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后来在上海被捕，见到蒋介石，就转述了蔡申熙的话。当然蔡申熙是不是真的说过这句伤心之言，还真得打上个问号。毕竟国共两党的情形和环境完全不一样，双方使用语言多有不同，而且鄂豫皖苏区当年的肃反也是搞得相当恐怖，特别是针对黄埔出身的红军将领，若是发现有什么风吹草动，下手几乎从不留情。
　　想想看，蔡军长平时避黄埔出身和“蒋校长”还唯恐不及，虽在弥留之际，似乎也不至于当着陈赓的面如此口不择言。
　　只能说陈同学实在够机灵，他熟知国民党内的人情规则以及蒋介石的心理。果然，蒋介石听后大受触动，连眼圈都红了，称从中听出了黄埔学生的怨恨之声，而自己未尝不感到痛心。
　　既然“痛心”，那就没必要再多一个“怨恨之声”，于是陈赓安然脱险。
　　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处境之难达到极致，突然有人说，蒋介石在西安被抓住了，毫无疑问，大家的本能反应就是当为天下除此公贼。
　　应该指出的是，这个时候由于西安事变发生十分突然，消息闭塞，陕北中央并不完全了解各方面对此事的反应，因此最初才有“审蒋”的主张。
　　直到周公应邀到达西安后，方知张、杨实已处于孤立无援境地，不仅地方派系和军队不响应，即如舆论亦持强烈反对态度。
　　统观民国学界，素有“前有梁任公（梁启超），后有胡适之”的说法。当时的胡适，无论在学界还是舆论界，均处于绝对的领袖地位。他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即以北平各大学校长的名义致电张学良，称“陕中之变”，是自坏长城之举，如果蒋介石有什么差池，“中国要倒退20年”。
　　冲动之下的胡适，甚至一改以往反对和批评国民党的论政态度，声称要加入国民党，以抵制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
　　显然，这样的舆论氛围，对西安方面是极为不利的。
　　这是内部。
　　外部，苏、日政府的立场则耐人寻味。
　　斯大林此时认识到，苏联由于一心对付德国，很难顾及与日本两线作战，万一蒋介石有个三长两短，中国再统一起来进行抗战就不易了，而这对于苏联的利益显然是不符的。
　　因此他说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是想把中国引入内战，大家千万不要上当。
　　与苏联有主张不同，日本是无主张。
　　在事变发生后，日本内阁多次举行磋商，可是讨论来讨论去，始终没能拿出一个具体的处置态度或者办法，只能先进行观望。
　　综合这些因素，陕北中央最终放弃了“审蒋”主张，采“保蒋安全”、联蒋抗日的方针。
　　其时西安和谈的形势是，宋氏兄妹只能作为蒋介石一方，这个中间人的位置就让给了张、杨都很信服的周恩来。
　　海外知名学者唐德刚曾说，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两个半外交家。他把其中的一个半留给了晚清的李鸿章和民国的顾维钧，而那最后一个当仁不让就是周恩来。
　　可想而知，以周公之智慧阅历，尤其在内政外交上的技巧和随机应变的能力，自非一般人所能及。见蒋介石不肯在政治条件上签字，张、杨又对此束手无策，他主动提出与蒋介石见面详谈。
　　可是蒋介石拒绝见面。
　　因为在他的“武力统一”计划中，最不能容纳的就是共产党和红军。不管他与南北诸侯怎样斗得死去活来，毕竟都还属于国民党内部的事，而国共两党之间却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远远逾越了党内矛盾的界限。
　　另外，对于周恩来的介入，蒋介石不能不起疑心，认为共产党可能是西安事变的背后主谋。
　　这时候的蒋介石已经有些破罐子破摔了，尤其是当着老婆的面，非得体现一点“英雄气”不可。
　　我现在被他们劫持着，当然不能做任何承诺。你千万不要企图劝你丈夫签字，我也不会答应和周恩来见面。总之，我是不会轻易屈服的。
　　知道蒋介石的脾气，宋美龄不能从正面劝说，得从侧面诱导。
　　先得告诉老头子：你不仅没有沦落为破罐子，还进化成了一个特大的香饽饽。
　　宋美龄说，你还不知道吧，自从你被扣在这里后，全国民众都快急疯了，那种“忧疑惶急”的样子，是以前从来没看到过的。就算你的反对派们，也是如此。
　　为了渲染气氛，她还有意无意地夸张了一把，说是上学的小孩都哭得跟泪人似的，比老爸老妈死了还难过，至于那些当兵的，悲痛的样子更别提了，听说你可能已死的消息后，有人竟然还自杀了。
　　对这些话，蒋介石信不信是一回事，爱听却是真的。
　　他的自信心又鼓了起来。
　　原来自己还是那个无人可以取代的领袖，这个领袖的光环，不仅没有因西安事变而黯然失色，相反还变得更加光芒万丈了。
　　看到蒋介石的眸子又亮了起来，下面该说些什么，大家应该明白了。
