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府的高层都弹冠相庆，仿佛天下太平，盛世即将重现。陆军大学内的战术课上，绝大多数的学员们都认为在国军的强力打击下，苏区的红军被消灭的命运已经是被彻底注定了，最迟年底，红军将成为历史名词。看着那些人们的热情，刘建业却只是表现出了随波逐流，随大溜的态度，并没有过分的热情表现，这大概就是知道历史走向的人的必然选择。
　　期末考试结束，刘建业自感考试结果应该还算不错，虽然考试的难度不小，但是，由于自己这个学期以来一直利用绝大多数时间学习钻研，不是象一些同学一样，经常进行周末联谊聚餐，结果有人连甄别考试都未能通过，灰溜溜的回了原先的部队，可谓是丢人现眼。考试完了以后，陆军大学开始放暑假，时间是一个半月，其中有一个月，要求学员到部队做兵科见习，使学员们对本兵科以外的其它兵科也有一定的认识。刘建业给宁波那里写了一封信，说自己要利用暑假的时间向陆大的教官和专家们多多求教，加上必须的兵科见习，暑假就没有时间回去了，请老爷子一定要放宽心，自己一定努力为家族挣回一个远大前程。
　　利用参加见习之前的时间，刘建业在图书馆和校长杨杰家来回跑，一方面钻研理论，分析战例，一方面就自己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和疑问，向杨捷这个高手当面求教。杨捷也很欣赏这个和自己的时局见解基本相同，学习又很勤奋，头脑里不时冒出一些军事方面新想法的学员(刘建业是从未来回去的人，知道的一些军事理论，在当时绝对是新鲜的，前卫的)，所以干脆让他住在自己的家里。校长夫人由于很难适应南京夏季的高温气候，每逢夏季总要回云南大理老家避暑，这样，一老一小就在一个房檐下，开始了时而评论，时而争辩，时而开怀大笑的日子。杨捷的教法和陆军大学一样，根据条令，利用地图，提出问题，然后由刘建业予以解决。杨捷再根据刘建业的解决方案，向刘建业讲评，刘建业也可以也可根据原则，自由辩论。杨捷对刘建业说:“讲堂和演习地，都想定是战场，学员和教官、顾问对垒以决胜败。”他还告诉刘建业，要他转告那些同学，“对顾问必须作有组织有计划的问难，才能学到真东西；对本国教官必须留一手，免得打倒太多，无处聘请。”在刘建业和杨捷辩论结束之后，杨杰总要根据想定，就现地提出一个问题，考刘建业，最后由他做总结。杨捷的见解当然高人一筹，不是一般水平，让刘建业这个从未来回来得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刘建业也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向杨捷委婉的提出一些他从后来人对杨捷主持陆军大学期间工作的点评里面指出的缺点，如研究院主任张亮青为人圆滑，教务处主任宗铭才能有限，如果杨杰外出，以此二人代理学校，会有问题出现；学术组织工作薄弱，没有分系负责，整编教材，对德国顾问的资料，没有结合本国国防实际情况，缩写成统帅纲领、作战纲要一类的条令，以供传给后辈；专研战场指挥，忽视参谋业务和后方勤务，以致作战时后方跟不上前方，参谋业务也欠灵活。杨捷也在反复争辩以后，认为自己的工作的确有未能周全的地方，自不免对刘建业更加看重。
　　半个月过去，刘建业也不得不离开杨捷的家，开始到位于孝陵卫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进行见习。这也是杨捷向中央军校的教育长张致中那里为刘建业争取来了。在拜会过总队长桂永青少将(就是那个曾经当过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军海军总司令，在上海的大饭店里便服开房间嫖妓，被宪兵抓住过的桂永青)以后，刘建业被分配到教导总队下属的战车队，开始了短暂的装甲部队见习军官生涯。在战车队所在的江宁县方山驻地，刘建业终于见到了著名的古董装备，法国的FT-17，英制NC-27轻型坦克，“维克斯·；卡登·；洛伊德”超轻型战车，意制“菲亚特”FIAT-3000轻型坦克等，着实的让他兴奋了一把。虽然，这些东西和刘建业后世见到的那些装甲装备相比，实在和玩具差不多。但是，在当时也算是比较好的装备了，对付只有轻型火力的部队，绝对是无往不利，即使是国内派系里面装备相对精良的东北军，在这些东东面前，也很难讨到多少的便宜，更不用说那些大多数官兵可以说连见都没有机会见过这些东西的川军，黔军和西北军了。在坦克里面的味道，虽然不是很好受，汽油味道，炮烟，噪音，还有那可以颠碎人骨头的震动，可是，站在指挥塔的感觉，的确很拉风。