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顾问连连点头：那依你之见，该如何是好？
　　好办，把他们撤下来，由我们“大汉义军”站岗。
　　王英和他的日本顾问们都没想到，此举却歪打正着，对了傅作义的心思。
　　此前，傅作义专门设立了一个秘密机构，负责对大庙子的伪军进行策反。这次替换上来的金宪章伪军正好就是策反成功的那一批。
　　当初，金某既然肯顶着汉奸的恶名参加伪军，自然都是奔着升官发财来的，可是眼瞅着傅作义太猛，在他面前除了碰得鼻青脸肿，一点出头的机会都没有。
　　人生在世，要么出名，要么发财，结果辛苦了半天，这两样都没落着，连活下去都成了问题，岂不冤死个人。
　　此地不宜留，更投佳处去。
　　现在王英给机会换岗，天赐良机，不正好吗。
　　傅作义给予重赏，不过他说接洽投降这事还得按江湖规矩办。
　　什么叫江湖规矩？
　　《水浒传》里说得很明白，要入伙，得交“投名状”。不弄几颗日本人的人头过来，我怎么知道你们是真情还是假意。
　　于是，金宪章便冲入营帐，把20多个日本顾问全给砍了，接着又与绥军里应外合，干掉了德王的骑兵师。
　　德王成了光杆王，“大汉义军”也走到了末路。
　　田中气急败坏：20多个日本顾问，竟然不是被傅作义抓住，而是由一手“栽培”的伪军给砍掉的，太让人上火了。
　　二话不说，缴械。枪给你们也只会当擀面杖使。
　　在汉奸这个行当几进几出的“民国吕布”石友三曾有一句名言：不知道的都以为汉奸好当，你进去就知道了，不容易！
　　王英是个老混混，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再一看日本人的脸都黑了，知道这里没法再待，只好孤身一人逃走了事。
　　对于大庙子一役，傻呆呆的羽山仍跟从前一样，从头到尾就没他掺和的分儿，别说向关东军提供情报了，连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能干什么，只好整天借酒浇愁。
　　这位已经完全晕了。
　　倒是关东军还没忘记归绥有这么一个人。他们发电报给羽山，要求把那些死鬼顾问的尸体给要回去。
　　羽山便来找傅作义，可是傅作义说他无能无力。
　　对，我知道，好像是有这码子事。可那是王英的部下金宪章干的，金宪章是我训练出来的吗，不是吧，还不是你们关东军训练的人才。这件事，你应该去问问田中。
　　羽山急了，说那是以前，现在金宪章不是你的手下吗。
　　傅作义仍然直摇头。
　　不不不，金宪章可是在杀了人放了火以后，才来投奔我的，我怎么可能管得了他以前的事呢？
　　羽山怏怏走人，关东军却还一直发电报过来催，弄得他连个安稳觉都睡不好，只得再去找傅作义。
　　我得交差啊，实在不行，你弄些牛马尸骨给我都行。
　　看他可怜，傅作义这才点头“恩准”：这可是你说的，那我就随便弄点骨头给你！
　　羽山接了一堆乱七八糟的骨头后，就平均装在小匣子里，运回国内算数。
　　面对着傅作义这个强悍的对手，曾经狂傲一时的羽山哪里还敢再耍日本特务的威风，从此成天躲在家里，连大门都不敢走出去了。
　　绥远抗战令国人相当振奋。
　　长城抗战失败之后，面对日本的疯狂进逼，人们不得不一再退让和忍耐，可是还要忍多久，已经没有人能忍得下去了。
　　突然有一天，一个草原英雄，一个寂寞高手出现在大家视野当中，他俯仰天地，挽弓射雕，以善守之将打出了善攻之将的威名。
　　终于出手了！
　　全国上下久被日本人压迫之气得到极大宣泄，那情形如同是今天的观众，在电影院里看到霍元甲、陈真、叶问们跳上比武擂台，痛扁那些张狂的东瀛武士及其他们的走狗。
　　各界对绥远抗战的支持程度是空前的，民众捐款数额之多，甚至能帮绥军重新组建一个汽车兵团。
　　此情此景，令傅作义本人也感叹不已。在事后发表的声明中，再三称他看到了全国的人心，而只要这种人心不死，国家必能复兴，民族也必能自救！
　　绥远抗战对日本的“内蒙工作”却是沉重一击。百灵庙和大庙子既失，等于拔掉了关东军安插在绥北的一颗钉子，其向西延伸的侵略线被拦腰斩断。
　　当初黄郛主政华北时，就十分看好傅作义，认为北方诸省中，绥远是最能在艰苦中积极求生路的一个省。
　　今观绥远抗战经过，信然！
　　
　　第18章 死亡旅行（1）
　　
　　本来蒋介石还想支持傅作义继续进攻商都，以端掉伪蒙军老巢，但因阎锡山态度消极，加上突然听说西安不稳，他决定先放一放，到西安去安抚东北军。
　　他没有料到的是，此次西安之行会是一次差点永远买不到归程票的死亡旅行！
　　这场大戏的主角先后有好几个人，其中之一就是东北军少帅张学良。
　　人生是多么诡异，两个“九一八”，把张学良的命运分割成了两处。
