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里，何基沣终于忍不住了，不由得脱口而出：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要去打日本人，而是他们日本人来打我们了！
　　张自忠一时语塞。
　　他实际上还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一些所谓的政术，都是门客们给他提供的，一旦遇到何基沣这样的问题，他也答不上来。
　　军队当然还可以硬性命令，下级服从上级，可是张自忠毕竟不是何基沣的顶头上司，他没法对人家呼来喝去。
　　知道冯治安也是“主战派”，张自忠便索性给宋哲元打去电话，让后者直接对何基沣下达停止进攻的命令。
　　张自忠出面打这种招呼，不仅无礼，还有越权之嫌。
　　要不要打丰台，从上到下，自有军长宋哲元做主，如果宋哲元一时难以决断，他还可以让副军长秦德纯给他参谋，哪里轮到你一个师长来说三道四。
　　然而结果却是军长听师长的，而且言听计从，宋哲元立即以29军军部的名义，严令何基沣：“只许抵抗，不许出击”。
　　在29军中，一直盛传着一个说法，即宋哲元最顾忌张自忠，就生怕一个不好惹对方不高兴，因此在张自忠私自出访日本等事情上都是百般袒护，张自忠每次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他也总是能照办的就照办，即使一时办不了，也竭力敷衍，反正从不给打回头票。
　　莫非宋哲元胆小，不敢跟张自忠争？
　　非也。这恰恰体现出，宋哲元虽然因见识所限，有其偏狭的一面，但在维护29军团体方面，是具备克己让人的大局观的。
　　当年29军建军，在争执头把交椅应该属谁所有时，萧振瀛力挺宋哲元，理由就是宋“义高能得士”，像个做大哥的样子。
　　能做到这一点，与宋哲元的宽厚个性以及善待下属不无关系。
　　有人说，还宽厚呢，他不照样把首功之臣萧振瀛给一脚踢出去，还逼其出国了吗？
　　我告诉你，按照故国老传统，对于君王或诸侯而言，这就算是“仁义之举”了。
　　读古史，我们在看到柳宗元、苏东坡这样的一代文豪被贬谪到天涯海角，乃至“万里投荒”时，都会为他们感到不值，忍不住还要痛骂皇帝老儿两句。其实“文字由来重李唐”，唐宋时候的皇帝实在都称得上是仁厚之君，你再怎么出言不逊，也罪不至死，那柳、苏被赶得再远，不还是地方官吗？他们照样可以倒背着手，在山水之间优哉游哉，写下漂亮的文字。
　　可是到明清你试试，一言不合，不砍你脑袋，就是打烂屁股，充军流边，结果精神和肉体一道灰飞烟灭。
　　宋哲元对可能威胁自己权力宝座的昔日兄弟，如萧振瀛、张自忠，也并没有举刀相向，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意思。
　　须知，即在东北军中，素称仁厚的张学良也曾在登基不久之后，毫不留情地让“似有不轨之心”的杨宇霆人头落地。
　　萧振瀛不掌军权，宋哲元就让对方暂时“乘桴游于海”，但张自忠与萧振瀛不同，这位实际的二头儿可是有实力的，宋哲元没有办法释其权，那就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打，要么让。
　　从骨子上说，宋哲元是个硬汉子，乃至29军也打上了他的烙印，属于宁折不弯的那种。他身边的那些“谋食门客”曾经也不比张自忠少，撺掇宋、张相争的“进谏”亦不绝于耳，都巴不得两人把刀子拔出来，朝对方胸口上互捅呢。
　　但宋哲元和萧振瀛都明白，无论谁赢谁输，这种内斗的后果都是很可怕的，无非是好好的一个团体四分五裂，29军彻底玩完。
　　所以宋哲元在大部分时间都选择了让，并竭力给外界造成一个印象，即宋、张是真正的兄弟手足，对外说话都是同一个声音，做事都是同一个步调。
　　只是如此让来让去，把大好的作战方略都给“让”掉了。
　　奇袭丰台的计划只得就此搁浅，29军失去了一个彻底扭转宛平战局，以解城桥之围的良机，纵使金振中冒死夺回卢沟桥，也难补其憾，惜哉。
　　就是在这件事上，宋哲元看出张自忠无心于战，而这也大大动摇了其主动出击的信心，眉头开始锁成一堆。
　　这时他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急电。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综合各方面的情报，认为此次事件不容小觑，日本人来者不善，须认真对待。
　　先前的绥远抗战，不仅使傅作义声名大振，同时也鼓足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人之勇气——看来日本人也不是完全惹不起，通过以硬对硬的方式，一样可以吓退之。
