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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一个赵登禹。
萧振瀛在他的安内策中并未提及如何安排赵登禹,不过这位华北第一军师其实是看得很明白的:稳住了冯治安,也就稳住了赵登禹。
因为赵登禹和冯治安的私下交情很好,长城抗战时,赵就是在冯的下面做旅长,冯不叛,他也不会叛。如此,宋哲元身边又可多出一个策应前后场的自由人。
虽然宋哲元当时还没想到萧振瀛的布局会影响那么长远,但他对张、冯、赵等部将“躁动不安”的情况已有所耳闻,而且也知道萧振瀛这么说并未掺杂私心杂念,全是为他着想,因此郑重地点了点头:都听你的。
萧振瀛很欣慰,这样就好,我们毕竟兄弟一场,如此我就放心了。
终于又听到了一声“兄弟”。
可是如今不是兄弟惜别,而是兄弟相逼,相逼之甚,竟不能容对方在海内有尺寸栖身之所。两人从此只能形同陌路,咫尺天涯。
还记得八拜结交时的山盟海誓吗?还记得29军初创时虽然艰苦卓绝,但你帮我扶、同甘共苦的情景吗?还记得一个曾是心腹手足(萧振瀛),一个曾是长兄骨肉(宋哲元)吗?
一切都是飞花,一切都是流水,一切都会成空,一切都不能作片刻的挽留。
奈何,奈何。
到了分手的最后时刻,萧振瀛无限眷恋地再次环顾了眼前熟悉的景物,在这里,他曾顽强苦斗,这里是他的家,是他的根基,然而现在只能挥手告别了。
何日才能归来?
想到这里,萧振瀛再也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忽然泣不成声,一旁的宋哲元亦备感伤心,呜呜地痛哭起来。
哭,对于他们来说都不是第一次,然而以这次最悲痛,最真实,也最震撼人心。
说离别,离别就在眼前。他们二人谁都不会想到,等到重新聚首见面的时候,世界已变得让他们自己都不可想象。
29军的很多老兵,特别是骑兵师的人后来都说,萧振瀛如果不走,听从张、冯、赵的话,是可以改变历史的,那样的话,华北和29军就会是另外一种处境了。因此,他们到今天都认为,萧振瀛的离开,是他本人历史上最大的错误。
然而伤心人总是别有怀抱,在那个时候,当事者又能有多少更好的选择呢。
其实,对于萧振瀛被迫离开华北这个现实,连蒋介石都不能接受,却又无可奈何。
黄、萧都不在,华北今后麻烦了。
幸好,萧振瀛还留下了“锦囊”,又幸好,宋哲元照做了,而且效果立竿见影,29军内部得到暂时稳定,日本人无孔而入,又接着打起了绥远省的主意。
这就有了著名的百灵庙大捷。正是这个大捷,令黄郛在弥留之际仍激动不已。
百灵庙大捷的创造者是傅作义,字宜生,山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5期,时任绥远省主席。
傅作义的成名之作为涿州之战。
那还是在二次北伐的时候,当时傅作义带了一个师单兵突进,一举占领了北京西南的涿州。这在军事学上本来是一个出奇制胜的锁喉招数,既能切断奉军的南北联系,又可以直接威胁京津。无奈其他北伐部队不能配合,竟然都被张作霖给打退了,这样一来,反而把傅作义自己逼入了绝境。
张作霖调动重兵,在外面围了一重又一重,原以为城里的人一无援兵,二无供给,应该支持不了多久,谁知道傅作义特别能熬,一熬就是100多天,奉军愣是攻不进去。最后还是阎锡山认为守无意义,授意他停战议和,涿州之战才得以结束。
从此之后,大家都知道了,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如果一定要进攻,最好还是离这位姓傅的远点,因为他的那张盾轻易是戳不破的。
到了长城抗战,傅作义又再次让日军领教了他善守的特点,他在牛栏山成功阻击并杀伤了铃木旅团,堪称长城抗战末期中国军队的少见佳作。
正是知道傅作义的厉害,所以日本人在攻之前,颇想使老傅不战而降。
来绥远招降的是板垣。
早在长城抗战前后,板垣就用实际行动证明,他实在不是个做特务的料。可是自从时来运转,当上关东军副参谋长后,板垣的自我感觉又良好起来。即便上次在华北被萧振瀛涮了一把,他仍然不改初衷,始终认为自己比别人更玩得转。
看来很多时候,乌纱帽还真的能起到点兴奋剂的作用呢。
傅作义倒是很客气,他以绥远省主席的身份,穿着便装,亲自到飞机场去迎接。
不过坐下来谈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板垣说,中日同文同种,所以要“互相亲善”。
傅作义回答,您的话是没错,可双方必须以诚相见,在平等的前提下才能“亲善”得起来。
