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执掌山西权柄38年，真正把这里治理成了国中之国，不仅经济搞得好，有全国“经济建设模范省”之誉，而且他本人也成为政治上的不倒翁——中原大战之前差点跟蒋介石争夺天下，中原大战之后，老蒋亦拿他无可奈何。
　　阎锡山当年的陆士同学在回忆时，都想不出这位大佬在学生时代有何过人之举，都说他其实表现平平，成绩也极其一般，于是阎锡山的成功秘密便成了众说纷纭的话题。
　　若看老阎早年的相片，矮胖子，大头颅，身子像个肉轱辘，活脱脱就是个大老板或账房先生的标准模子。
　　内战时期，阎锡山对上海一家小报的漫画津津乐道。画上一共三个人，蒋介石一手握手枪，一手托现洋；冯玉祥一手举大刀，一手抓窝窝头；他阎锡山则是一手提杆秤，一手拿算盘。
　　别人认为这幅漫画有丑化之嫌，老阎却不介意，他还很得意这个，认为画得形象，画出了自己比蒋、冯高出一筹的地方。
　　俺归结起来只有一个字，叫做算，两个字，叫做会算！
　　会算好啊，因为算盘之中有财富，有军队，有政权，能算者赢，不会算者输。
　　老阎的算计，非同常人，那真是要算得连骨头都疼的。别人算年，他就算月；别人算月，他就算日；别人算日，他就算时；别人算时，他就算分；别人算分，他就算妙，能算出来的要算，算不出来的也要拼命算，直到算得昏天黑地，累倒在地两腿抽筋为止。
　　老阎在经济上算，在军事上算，在政治上也算，可以说无一不算。山西人形容他说，只要老西儿睡觉打个滚，便可以想出许多新点子。
　　早在平津沦陷之后，他就开始算计，要是日军也打到山西地界上来，该怎么办。
　　老臣赵戴文进言，说的却是早年的“九一八”。
　　
　　第38章 从常胜到常败（2）
　　
　　想当年，张学良就是棋错一招，那沈阳“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东北军“兵甲也非不坚利也”，结果这位老兄却犹犹豫豫，迟迟舍不得拿主力出去和日本人拼，最后把家底都给弄光了。
　　大家都看到了，不用说无枝可栖的东北军，就说那些流亡到关内的东北学生吧，多可怜！
　　赵戴文的话弦外有音，山西城也高，池也深，还有自己的兵工厂，可不能走错一步。
　　阎锡山听得频频点头，山西一定要起而抗战，不能再犹豫。
　　按照民国历史学者黎东方先生的分析，家国理念既是中国人的缺点，也是优点所在，只看如何发挥。
　　我们很早就知道百善孝为先，先有对家的孝，然后有日后对国的忠，但自古及今，这个东方国度又实在太大，很多人对国家没有什么完整概念，他到老到死，知道和关心的还只是自家的一亩三分地。
　　到了民国，所谓国家统一，至多也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实际仍是四分五裂，这一问题就显得更为严重。
　　汪精卫说过，中国实际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防”，只有“省防”，或者是“数省联防”。不过话又说回来，“省防”也罢，“数省联防”也好，只要真正肯“防”，有时爆发出的防卫力量也是惊人的。
　　蒋百里因此认为，地方抗战，亦是阻击日军入侵的一道重要屏障。
　　到淞沪会战爆发，蒋介石屯师上海，重兵来不了北方，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真的成了地方抗战的一座桥头堡。
　　对阎锡山来说，山西抗战，当务之急就是死守大同，所以准备组织大同会战。
　　算盘拿出来，又要算了。
　　结果算出了一个口袋阵。具体设想，就是要在大同这里做一个大口袋，由李服膺担当“诱饵”，把蒙疆兵团引入口袋之后，再由傅作义从外面把袋子扎起来，大家随后拎着棍子一齐上，嘁哩喀喳，准保能把东条的几根骨头都打个零碎。
　　倘若大同会战组织成功，不仅山西可以保住，阎锡山自己也必将继绥远抗战的傅作义之后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然而，你就是把“七七事变”后的会战全部翻个底朝天，还是找不到“大同会战”在哪里。
　　不奇怪，因为这个传说中的会战根本就没能搞得起来，袋子还没扎，袋底就先破了。
　　“袋底”在大同东北的天镇，由李服膺据守，可是仅仅六天之后，他就不支撤军了。
　　时人评论，在晋军将领中，李服膺长于“外交”，喜欢拉关系，走门路，却“短于军事”，练兵重表面，作战讲私情，别说什么指挥艺术，就他自己的第61军里面，中级以下的官兵大多不认识，这点与中央军的汤恩伯、胡宗南相比，几有天壤之别。