　　我可以和傅作义搭档，在绥远击退伪蒙军，为什么不能和宋哲元联袂，在华北挫败“驻屯军”呢？
　　按照那个所谓的“何梅协定”，中央军是不能进入河北的，但事情紧急，蒋介石也顾不得这么多了，连调孙连仲等四个师的兵力开入河北保定，并指定由宋哲元赴保定亲自指挥。
　　可是宋哲元接到电报后却十分犹豫。
　　如今的老宋早已没有要“南蒋北宋”甚至于一统江湖的野心了，他只想坐定华北。这里是他的独立王国，谁也别想抢走，不管是日本人，还是蒋介石。
　　华北形势不仅没有缓和，还更趋紧张，他也渐渐看出来了，但他仍然希望靠29军自己的力量来抵御日本人。
　　当然这很难，看看张自忠的表现就知道了。
　　一说到难，宋哲元不可能不想到那个被他驱出华北的人，在那个人面前，几乎就没有难字。
　　若是他还在我身边，华北局面应该不致如此被动吧，我也用不着亲自到前台去“肉搏”。
　　后悔是肯定会后悔，只是覆水难收。
　　宋哲元这样的性格，是绝不可能当着面主动给人认错，或者低声下气求人的，你要他现在就发个电报，让萧振瀛回国辅佐，更是绝无可能的事。
　　可是如何应付眼前呢？
　　又想起了萧振瀛临别时留下的“锦囊”，上面说，一旦有事，要以张自忠为前锋，而以张自忠其时在29军高层中的地位而言，无论是战是和，若是绕过他，都断难执行。
　　7月11日，宋哲元离开山东。不过他不是到保定，也不是到北平，而是去的天津。
　　因为张自忠在那里。
　　可事实上，张自忠并不在天津，而在北平，他着急的，也并不是如何摆阵御敌，而是和日本人进行“和谈”。
　　这个时候的张自忠，俨然已经从“军事家”变身为“政治家”，而那次东京之行，则让他对日军军力产生了很深的畏惧之感，认为29军注定打不过对方，战不如和。
　　“张政治家”到北平后，通过秦德纯出面，与日方草签了“秦松协定”。根据协定，宛平守军由保安队代替，步兵旅团则撤回原防，29军只需形式上向日军道个歉，就一切都解决了。
　　签完协定，张自忠十分得意，以为自己出手非凡。已到达天津的宋哲元闻讯之后，也对日本人的承诺信以为真。
　　这下好了，“七七事变”终于可以尘埃落定了。
　　
　　第28章 最后关头（1）
　　
　　可是宋张都没有想到的是，“秦松协定”其实只不过是日方的一个缓兵之计，是为等待后续援兵到来而特地设置的一个幌子。
　　当然，在这之前，在日本国内对是否出兵也有过激烈争论。
　　华北“驻屯军”毕竟是根据《辛丑条约》长驻华北的部队，如果要继续调其他部队进入华北，那就涉及到日本国策究竟向何处去的问题了。
　　按照日本特殊的国情，政府的指挥棒是跟着军部转的，而军部里的“强硬派”首领，则非杉山元莫属。
　　杉山元，毕业于陆大第22期，时任内阁陆相。
　　据说在陆大时，杉山元曾被其同学称为“傻瓜元”，言其长相老实，一脸傻拉巴唧样，但其实此人性格异常执拗冲动，属于一个十足的好战分子。
　　杉山元对“七七事变”的反应，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叫做大喜。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真的近了。
　　在军部召开的内部紧急会议上，“傻瓜元”激动得都有些语无伦次了。
　　形势一片大好啊，诸君。
　　看看外面的行情吧，苏联不会干涉我们，英国受到德国牵制无暇东顾，美国呢，国内那一堆烂事就够它忙的了，根本管不了远东。所以说“卢沟桥事件”（日本对“七七事变”的称呼）来得正是时候，给我们出兵“支那”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此岂非天意哉。
　　说到这里，他竖起了三个手指。
　　三个师团，我们只要出动三个师团，中国“支那”这个不堪一击的“东亚病夫”必败无疑，并不得不向我们俯首称臣。
　　杉山元这番话立刻煽起了室内的“热情之火”。
　　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跟着手舞足蹈，像吃了鸦片一样兴奋：知道中国“支那”还能存在多久吗？
　　三个月！
　　不，三个月都高估了，应该说绝不会超过三个月。他们那样脆弱的军事力量，那样混乱的政治组织，怎么可能长期抵抗我们“皇军”呢。
　　与板垣这些人不同，武藤章喜欢的不是直接跃马上阵，他爱的是做“军师”和搞情报，绥远抗战时，他就曾经跟田中隆吉一起在绥远帮德王搞过策划。田中翻船后，他也喝了好几口水，心里面恨死了中国人，就恨不得立刻起兵把中国给灭掉。
　　在杉山元起头，武藤章帮腔之后，“灭华交响曲”的调门越来越高，都快收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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