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古历五月初五上午，在高密东北乡最大的村庄大栏镇上，上官吕氏领着她的仇敌孙大姑，全然不顾空中啾啾鸣叫的枪子儿和远处炮弹爆炸的震耳声响，走进了自家大门，为难产的儿媳上官鲁氏接生。她们迈进大门那一刻，日本人的马队正在桥头附近的空地上践踏着游击队员的尸体。

    院子里站着她的丈夫上官福禄和她的儿子上官寿喜，还有滞留她家的兽医樊三——他表功似的举着一个装着绿油油液体的玻璃瓶子——这三个人，她出门去请孙大姑时即在，新添的人是红头发的马洛亚牧师。他穿着一件宽大的黑布袍子，胸前挂着一个沉重的铜十字架，站在上官鲁氏窗前，下巴翘起，面向太阳，用一口地地道道的高密东北乡腔调。大声地背诵着神圣的话语：

    “……至高无上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主，请赐福保佑，在我这个您的忠实奴仆和我的朋友面临痛苦和灾难的时候，请您伸出神圣的手抚摸我们的头顶，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勇气，让女人产下她的婴儿，让奶羊多产奶，让母鸡多产蛋，让坏人的眼前一片黑暗，让他们的子弹卡壳，让他们的马迷失方向，陷进沼泽，主啊，把所有的惩罚都施加到我的头上吧，让我代替天下的生灵受苦受难吧……”

    院子里的男人默默地肃立着，听着他的祈祷。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深深地受了感动。

    孙大姑冷笑一声，走上前去，把马洛亚搡到一边去，牧师身体趔趄着，睁开眼睛，口吐一个“阿门”，手指在胸前上划个十字，结束了他的长篇祝祷。

    孙大姑满头银发梳得溜光，脑后的发髻系得结实平整，髻上银钗闪烁，髻边斜插一根艾蒿尖儿。她上身穿着浆洗得板板整整的白布斜襟褂子，腋下的纽扣上拴着一块白手绢，下穿黑布裤，脚脖子上扎着小带，足穿青帮白底黑绒花绣鞋。她全身上下透着清爽，散发着皂角味儿。她颧骨高，鼻梁挺，嘴唇绷成一条线，深陷的美丽大眼窝里，是两只精光四射的眼睛。她一身仙风道骨，与富态臃肿的上官吕氏形成鲜明对比。

    上官吕氏从樊三手里接过盛着绿油的瓶子，走到孙大姑身边，轻声说：“他大姑，这是樊三的催产油，要不要给她灌上？”

    “我说上官家的，”孙大姑用美丽的冰冷目光扫了吕氏一眼，又横扫了院中的男人们，不满地说，“你是请我来接生呢，还是请樊三来接生？”

    “他大姑，别生气，俗话说‘病笃乱投医，有奶便是娘’，”上官吕氏表现出难得的好脾性，低声下气地说，“当然是请您来，不是万不得已，我怎么敢搬动您这尊神？”

    “你不说我偷了你的小母鸡了？”孙大姑道：“要让我接生，旁人就别插手！”

    “听您的，您说咋办就咋办。”上官吕氏说。

    孙大姑从腰里抽出一根红布条，拴在窗棂上。然后，她气昂昂地进了屋，临进房门时，她回头对上官吕氏说，“上官家的，你跟我进来。”

    樊三跑到窗前，拿起那瓶被上官吕氏搁在窗台上的绿油，塞进牛皮囊，也不跟上官父子打招呼，便飞快地朝大门跑去。

    “阿门！”马洛亚念一声，又在胸前划了个十字，然后，对着上官父子友好地点点头。

    室内传出孙大姑凌厉的喊叫声，接着又传出上官鲁氏嘶哑的哭嚎声。

    上官寿喜双手堵着耳朵蹲在了地上。他的爹上官福禄背着手在院子里转圈。他的脚步匆匆，脑袋低垂，好像在寻找失物。

    马洛亚牧师低声念叨着他刚才背诵过的祷词，双眼望着烟雾弥漫的蓝天。

    那匹刚刚出生的小骡驹哆哆嗦嗦地从西厢房里走出来，它的湿漉漉的皮毛光滑如绸缎。在上官鲁氏一阵急似一阵的嚎叫声里，那匹虚弱的母驴也从厢房里走出来。它耷拉着耳朵，夹着尾巴，艰难地走到安在石榴树下的水缸前，胆怯地望着院子里的人。没有人理它。上官寿喜捂着耳朵哭泣。上官福禄匆忙转圈。马洛亚闭眼祝祷。黑驴将嘴巴伸到水缸里，滋滋地吸水。吸足了水，它慢吞吞地走到那一大囤用秫秸箔子拦起来的花生前，尖着牙齿，啃咬着秫秸的表皮。