　　前面的南口战役不提也罢，单就天镇之战而言，战前，李服膺连军事会议都没召开过，既不研究敌情，又无妥善方略，到战役打响时，他也始终坐镇后方，从没有到前线去了解过战斗实况，当然更不用说鼓舞士气了。
　　长官不动脑，当兵的只有白牺牲。对天镇，东条都没有发动步兵的正面冲锋，光机炮轰击，一个团就去了大半，这仗如何打法。
　　一线官兵焦急万分，前后18份紧急战况报告送到指挥部，可是李服膺始终拿不出任何良策，只是和一群参谋整天在防空洞里躲飞机，到最后，就索性在一片惊恐和混乱中传令撤兵。
　　撤令一下，前线杀红眼的将士无不顿足捶胸，甚至痛哭失声，迟迟不愿奉令撤离，因为连最基层的士兵都知道，这意味着前面的牺牲都付诸东流，大家白干了。
　　李服膺不管不顾地撤军，还连累了其他人。
　　汤恩伯的13军在南口之战中损失惨重，奉令撤入平汉线休整，但是阎锡山觉得汤恩伯比较能打，硬把他个人给截留下来，邀其参与指挥“大同会战”。
　　汤恩伯本不欲留，可是又不好意思拒绝，毕竟，在南口最危急的时候，人家老阎也很仗义地派陈长捷去帮过忙，欠的人情总是要还的。
　　那就留下来吧。
　　然而，还没等他进入状态，李服膺一撤，东条兵团轰的一声掩杀过来，从天镇方向冒出来的日军到处都是，汤恩伯顾此失彼，当头就吃了一闷棍。
　　南口失守，但好歹是打到不能打了，这才几天工夫，便落得这个惨样，汤恩伯着实经受不起，见到阎锡山后抱头痛哭，说我对不起我的官兵，一天之后，即辞别离开。
　　由于天镇失守，“大同会战”落得个鸡飞蛋打的结局。9月13日，大同失陷，之后没几天，整个晋北都丢得一干二净。闻此消息，全国舆论不是哗然，而是沸然了。
　　李服膺和晋军的无能，让东条捡了个大便宜。10月14日，他又趁傅作义参加太原会战，绥远防备空虚而一举占领了归绥（呼和浩特）和包头，从而控制了整个内蒙古。因为这一系列战功，他受到了参谋本部的嘉许，并被授予二级勋章，成为他后来晋升陆相，并亲自组阁的重要资本。
　　刘峙打了败仗，蒋介石可以让他下课，对阎锡山他却不能。
　　山西不归南京政府直辖，那是人家的地盘，蒋介石想来想去不放心，决定找个能说会道的去给阎老西敲敲边鼓。
　　找到的这个人是黄绍竑，时任军委会作战部部长。
　　9月20日，黄绍竑到达太原。
　　这时候他才知道，原来阎锡山不在太原，已经上前线了。
　　前线者，雁门关是也。
　　雁门关离日军占领的大同不到300里，算是最前沿阵地了，可知军情之紧迫。
　　黄绍竑又急忙赶到雁门关，并见到了阎锡山。
　　阎锡山很清楚，倘若大同不丢，黄绍竑就不会以“作战部部长”之尊，这么风风火火地赶来山西前线。
　　果然，黄部长就是来传达老蒋的旨意的。
　　“蒋委员长”说了，山西山多，不比华北平原，此处易守难攻，而且晋绥军又一向以善守著称，相信你们一定能把山西给守住，不让日军轻易南下。
　　老阎竖着耳朵听得很仔细。
　　山西可守，晋军善守，我自己难道还不知道，能守会不守吗，到现在还要扯这些，所有症结不过还是一个大同。
　　听完旨意，老阎当着身边一干谋臣，脸不变色心不跳地来了一句：大同的撤守，不是给日军打退的，那是战略需要，我自动放弃的！
　　对这一说法，黄绍竑倒是早有所料，但老阎下面的表态多少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老阎说，他要挥泪斩马谡，枪毙李服膺，这叫“非大赏不能奖有功，非大罚不能惩有罪”。
　　锣鼓听声，说话听音，黄绍竑在这方面的能力素来很强，阎锡山能将自己的心腹大将斩首示众，也让他确定，山西抗战决心甚大！
　　决心是决心，现实是现实。山西本来还有一个晋北可为屏障，如今则只能退入内长城，以此为依托组织防守了。
　　除了东条之外，阎锡山这时又遇到了一个更危险的对手——板垣征四郎。
　　按照华北方面军的部署，板垣师团乃方面军直辖部队，其任务只是看守南口，而且因为组织保定会战，华北方面军进行了兵力大集中，板垣已经有一个旅团被抽往华北，所以他这时手里可控制的兵力其实只有半个师团。
　　可是板垣哪里肯安安静静地坐板凳，他要去进攻山西。
　　东条能拿下晋北，日本人已是津津乐道，说板垣要靠半个师团继续南下，去的地方还是最险的山西腹地，不光华北方面军，就连大本营都认为太过冒险，几乎等同于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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