是问他：你现在手上还有多少人马。
　　张若嵩回答，原有1700人，已伤亡1/3。
　　蔡廷锴点点头。
　　尚有千人，要什么增援，最低限度，你团要在闸北坚守三天，三天之后才可以换防。
　　张若嵩不敢再说什么了。
　　蔡廷锴打过的仗不计其数，前线能不能顶住，能顶多久，你瞒不过他。
　　张若嵩只得把预备队调上来，一阵猛打猛冲，这才收复阵地，击退了日军。
　　虽然没有派一个子的援兵，但蔡廷锴遣来了首席战将——156旅旅长翁照垣。
　　在第19路军的大帐之中，翁照垣称得上是一颗耀眼的明星，只不过这颗明星经常会给自己惹祸，用嘴巴。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他大发议论。
　　有枪在手里，为什么不打？那样就算败了，也不失军人本色！
　　他对少帅也直言不讳：“张学良不是一个有坚强卓越修养的军人。”
　　评价就一句话：这哥们儿不过一少爷而已。
　　说这些话容易得罪人啊，可是翁照垣似乎从来就没想过要给自己的嘴巴上安个闸。
　　翁大嘴说话率直，做事也极富冒险精神。
　　这个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后来不知怎么，忽然想起要到法国去学开飞机。
　　但是飞机毕竟不是汽车，飞行执照也不同于汽车执照，其间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当时的飞机还是个新生事物，无论是驾驶技术还是飞机本身的性能，都算不上成熟，报刊上经常有飞机开着开着就起火燃烧乃至坠毁的新闻报道出来。别说中国人，就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也没几个敢染指这种高难技术的。
　　“飞行发烧友”翁照垣不但有这个胆量，还做得相当出色，到后来，甚至能独自一个人驾驶飞机了。
　　要问飞行员最怕什么，十有八九都会说，那就是飞着飞着，机身出机械故障。
　　因为是在空中，不是在地面，没法立即抢修。这种情况下，什么资深、技术都没用，要想保住自己的性命，唯一的选择就是立即跳伞。
　　至于飞机，那就没法再管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很不幸，翁兄也遇到了这类倒霉事。
　　他也想跳伞，可是发现不能跳。因为飞机下面有民宅，他这么纵身一跳不要紧，失去控制的飞机可就只能往法国老百姓的房子里面钻了。
　　当然了，如果真的跳了伞，也没有人能够站出来进行指责——飞机眼看就要完蛋，飞行员当然不能跟着一起去陪葬，这是常理常规，任何人都会这么做。
　　千钧一发之际，翁照垣作出了一个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选择：冒险迫降。
　　幸运的是，老天照顾勇士和义人，飞机迫降成功了。
　　得知这一消息，法国人泪飞顿作倾盆雨。感动啊。
　　他们把翁照垣称为“一个勇敢的中国人”。
　　说是说的翁照垣，其实我们所有中国人的脸上都有光。这就好比现在某游客跑到人家那里朝大街上吐口痰，罚的虽是他，一家子人却都得跟着蒙羞一样。
　　翁照垣赶到前线时，正值陆战队发动第二次进攻。
　　盐泽认为第一次没得手，可能是人还不够多的缘故，因此在组织第二次攻击时，又加上来1700人。
　　坦克仍然开在前面，嚣张得要命。
　　现在，“勇敢的中国人”像学开飞机那样，开始琢磨怎样才能攻破眼前的“铁牛”。
　　经过第一轮较量，大家已从最初的惊疑中清醒过来。很多人都看出了“铁牛”的毛病：这是一种轮式坦克车，下面不是履带，而是轮子。
　　轮子就是它的弱点。
　　中国军队虽然第一次看见坦克车，但汽车还是有人见过的。打有轮子的坦克车，方法应该跟打汽车差不多。
　　翁照垣把一些身手敏捷的广仔挑出来，组成了敢死队，埋伏在马路两旁的商店内。
　　日军坦克开得兴起，丝毫没有察觉这些变化，而是继续向前隆隆推进。
　　商店，过了。子弹，来了。
　　坦克车一开过去，藏在商店内的敢死队突然杀出，一下子截断了步兵和坦克车的联系。
　　说实在的，人待在坦克内并不好受。有座钢板罩在外面固然是觉得安全了，可视野小了，周围的情况很难看得清楚。
　　坦克车开着开着，忽然发觉不对劲，怎么只有前面打枪扔手榴弹，后面听不到动静？
　　往后一看，不得了，跟屁虫们已经被枪弹隔开了，想跟也跟不上来。
　　这还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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