板垣暗示,华北如果以傅作义为首,关东军将会予以全力支持。
傅作义却摇摇头,华北是中国领土,独立是无前途的,你就不要难为傅某人了。
板垣最后又拿“蒙绥问题”来进行试探:听说蒙绥两边的关系不睦,万一德王来进攻绥远,你会作何处置。
傅作义出语铿锵有力:那就打,傅某绝不会有丝毫退让。
第14章 大漠英雄(1)
再没什么可说的了,板垣只好起身告辞。
分别时,他送给傅作义一把军刀。傅作义呢,也有礼物。
老傅的礼物是,端砚一方,四书一部。
好好学着写写字,看看书吧,别一天到晚喊打喊杀,显得一点素质都没有。
板垣可没这好性子,他爱的就是军刀,对四书五经哪有半点兴趣。
既然傅作义不肯答应退让,那就把他赶回山西,让他去跟阎老西做个伴。
关东军要进攻绥远,依靠的是内蒙古的德王。
驻守察哈尔的刘汝明没有萧振瀛那样的勇略气魄,这使德王的贼胆一天大过一天,他不仅要闹独立,还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准备兵发绥远,以便建立臆想中的“蒙古国”。
德王本来对傅作义还有点忌惮,迟迟不敢动手,可是日本特务却在旁边一个劲儿怂恿他。
这个日本特务,就是密谋“马玉山路事件”的那个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少佐。不过人家今非昔比,少佐成了过去时,如今已经因功升为中佐了。
在南方玩阴谋尝到了甜头,调到北方之后,田中担任了德化(现为内蒙古化德县)特务机关机关长,准备到绥远再玩一把心跳。
他对德王的“胆小懦弱”十分不屑。
知道“九一八”不,东北军当时号称全国最强的地方军,还不是一打就跑,我们穷追至长城,轻轻松松就拿下东北四省,建立了“满洲国”。
傅作义有什么啊,不过徒有虚名罢了,不见得比东北军强到哪里去。没准也是个一吓就撒丫子跑路的软蛋,绥远很快就是咱们的了。到时候,“蒙古国”一定比“满洲国”还风光呢。
德王一想,有道理。
再看看田中的样子,不出兵也不行了,他的伪蒙部队全都是日本人给投的资,老板得看产出啊。
德王马上给傅作义发了份措辞强硬的挑战书。
可是它却只换来傅作义的一声冷笑。
不揍你一下,你都快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好吧,既然你屁股痒痒,我也就用不着再客气了,姑且扮扮老师的角色。
傅作义如此义无反顾,是因为他通过情报,已初步掂准了来敌的分量。这个情报,不是来自己方特工,却是由另一个日本特务机关机关长提供的。
羽山喜一郎,绥远首府归绥(今呼和浩特)特务机关机关长。
羽山刚到归绥时很是张扬。在他的压力之下,傅作义被迫作出妥协,将九一八纪念堂改名为“公共会堂”,将长城抗战烈士公墓改名为“烈士公园”。
之后,羽山又公开设立了“羽山公馆”。这在当时华北的日本特务机关中是独一份的,在此之前,即如老牌的土肥原和板垣也不敢如此嚣张。
羽山的三板斧狠不狠,狠,可是傅作义很快就会让他认识到,双方较劲,最终起作用的还是智慧和韧劲。
傅作义首先把他的参谋处长安插到羽山身边。
这位参谋处长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由他陪着羽山整天胡吹海侃,吃喝玩乐,表面是献殷勤,暗里等于在羽山身边安了个眼线。
羽山公馆很偏僻,周围的人很少。羽山大概以为这样一来,便于他刺探情报,谁知道却为傅作义安排盯梢带来了便利。
因为出出进进就那么几个人,傅作义索性安排便衣宪兵在公馆四周摆摊设点,对可疑人员一律进行盘查处理。
有一段时间,羽山总觉得奇怪。
他在找来的中国人身上大把大把花钱,可那人一旦出了公馆,杳如黄鹤,连个回音都没有了。
想来想去,他只好把问题归结到“品质”上去:世道凉薄,人心不古,原先一贯老实忠厚的“支那人”竟然也靠不住了。
身边潜伏着傅作义的人,而线民又进不了他的公馆,羽山成了聋子瞎子,不仅刺探不到任何情报,反过来还要给老傅送情报了。
羽山早就掌握了关东军制订的侵绥计划。他知道此次攻绥,关东军不会直接参与,于是心里面就产生了一个看上去有些奇怪的念头。
他竟然是站在傅作义这边的!
说怪,其实也不怪。虽然同是机关长,但羽山与田中还不太一样,田中的直接上司是关东军,而羽山却归华北“驻屯军”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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