不过，刘建业还是发现，国军和当时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一样，只是把坦克当作纯粹的步兵支援武器，更简单的说，就是掩护步兵突破堑壕，破坏火力点，几乎就是活动的炮台，根本没有把坦克集中使用，充分发挥坦克自身的火力，机动和装甲防御的意识。这与刘建业在二战战史里看到德国集中大量装甲兵力，对波兰，法国和苏联防御体系进行一点突破，深远迂回合围的战术相比，显得十分的落伍和陈旧。刘建业为此和战车队的军官们进行了讨论，结果是刘建业不得不认识到，当时的中国军队，装甲部队的数量很少，全国的装甲武器全部加起来，还不够遍成一个满编的装甲营，同时，装甲部队的消耗非常大，油料，弹药，备件都要依靠国外进口，就是维持日常的训练，经费都已经很吃紧，根本没有可能实现装甲集中突击的条件。刘建业总算是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想法，因为，这是不现实的。看来，在中国出现类似阿登突击那样的壮观场景，还要再等若干年，也许真的只有在未来的人民共和国的时代里，才有这种可能。
　　不能实现大规模机械化作战的梦想，刘建业就干脆专心琢磨步兵以现有条件进行反坦克作战的战术。燃烧瓶，也叫莫洛托夫鸡尾酒，成本低廉，制造和使用简单，可以使用；把炸药装入金属棒形容器，加上拉火装置，做成后来志愿军在朝鲜大量使用的爆破筒，也是一种不错的东西，既可反坦克，也可以用来反工事；对了，制造大铁筒，加上铁箍，装上火药，用来抛射炸药包，这可是淮海战场解放军突破国军环型防御工事体系的利器，而且，对周围的连带杀伤效果也是非常惊人。这些东西的制造技术要求都十分简单，成本低廉，使用方便，很适合中国军队使用。刘建业利用晚间时间，写作见学笔记的空余，把自己知道的这几样东西，画出图形和简单的图纸，然后准备拿给杨杰，请他审阅，如果可行，就请他代为转交给兵工署，看看能否尽快投产列装。
　　在教导总队的见习生活，终于结束了，刘建业恋恋不舍的和中国当时的装甲精英们告了别，回到陆军大学，准备下一学期的学习。


第十章 新的学年
　　回到陆军大学，刘建业开始了新的学习。第一学年第二学期专研师战术(包含参谋业务和后方勤务)。以一般地形为主，旁及特殊地形。每周中国教官教两个上午，德顾问也教两个上午。为了紧跟现实，鼓励大家一起研究军事学术，杨捷让教务处在学校办公楼前设立了一块大幅黑板，挂上一幅比例尺为10万比一的军用地图，随时根据江西前线的最新情况，更新上面国军和红军的控制区域，战术位置，军力分布等，学员可以根据前方形势变化，自由组合，进行红蓝军事对抗推演。大多数人，都不看好红军的前途，认为他们已经穷途末路，被最终消灭只是纯粹的时间问题。刘建业却另树一帜，认为红军虽然现在形势极度危险，但是，如果他们放弃和国军的正面消耗作战这种对他们十分不利的战略战术，放开眼界，离开已经被团团包围的江西根据地，充分发挥他们在山地机动作战上面的优势，大范围的调动国军部队，甚至实行长距离的战略转进，对于他们来说，并非没有打破围剿，取得胜利的机会。当然，刘建业的声音，在当时的主流声音面前，可以说完全被淹没，即使是对他十分欣赏的校长杨捷，也对他的观点，持保留态度。
　　10月，在红十军团以自身毁灭为代价施行的战略掩护下，江西的红军主力终于在国军的全面军事压力下，选择了进行战略性远征，意图摆脱面临的极端不利的军事态势，与在湘鄂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回合北上，然后北渡长江与在川陕根据地的红军第四方面军所部实现回合，从而可以集中红军的兵力，建立坚强的根据地，改善自身的处境(注:这是决定实施长征时候确定的长征目标)。红军主力向西突破了苏区外围的国军堡垒封锁线以后，一路上以部队实行甬道式交替掩护，兵锋直指湘江。蒋委员长急调湖南的刘建序部，中央军的薛越，周浑原，吴奇韦等部队在湘江前构筑了三道防线，同时命令广东的陈济堂部队协助堵截红军的前进。在湘江边，红军与国军展开激烈厮杀，在国军的优势兵力面前，洋顾问的拙劣指挥，使红军损失极为惨重，离开苏区时候的约10万红军，突破湘江防线以后，只剩下了约3万人，留在湘江岸边断后掩护主力的红军后卫部队，几乎战斗到了全员战死的地步。突破湘江防线以后，中央红军一路向湘西前进，红二，六军团也离开了自己的根据地，向湘西靠拢。国军大量中央军和地方军队，蜂拥而至，意图彻底消灭红军主力部队。南京方面更是每天高唱国军节节胜利，共军不断流窜。到了1935年的1月，红军放弃了从宜宾渡过长江的计划以后，趁贵州部队被反复调动，遵义地区防守空虚的机会，一举占领了贵州北部的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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