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直接谈判纵为下策，却并不是绝对不能接受。
　　虽然蒋介石已紧急发布迁都令，把政府迁至重庆，准备继续与日本人打下去，但周围气氛发生的显著变化，仍让他备感伤心和失望。
　　同是一个朝廷之上，几个月前，众人无不慷慨陈词，撸袖子的撸袖子，伸拳头的伸拳头，都嚷嚷着要好好地教训一下小日本，所谓“低调俱乐部”，不是公开场合随大溜，就是私底下成为被大伙讥笑的对象。
　　可是仅仅几个月之后，随着前方军事一再失利，高调已几乎完全被低调所湮没。那个“俱乐部”就不用说了，文臣之中，从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到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居正，都极度动摇，力主求和。
　　要说这些老派与文人组成的文官会胆小怯懦，倒也不是不可以预知的，问题是，现在就连武将也皆多“落魄望和”，甚至还有想投机取巧的。
　　获悉陶德曼有意调停，孔祥熙一下蹦起来，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绝不可失，建议蒋介石赶快趁势“乘风转舵”。
　　蒋介石是船老大，眼看大副、二副乃至水手们都是这样一种情绪，心里也很不得劲儿。在了解到日方的“议和条件”与之前没有什么不同后，他表示谈是可以的，但日方条件绝不能作为最后通牒，而中方也不承认自己是战败者。
　　隐含的意思就是，你的条件我是否接受，还得具体看谈判结果。
　　他特地强调，不管怎么谈，华北主权绝对不容丧失，也就是必须取消“塘沽协定”。
　　在写给自己看的日记中，蒋介石记录下了其真实用意：“为缓兵计，亦不得不如此耳！”
　　无奈对方并不中计，说是要谈，然而日军进逼南京的步伐未有丝毫减慢，而对日本人习性逐渐了如指掌的蒋介石同样不敢有丝毫懈怠，虽然南京政府和大多数朝中要员早已迁至陪都重庆，但他本人一直亲自在南京部署防守。
　　蒋介石在中山陵园官邸内召集了紧急会议。
　　会上，他说，南京还是要守一下的，这里是国都，为“总理陵墓所在”，国际上都在看，不能一枪不放丢了就走。
　　军委会执行部主任唐生智第一个表示赞同：南京应该守，即使不是出于国际观瞻的考虑，仅就军事角度而言，也是绝对有必要的。
　　其一，可以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其二，可以阻止和延缓日军的进攻。
　　当时华中方面军步步紧逼，从上海撤出来的部队连喘息的时间都得不到，若能够在南京据险守一下，可以通过拖住和吸引日军，为部队调整赢得时间。
　　蒋介石点点头：那就定下来，守南京！
　　可是守卫南京，谁堪为将，或者说清楚一些，谁肯为将呢？
　　当蒋介石提出哪个高级将领愿担当此任时，座上鸦雀无声，连平时最能高谈阔论的此时也噤声了。
　　蒋介石非常无奈地看着他的部下。
　　本来我是愿意自己留下来守的，但我是三军统帅，很多事需要我亲自筹划，责任逼着我离开。如果实在没有人守，那还是我来吧。
　　这么多将领，当然不能让统帅独负其任，然而没人敢接这个招。
　　唐生智虽主张守南京，可他也不敢随便应承，而是提议从前方战将中临时挑选主将。
　　孙元良、王敬久这些人，反正是要参加守城的，让他们挂一个南京卫戍司令的头衔岂不是一样？
　　蒋不语。
　　唐生智见状又提了一个人：再不行，谷正伦也可以，他是南京警备司令，防守南京责无旁贷。
　　可是这些答案显然都不是蒋介石想要的。
　　
　　第21章 风过耳（2）
　　
　　要是他们可以，我找你们干什么，他们不是资历太浅，就是力不能当。
　　见会议上谈不出什么结果，蒋介石宣布散会，会后解决，但他心里其实已有合适人选，这个人就是唐生智本人。
　　唐生智，字孟潇，湖南东安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1期。
　　他是早期湘军第8军军长，担任过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有一个绰号，叫做“唐僧”——就是经常把观音姐姐放在嘴边，身后老是跟一个猴子保镖的那位唐朝和尚。
　　当年的北伐军里面有两个古里古怪的人，一个是“基督将军”冯玉祥，另一个就是这位唐和尚。冯玉祥让他的兵都信我主基督，唐和尚就号召部下都剃度当和尚。
　　唐生智的湘军由此被称为“佛教军”，该部所有官兵都摩顶受戒当了佛家弟子，胸前专门佩戴“大慈大悲救世”徽章。部队训话时，长官第一句问的不是军事口令，而是和少林寺和尚一样的佛家戒律：不偷盗、不妄语、不乱杀、不邪淫、不酗酒，汝今能持否？
