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线军队的溃退混乱程度大大超出原先的想象，自桂林、柳州失守后，贵州也危在旦夕。
　　如果不是蒋介石提前做出了一个预防措施，大家真的就全完了。
　　11月6日，蒋介石从尚有力量的战区中抽调人马，在贵州紧急组织起抗击兵团，并由汤恩伯领衔，正式任命其为黔桂湘边区总司令。
　　四天后，桂、柳同时失陷，横山勇第十一军追到贵州，在沿途部队已完全失去抗击能力的情况下，汤恩伯的抗击兵团成为保卫重庆和昆明的唯一一面屏障。
　　贵州独有的喀斯特地形给汤恩伯帮了大忙。
　　日军越往前走，山路越复杂陡峭，两边全是绝壁悬崖，很多军马不小心坠入崖底摔死，第十一军因此只能拉长相隔距离，呈一路纵队缓慢行军。
　　这样一来，守军用很少的兵力配上迫击炮便能防住一道狭窄路口，在贵州的那些青苔路上，日军尸体重叠，有的大队被打到只剩一个中队，被击毙的日军用门板抬着，晚间才能集中火葬，其状之惨，真无法用语言和笔墨来形容。
　　由于极度缺少军官，连名古屋这样的老师团也只得由上等兵来担任中队长，并且平均一天只能往前挪动两里路。
　　但问题是抗击兵团本身能力有限，这个兵团的大部分要从西北赶来，此时还在路上，因此人越打越少。
　　即便是乌龟，横山勇迟早也是能爬到重庆去的。
　　当看到这些从第一线传来的战报，并且设身处地地面对种种险境，魏德迈终于了解了他从前所不了解的中国人。
　　他们绝不是像史迪威和一些浮光掠影的美国人所描述的那样，愚蠢、怯懦、消极、什么都不干，相反，这个东方民族有着惊人的坚忍、耐力与牺牲精神。
　　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在德国发动进攻后，法国六个星期便选择了屈膝投降，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到现在整整七年过去了，中国仍在继续咬牙苦撑，而美国给予中国的援助，少到不及英、苏的一个零头。
　　魏德迈遂感慨之，他说，这是一个中国悲剧。
　　毫无疑问，蒋介石也是中国悲剧中的一分子。在与蒋介石交往的过程中，魏德迈发现这个传说的凶神并没有那么可怕，甚至还很可怜。事实上，那仅仅只是一个“松散联合政府的首领”，能把这么多并不完全服从于他的军队捏合在一起对日作战，已经是相当不易。
　　正是鉴于这些认识和评价，魏德迈走向了与史迪威完全不同，却与陈纳德相仿的道路。他相信，此时此刻，中国人需要的不是埋怨、威胁和压制，而是切切实实的帮助与支持。
　　11月底，日军已进逼黔桂铁路的终点独山县，日本媒体公然揶揄魏德迈这位“新人”：过不多久，您只好到印度去办公了。
　　魏德迈确实有些慌了，他两次向蒋介石建议迁都，但后者拒绝讨论这个问题。
　　万不得已时，我就死守重庆，“决与此城共存亡”。
　　见此情景，魏德迈便说：“那好，我也不走，城在人在，城亡人亡。”
　　蒋介石非常感动，在中国人心目中，这种肯同生共死的人，那就是患难兄弟，生死之交。
　　可是，魏德迈真实的想法却不是这样。
　　欧美理念不同于东方，战场上打不过当然要撤退，实在不行还可以缴械投降，死战，那有什么价值呢？
　　魏德迈后来承认，他当时心里想的，其实是到昆明去组织“最坚强的防御工事”。
　　魏德迈并不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他能体会到蒋介石此时此刻的心境，这个时候，你告诉他“不抛弃，不放弃”，比说其他任何话都强。
　　身边有了一个这么通情达理的美国将军辅佐，蒋介石的苦难日子也算到头了。
　　魏德迈的继任让蒋介石松了口气
　　魏德迈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知道最牛的伙计也不能压过老板，即使你直接代表了真理，也得给人家三分薄面，因此态度和语气都非常注意。
　　每提出和部署一个计划，他都不会像史迪威那样“摆在裤口袋里”，而是会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在充分领教史迪威那套“赶紧”“否则”的逼迫式打法后，蒋介石几乎有如沐春风的感觉。
　　根据魏德迈的建议，蒋介石的统帅部向缅甸的廖耀湘新六军发出回调令，而魏德迈提供的运输机，也迅速提高了汤恩伯抗击兵团的集结效率。
　　蒋介石由此对魏德迈产生了非常不错的印象，夸他“直谅勤敏，可谓毫无城府”，对魏德迈提出的建议，没有哪一条不欣然应允，并密切配合。
　　火花，就这么擦了出来。
　　蒋介石换了个好伙计，陈纳德也换了一个好老板。在陈纳德眼中，魏德迈处事公正，为人坦诚，这让他和他的空军都有了用武之地。
