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年轻人曾经爬得很快很高，却也跌得很快很惨。
　　老江湖
　　情报还是要继续刺探，可是再也不能找高宗武之类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小青年了，这次被蒋介石赋予秘密使命的是能说会道的萧振瀛。
　　萧振瀛是一个文臣，当初蒋介石委任他为一战区总参议，也不是要他直接去疆场厮杀。
　　凡世间万物，均须尽其用才行。萧振瀛能在华北纵横捭阖，靠一张嘴斗败土肥原和板垣，这种才能若是浪费了岂不大为可惜。
　　蒋介石让萧振瀛以接眷属的名义，在香港与日方密谈。
　　奉命之后，萧振瀛也动身前去香港。他与高宗武不同，虽然不是什么衣着鲜亮的“日本通”，可却是老江湖了，鼻子轻轻一嗅，便能闻出对方的气味儿。几句闲话一聊，就发现一个叫和知鹰二的日本人大有讲究，身份很不一般，可能直通日本军部。
　　他猜得没错，和知正是军部派驻南方的秘密代表。
　　和知以前是在华北混的，而萧振瀛当年也是华北的熟面孔，朋友遍天下，当然认识和知。他随即向正在武汉的蒋介石报告了这条线索。
　　此时武汉会战已经进入中期阶段，蒋介石马上将萧振瀛召至汉口，当着面授以机宜。
　　话说和知在见到萧振瀛后，也认为自己找到了敲门砖，在向军部汇报时，后者同样郑重其事，将其命名为“萧振瀛工作”。
　　两人面对面坐下，和知放出了一个最大诱饵，那就是承诺“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
　　消息传到武汉，不独孔祥熙等极少几个知晓内情的“主和派”激动不已，连蒋介石都感起了兴趣。
　　在此之前，他对“和谈”本来是不抱任何希望的，派萧振瀛前去也主要是为了刺探日本人的内幕。
　　当时张季鸾名为《大公报》主笔，实际也是蒋介石帐下的重要智囊。蒋介石在私下对张季鸾明言，以他对日本人的了解，如果没有“重大变化与打击”，对于吃到嘴边的肉，对方是绝不肯轻易再吐出来的，所以对和知所谓的“和谈”不应乐观。
　　说是这么说，可当蒋介石听到和知竟然同意“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时，也不由得怦然心动。
　　
　　第24章 理想与现实（4）
　　
　　处于眼前这种困境，倘若日方能这样做，中方就是得了便宜，通过这种方式双方达成停战，至少中国政府和军队都可以喘口气了。
　　原先蒋介石一再坚持，中日谈判，必须有第三国作为保证，否则没法相信日本人的话，但是一个突发的国际事件让他变得哑口无言——曾经向捷克提出“保证”的英法把对方给卖了，捷克被迫将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这就是“慕尼黑协定”。
　　英国首相张伯伦不仅不为此感到羞愧，回国时还一边挥舞着协定，一边告诉自己的选民：我带来了整整一代人的和平！
　　台下掌声雷动。
　　在一战的阴影之下，欧洲变成了“普遍绥靖”的乐园，欧洲人也全都变成了胆小鬼。他们害怕打仗，为了自己能够不上战场，已经完全忘记了什么叫做“不仁不义”。
　　让这样的“第三国”给你做“保证人”，你能放心？
　　全面抗战以来，蒋介石一直坚持把中日之战与欧洲局势联系在一起，天天都要阅看和分析有关欧洲方面的情报。
　　按照德国那种嚣张的架势，欧战迟早是要爆发的。假使不能够马上打起来，只要中日谈判过程令人满意，能和则和，但若是欧战瞬间发作，那对小日本就不能客气了，不仅不能和，还要打得更狠更猛才行，否则就拿不到满意的谈判条件。
　　现在事情就摆在这里，眼看着欧洲人极度怕死，英法政府很不仗义，欧战一时半会儿还真打不起来。
　　既然日本人已经有了点意思，那就可以在没有第三国保证的情况下，直接进行秘密谈判。
　　谈判启动，但这时候蒋介石反而把绳子越勒越紧。
　　有了高宗武的前车之鉴，对暗中交涉这些事不能不格外谨慎。蒋介石在日记中一再提醒自己：敌国阴狠，讲和时更增危机也。
　　从性格上来说，萧振瀛也是一个主动性很强的人，就怕他一冲动，信口开河惹出祸来，因此蒋介石思虑再三，除亲自拟了一份谈判原则交给萧振瀛外，还让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对整个过程予以指导。
　　蒋介石要求萧振瀛，尽可能每天用长途电话与何应钦联络一次，以便根据武汉会战的实际走势决定策略，同时在谈判时不得迁就日方。
　　不迁就，是因为蒋介石深知自己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在完全被动的情况下，迁就不但无益，而且必受大害。
　　塞翁失马
　　香港谈判就此开始。