　　绝不能这样说：蝼蚁尚且贪生，你要爱惜生命啊。
　　那样的话，老蒋准保还是会猛摇其头，摆出一副“以身殉国”的酷哥模样。
　　得告诉他：作为国家领袖来讲，你轻易死不得，要留着这条性命去“完成革命以救国”。
　　宋美龄还以自己举例，我虽然不是领袖，却是基督教徒，上帝要我死，那毫无疑问，我得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去死，但倘若上帝不让我死，我可不能违背他老人家的旨意。
　　这话也是说给老蒋听的。
　　面子有了，老蒋的架势就可以收工了：那就不死吧，不是我蒋某人怕死，而是国家和上帝一致要求我不能死。
　　他终于答应和周恩来见面，不过不是他自己去，而是由宋氏兄妹先后代之前往。
　　在见到周恩来之前，宋氏兄妹心里其实也没什么底，想想双方做了这么多年的死敌，共产党又可能是事变主谋，他们会轻易放过蒋介石吗？
　　而且，如果对方来个狮子大张口，或者漫天要价，那可怎么办？要价过高，南京那边绝不会答应，即使蒋介石对此点了头，也一定会影响到后者今后在国民党内的威信和前途。
　　可是见面之后，宋子文才发现，自己原先的所有担心都是多余的。
　　周恩来的态度很明确：只要蒋介石愿意领导大家抗日，出于民族之大义，共产党同意取消苏维埃，服从南京政府。
　　这就是历史上的中共和红军“六项主张”。
　　虽然“六项主张”的一些内容与张、杨的政治条件完全一致，但是并未明确提出必须签字，这让宋子文内心为之一宽。最关键的是，周恩来提出的“价码”远在蒋介石设定的底线之内，这使国共和谈的前景一片光明。
　　等到宋美龄出面，她再次从周恩来那里得到郑重承诺：我们会拥护抗日的“委员长”为全国领袖。
　　宋美龄跟宋子文一样，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听到共产党会称蒋介石为领袖。她由此敏锐地感觉到，中共的介入，不仅不会致蒋介石于死地，还是解救蒋介石的福音。
　　当然，不管宋氏兄妹如何满意，要是蒋介石自己不同意还是白搭。
　　中共的回答同样大出蒋介石意料之外。这让他不得不陷入思考，自己的“武力统一”还要不要，或者说能不能继续下去。
　　这个时候，回荡在蒋介石脑海里的，一定会有黄郛给他留下的“病中策”：对内部的事，要坚持“忍”字当先，用政治，不用武力解决纠纷！
　　黄郛对自己义弟性格上的优缺点是琢磨得很透彻的。他曾当着蒋介石的面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依我看，你在“毅”方面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剩下来的就是要在“弘”上多下工夫。
　　的确，蒋介石这个人，优点就是坚毅，往往越是艰难越是不肯放弃自己的既定目标。但他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不够宽宏大量，且易怒易躁，往往急于求成，乃至于树敌过多。
　　民国时代，蒋介石之所以能成就一番事业，来自于“毅”，而他又屡次失败，归根结底，又不能不说是败在一个“宏”字上面。
　　只有陷落底谷的人才最容易听得进逆耳之言，蒋介石经过慎重思考，终于点头同意了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的调停主张。
　　
　　第24章 放还是不放（1）
　　
　　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似乎已经诞生，只需要等西安方面开会正式通过一下就行了。
　　但是第二天波澜再起。
　　东北军内部先起反对之声。这个内部主要指的不是王以哲、何柱国这些“老人”，而是新近崛起的“少壮派新人”，比如在临潼负责扣蒋的孙铭九。
　　西安事变之前，孙铭九不过是张学良手下卫队营的营长，属于大内侍卫的角色，在东北军将官中原本是排不上号的。但西安事变过后，他已俨然成为少壮派的首领，连张学良的话似乎也可听可不听了。
　　从少壮派的角度上来说，既然大家都是靠捉蒋扣蒋“一举成名”的，一旦放蒋介石回去，无疑就是纵虎归山，这老头子能不寻机进行报复吗？所以坚决不能放。
　　这边张学良刚把昨晚的情形复述一遍，那边会场上就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
　　有人问道：姓蒋的说得好听，谁知道他会不会真的去做，有什么具体保证吗？
　　张学良此时已抱定和平释蒋的宗旨，周恩来的支持和蒋介石的让步都让他更加坚定了这一想法，眼看骑虎难下的局面即将走出，却意外地遭遇到了来自自己内部的阻力，不由得又急又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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