    孙大姑把一只手伸进上官鲁氏的产道，拖出了婴儿的另一条腿。产妇嚎叫着晕过去了。孙大姑把一撮黄色粉末吹进上官鲁氏的鼻孔。她双手攥住婴儿的两条小腿，平静地等待着。上官鲁氏呻吟着醒过来。她连声打着喷嚏，身体猛烈地抽搐。她的上身弓起来，又沉重地跌下去。趁着这机会，孙大姑把婴儿拖出了产道。婴儿又扁又长的头颅脱离母体时，发出了响亮的爆炸声，犹如炮弹出膛。鲜血溅满了孙大姑的白布褂子。

    倒提在孙大姑手里的是一个全身青紫的女婴。

    上官吕氏捶打着胸脯失声痛哭。

    “别哭，肚子里还有一个！”孙大姑恼怒地吼叫着。

    上官鲁氏的肚皮可怕地痉挛着，鲜血从双腿间一股股冒出来，伴随着鲜血，一个满头柔软黄毛的婴儿鱼儿一样游出来。

    上官吕氏一眼便看见了婴儿双腿之间那个蚕蛹般的小东西，她扑通一声便跪在了炕前。

    “可惜，又是一个死胎。”孙大姑悠悠地说。

    上官吕氏一阵头晕目眩，脑袋撞在了炕沿上。她手扶着炕沿，困难地站起来。看一眼脸色像石灰一样的儿媳妇，她痛苦地呻吟着，走出了产房。

    院子里一片死亡。儿子双膝跪地，长长的血脖子戳在地上，鲜血像弯弯曲曲的小溪在地上流淌，那颗保留着惊恐表情的头颅端端正正地立在他的身体前边。丈夫嘴啃着砖甬路，一只胳膊压在腹下，另一只胳膊向前平伸着，后脑勺上裂开了一条又长又宽的大口子，一些白白红红的东西，溅在甬路上。马洛亚牧师跪在地上，手指划着胸脯，吐出一串一串的洋人话语。两匹高头大马驮着鞍子，正在嘶咬着圈花生的秫秸箔子，那头母驴带着它的骡驹，瑟缩在墙角。小骡子的脑袋，藏在母驴的胯下，秃秃的小尾巴，蛇一样扭动着。两个穿酱黄衣服的日本人，一个用手绢擦试着军刀，一个挥刀劈断秫秸箔子，上官家去年囤积、准备着今年夏天大发利市的一千斤花生，哗哗啦啦地淌了满地。两匹高头大马垂下头，嘎嘎嘣嘣地咀嚼着花生，愉快地摇摆着它们华美的大尾巴。

    上官吕氏突然感到天旋地转，她想往前跑，去救护自己的儿子和丈夫，但她胖大的身体却像墙壁一样沉重地向后倒去。

    孙大姑绕过上官吕氏的身体，迈着沉稳的步伐走向上官家的大门。那个眼睛分得很开、眉毛粗短的日本兵扔掉擦刀的手绢，身体僵硬地跳到她的面前，举起雪亮的马刀，直指她的心窝。日本人嘴里叽哩咕噜，一脸粗野的神情。她静静地看着这个日本兵，脸上甚至挂着一丝嘲弄的笑容。孙大姑退一步，日本兵逼一步。孙大姑后退两步，日本兵进逼两步。他的雪亮的刀尖始终抵在孙大姑的胸脯上。日本兵得寸进尺，孙大姑不耐烦地抬手把他的刀拨到一边，然后一个优美得近乎荒唐的小飞脚，踢中了日本兵的手腕。马刀落地。孙大姑纵身上前，扇了日本兵一个耳光。日本兵捂着脸哇哇地怪叫。另一个日本兵持刀扑上来，一道刀光，直取孙大姑的脑袋。孙大姑轻盈地一转身，便捏住了日本兵的手脖子。她抖抖他的手，那柄刀也落在地上。她抬手又批了这位日本兵一个耳刮子，看起来她打得并不用力，但日本兵的半边脸顿时肿胀起来。

    孙大姑头也不回地走向大门。日本兵端起马枪搂了火。她身子往上挺了挺，然后栽倒在上官家的穿堂里。

    中午时分，成群的日本兵涌进上官家的院子。马兵们从厢房里找了一个笸箩，把花生端到胡同里，喂他们疲惫不堪的马匹。两个日本兵押走了马洛亚牧师。一个白鼻梁上架着金边眼镜的日本军医跟随着他的长官，走进上官鲁氏的房间。军医皱着眉头打开药包，戴上乳胶手套，用寒光闪闪的刀子，切断了婴儿的脐带。他倒提着男婴，拍打着他的后心，一直打得他发出病猫般的沙哑哭声，才把他放下。然后他又提起女婴，呱唧呱唧地拍打着，一直把她打活。军医用碘酒涂抹了他们的脐带，并用洁白的纱布把他们拦腰捆扎起来。最后，他给上官鲁氏打了两针止血药。在日本军医救治产妇和婴儿的过程中，一位日军战地记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拍照。一个月后，这些照片做为中日亲善的证明，刊登在日本国的报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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