　　和知仍旧大谈日本人的“东亚主义”，说你们别再指望着欧美干涉了，他们不可能来救你们的，还是“东亚事东亚人自了之”，我们中日之间自己讲好就行了。
　　萧振瀛立刻接过话题：这个我赞成。
　　可现在的问题是，我是弱国，你是强国，我受你欺负呢，如果中间没个保人，咱们没法子面对面谈。
　　和知一愣，对此他确实没有办法反驳。
　　萧振瀛却又话锋一转。当然了，要是你们真的有谈和诚意，不要第三国介入也可以，此事若成，那就是“东亚主义之大成功、大胜利及大收获，其重要性尤在一切之上”。
　　和知被吸引住了。那你说说，我们该如何表现诚意呢？
　　萧振瀛并不说日本人的诚意，他说中国人的诚意。
　　我们中国从不骗人，做敌人彻底，做朋友也彻底，将来一定会做到“中国人爱日本如爱中国，同时日本人爱中国亦应如爱日本”。
　　这是典型的萧振瀛风格。每一句都不是场面官话，都像是聊家常时，从心窝子里掏出来的体己话，但每一句又都切中要害，让你不跟着点头都不行。
　　别说和知了，就是土肥原坐在对面，恐怕也只有睁着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的份儿。
　　最后终于归结到实质方面。萧振瀛所要的诚意是：你们正在进攻武汉，大战方酣，我们怎么可能作城下之盟呢。现在最紧要的事，就是放下你们手中的枪，然后再“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
　　和知从前也是个“地方上的强硬派”，后来以联队长的身份参加淞沪会战并吃足苦头，早就没了那种找机会就要跟你干上一架的劲头，变成了一个“稳健派”。
　　听了萧振瀛的话，他连连点头，可当着萧振瀛的面，他也说出了自己的苦衷：日本朝野各方，愿意作出较大让步的没有几个，主张硬干到底的人倒是不少。
　　和知决定回东京向军部进行汇报。他虽料知此行必然会遭遇困难，但还是向萧振瀛表态要尽全部努力，以获通过。
　　看上去，谈判进展似乎还比较顺利。在了解和知的态度后，连蒋介石都认为，这事恐怕还真的能成。
　　蒋介石开始为和谈成功作准备，关于停战和撤兵的要点都初步确实下来，甚至孔祥熙也在他的同意之下，着手起草“和平宣言”和“停战协定”有关草案。
　　然而，蒋介石原先的顾虑和猜测证明也是对的。不挨上重重一棒，日本人是绝不会轻易软下来的。
　　当和知返回香港时，“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没变，却在上面加了七项“谅解”。
　　这七项“谅解”里面，不仅包括签订“防共军事协定”、在中国国土上驻兵、承认“满洲国”，而且还口口声声地要你进行“政府改组”。
　　显然，“恢复”是假，“谅解”是真。
　　和知自己也知道这些要求很过分，所以一个劲儿跟萧振瀛解释，说我没骗你，上次的确可以“恢复”来着，不过当时只有参谋本部的多田骏次长同意，这一次的“恢复”加“谅解”，则是得到了近卫内阁全体成员的一致通过。
　　之后，他又说双方仍能就“谅解”进行协商，甚至他还将为此通知武汉前线的日军，不袭击夜间飞机，以便谈判代表可以在香港和汉口之间自由往来。
　　任你怎么瞎叨叨，说出花来，萧振瀛的回复也只有一句：超出前谈范围，不能答复。
　　性质变了，你再怎么分辩都是徒劳。
　　日本人出尔反尔，让蒋介石陷入矛盾之中。条件当然还可以再谈，关键是一旦答应了“和”，则覆水难收。
　　他对日方的真实用意再次产生了怀疑：板垣辈所谓的“求和”，说不准还是一个阴招吧？
　　蒋介石的怀疑随即得到印证，第二十一军从广东大亚湾登陆了。
　　再也不能相信日本人的那些“诚意”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只有持久抗战，使之不能撤兵，才是唯一上计。
　　蒋介石在摸到对方底牌之后，立刻下定决心，将香港谈判一刀斩断，日本军部策动的“萧振瀛工作”随之寿终正寝。
　　这条线一断，板垣只好再去检查别的鱼钩。
　　外相宇垣在未下台之前，曾专门花力气主攻过孔祥熙，当时称之为“宇垣工作”，现在得捞上来看看鱼儿有没有上钩了。
　　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虽然不是“低调俱乐部”成员，但他代表着重庆临时政府的另一股主和潮流。尤其在武汉失守后，面临的一大堆困境差点没把“孔方兄”给逼死。
　　武汉广州都没了，海岸线全被封锁，争取国际援助已有如画饼充饥，实在看不出有多大可能性，而国内财政又极度困难，都快要到揭不开锅的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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