　　一众佛兵双手合十，答曰：能持……
　　佛法有云，小乘度己，大乘度人。
　　湘军的“远大理想”，便是实现大乘佛教的“度人”目标，即所谓“大慈大悲，救人救世，人不成佛，我不成佛”。换言之，他们和你打仗不是要杀你，而是要度你，是为你好，是件要让你成佛的大善举。
　　依靠“佛教军”，唐生智开始混得还挺顺，一度曾主政湖南，但后来就不行了，不知道是不是佛祖他老人家出差了，老是不保佑他。先是南京政府由新桂系当家，李、白讨唐，“佛教军”被新桂系改编。之后，他复出重拉旧部，但在中原大战中又被蒋介石打趴在地，第8军再次被蒋介石改编过去，而这一改编，从此就再也还不回来了，唐和尚变成了光杆和尚。
　　“九一八”后，蒋介石改弦更张，把他过去的一众政敌都召到麾下效命，唐生智也名列其中。
　　人的命看来都是注定的，你不承认都不行，争王不成，只能做臣。
　　内部会议召开的第二天，蒋介石带着唐生智去视察自己的“铁卫队”，也就是教导总队。
　　所谓视察，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就是暗示唐生智，同时好好地给他打一打气，希望后者能增强守城信心。
　　教导总队就是参加“一·二八”会战的“两师一总队”里面的总队。它担负着“御林军”和种子部队的双重角色，此时已扩编为九个团，再加上重机枪、迫击炮、通信、输送等特种兵直属部队，总计超过三万人。
　　教导总队的军官，大部分来自于黄埔军校，士兵则经过层层选拔，一半以上拥有大中专学历。与税警总团一样，这支部队的薪水也很高。“九一八”之后，部队薪水大减，连德械师发的都是“国难薪”，但教导总队在这方面从未打过折。
　　即使其他部队都不行，至少教导总队是行的。
　　再看教导总队沿紫金山构筑的阵地，多年经营，蔚成规模，不说固若金汤，说铜墙铁壁总没多大问题。
　　蒋介石指着紫金山阵地，对自己，也是对唐生智说：借助这个地势和这支军队，我们守南京应该是有办法的。
　　唐生智已经明白了蒋介石话中之意。
　　他主张守南京是不假，但这副担子的分量有多重，一本账也清清楚楚。
　　从上海撤下来的部队不仅减员很大而且相当疲惫，里面新兵太多，几乎没有多少是老兵，而且京沪的整个部署和布局都已被打乱，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重新布置。
　　难道就靠一个教导总队来守南京？
　　唐生智说了一句：任务太艰巨了……
　　两人都陷入了沉默。
　　视察完毕，蒋介石让唐生智拿一个城防计划和南京卫戍司令的名单出来，后者很快把东西送了过来，但卫戍司令一栏依旧没有蒋介石想要的那个名字。
　　事到如今，不得不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下午，蒋介石再次把唐生智找去：防守南京，不是我就是你，选一个吧。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唐生智已没有退路：你是三军统帅，怎么能够留下来呢，与其你留，不如我留！
　　蒋介石喜不自胜，立即说：很好，不过你跟我说实话，守卫南京究竟有多大把握？
　　唐生智心里其实并无把握，因此他回答，我只能做到八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
　　在过去的内战时期，唐生智曾是一个变化不定的人，行动上不定，思想上也不定，不仅组织“佛教军”，就连打个仗都得请教旁门术士。
　　但如果站远了看，民国时代，并不是他一个人如此，冯玉祥不还拿着水龙头给士兵做过“洗礼”吗，只能说，这就是时代特征之一。
　　和内战时摇摆不定不同，唐生智在抗战策略上一直是很坚决的主战派。他曾与自己的老师蒋百里一起编制国防计划，并督修过国防工事，于国防建设可以说功不可没，而这也是蒋介石执意要把守城之责交给他的原因之一。
　　当时唐生智还患有严重的胃病，身体非常差，只能走走平路，连高地都不能爬，乃至于巡视南京城防都得让别人代劳。
　　然而他不能不担负守城之责，因为没有其他人愿意去做。
　　事后有人说他蠢，唐生智没有反驳，但他说，世界上有些事也是要蠢人才肯去办的。
　　又有人质疑他在逞英雄，说他是湖南骡子，一根筋。
　　唐生智的回答是：战事演变至此，我们如果还不肯挺身出来干一下，那就太对不起国家了。骡子，那也是人所需要的，你离得开它吗？
　　11月20日，唐生智就任南京卫戍司令一职，正式接过守城任务。
　　本来蒋介石的所谓“守”，也并没有到要死守不走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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