　　在陈纳德的指挥下，“飞虎队”成规模地在贵州上空活动，连扫射带轰炸，吓得日军白天都不敢生火做饭，唯恐炊烟被空中发现，以致招来霉运。
　　这还是轻的，最重要的是空军可以切断彼方的后勤补给。
　　凡是看到地面有日军的辎重运输队，陈纳德即实行连续无区别攻击战术，不给炸得稀巴烂绝不罢休。如果是单个的日军部队，尚可躲到村庄或隐蔽处进行防空，可船只、汽车、火车却没办法这么做。
　　由于运输相当困难，横山勇临时改变规则：以后主要运弹药，粮食自己想办法。
　　所谓想办法，其实就是抢，但当时十室九空，也到了抢无可抢的地步，许多日本兵便只好摘路边的香蕉充饥。
　　吃还能这么对付着，穿却不行。
　　时已冬季，气温骤降，日军全都穿着夏装，在阵阵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
　　12月2日，横山勇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向已侵占独山的前锋部队发出电报，将其撤回广西。
　　八年抗战中最惊险的一幕结束了（“八年来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它让中方迎来了反败为胜的机会。
　　风中的承诺
　　史迪威在任时，曾有陈纳德要与他争夺在中国领导地位的说法。
　　事实上，一个空军指挥官，一个三军总指挥，若要争名夺位，陈纳德无论怎么往上蹿，都不可能跳得比史迪威高，何况陈纳德特立独行，从来不是过分贪慕名利的人。
　　战略思想的不同，才是两人之间的根本分歧所在。
　　史迪威是一个“陆军至上论者”，信奉刺刀下面找出路，认为像欧洲战场那样，决定战争的永远是陆军，空军作用不大，陈纳德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
　　自常德会战以来，中美空军已打得日本航空队毫无还手之力，后者完全丧失制空权，因此，中国战场不同于欧洲战场，在这里，“飞虎队”只要能得到全力以赴的支持，切断对方的补给线绝无问题，而补给线一断，也就等于扼住了日本陆军的咽喉。
　　陈纳德的话，史迪威一句都听不进去，在他那里，“飞虎队”可有可无，甚至于沦为他向蒋介石施压的一个重要手段。
　　很长时间里，史迪威只能依靠一些老式机型去完成轰炸任务，有时连中美空军的补给都无法保证，即使在桂、柳即将失守的紧要关头，“飞虎队”仍在为缺乏足够的汽油而发愁，飞机只好一架架在机场上趴着，根本无法投入协同作战。
　　陈纳德本是一只空中老虎，然而在史迪威的压制下，却难以有所作为，特别是在看到自己的中国哥们薛岳落到悲惨境地的时候，更是又气又急。
　　魏德迈的到来，彻底改变了陈纳德的处境，不仅“飞虎队”的补给不再被卡脖子，老轰炸机由B-29所代替，并且陈纳德的空中作战计划也得到了充分欣赏和支持。
　　当空中老虎重新跃起，日军遭遇到了三年以来最猛烈的痛击。
　　12月18日，“珍珠港纪念日”后第十天，七十七架B-29飞临汉口上空，组成了一道超级空中堡垒。
　　就像当年日机轰炸重庆，高射炮对这道密集的堡垒也无能为力，因为B-29在两万英尺的上空，炮弹够不着，只能在飞机身下形成毫无作用的弹幕。
　　空中堡垒随即开始投弹，其轰炸方式为四加一，即五架为一组，其中四架投掷燃烧弹，一架投掷高爆弹。
　　这两种炮弹都是第一次在中国战场上使用，其巨大的破坏力令人叹为观止，连美国空军指挥官后来在回忆中都指出，即使不用原子弹，仅靠它们来轰炸日本本土，也足以迫使日本投降。
　　高射炮鞭长莫及，飞机还是可以拦截的，何况B-29机群随身并没有战斗机用于护航，但经过中美空军的屡次打击，日本航空队已经既砢碜，又胆小，任外面炸得天昏地暗，它愣是装没听见，只是躲屋里装傻。
　　一个小时后，B-29轰炸机群对码头仓库的首轮轰炸结束，以为人家走了，部分日机才战战兢兢地升空做个样子。
　　不料露头之后，等待它们的却不是交差，而是覆没。
　　陈纳德在武汉周边埋伏了第十四航空队所能动用的全部战斗机。经过重甲改装，如今的“飞虎队”鸟枪换炮，除轰炸机变成“空中堡垒”外，战斗机的主力机型也由P-40战斧升级为P-51野马。
　　野马被称为“歼击机之王”，在太平洋战场上，连零式都只能甘拜下风，更别说其他日机机型，偏偏日本航空队的老飞行员也死得差不多了，新飞行员全是没有作战经验的菜鸟，导致其作战力下降到了末流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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