　　1930年的“九一八”，东北军以调停为名入关参战，张学良因功被授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且坐拥华北、东北两大地盘，正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时风光无人能及。
　　1931年的“九一八”，却蒙羞失地，不仅丢失东北，还戴上了“不抵抗将军”的帽子，声誉降到冰点。
　　如果前一个“九一八”算成功日，后一个“九一八”却是标准的耻辱日，不仅是他个人的耻辱，还是国家的耻辱。
　　从那以后，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就像是失去跌停板控制的股票，翻着跟头往下摔了。
　　1931年9月18日，不作抵抗，放弃东三省，退入锦州。
　　1932年1月3日，再次不战而弃锦州，至此，不到半年，关外三省一区皆丧于敌手。
　　1933年3月4日，热河沦陷，前后不到十天。
　　再然后，关东军逼近长城，继东北之后，华北也摇摇欲坠。
　　在内战之中，他曾是多么精明且敢作敢为，以至于连冯玉祥、阎锡山这样的千年老狐狸都摔倒在了这个毛头小伙面前。
　　可是在外战中，他又表现得那么怯懦和无能，以至于105个守备队员可以攻破北大营，120多个骑兵也同样能够占领热河省。
　　其实每一次做决策前都经过犹豫和彷徨，然而毫无例外，最后下的每一着棋又都是实实在在的臭棋。小事聪明，大事糊涂，或者说，内战聪明，外战糊涂，几乎成为“九一八”之后挂在少帅身上的固定标签。
　　他仍然在继续沉沦。
　　长城抗战前后，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张学良，已是骨瘦如柴，精神颓丧，别说指挥作战，就是谈一回话，都坚持不了，隔一会儿就得到里面去打针——当然不是感冒输液，而是去打吗啡针。
　　没有人认为以他这样的精神和身体状态，能够保卫长城，所以海内外舆论鼎沸，纷纷要求其下野走人。
　　被迫辞职出国的张学良，面临着的是军事惨败，政治失意，身体颓废，原来还想保住一些老本，最后一摸口袋却发现已输得分文不剩。
　　东北之后，尚有华北，华北之后，终于没有退路了。
　　在海外漂泊的那几年，张学良也想到了振作，想到了要改变形象，想到了要拯救自己，于是他戒除毒瘾，打算东山再起。
　　1934年，张学良启程回国。
　　回国后的张学良戒了毒，身体也得到恢复，比以前胖了，身子骨也硬朗了。
　　这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经大变，外战重又转向内斗，虽然大部分时间还是暗斗——各个地方诸侯与蒋介石“合纵”、反“合纵”的斗争愈演愈烈。
　　一直没有表明态度的张学良重新受到重视，从出国时那个“不抵抗将军”摇身一变，成了大家争抢的香饽饽。
　　张学良刚到上海，马上就有说客登门。
　　说客是两广派来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携起手来共同反蒋。
　　张学良并不笨，他马上就从中掂出来了自己的分量，因此回答的话也就极具技术含量：我会跟你们两广一起反蒋的，不过现在仍只有与蒋介石敷衍，免遭其猜忌，才能为将来的主动争取机会。
　　此时张学良的所谓“反蒋”，倒真是对两广的敷衍之词。
　　两广能够“合纵”，是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稳固地盘，进可攻，退可守，而东北军此时的处境却是虽在北方，但原有地盘已大多丧失，无所依托，一下子从主军沦为了客军。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显然，张学良此时的生存之道，不是参加“合纵”，而是进行“连横”，即依托蒋介石这个“强秦”，重新举着抗日大旗杀回东北或华北。如此，客军才有转正成为主军的希望和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跟着蒋介石做“忠臣”，就成了张学良的必然选择。
　　蒋张会晤，张学良的第一句话就是：再回国内，我不想带兵了，给你当侍从室主任吧。
　　蒋介石笑了。
　　大家知根知底，谁不知道谁啊，这话的前半段是假的，后半段也是假的，但听着就是让人打心眼儿里感到舒服。
　　蒋张的关系也非常特殊。
　　说起来，这也算是一对兄弟，但与黄郛的那种兄弟又不同，至少在早期，蒋黄都有过共同理想，称得上是志同道合。
　　蒋张则不然，很多时候，与其说是兄弟，不如说是生意场上的盟友更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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