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一年多以来，一直在试图通过给与军事援助的方式，利用我国的力量拖住日本军队力量的苏联在莫斯科和日本达成诺门坎战役的停战协议。第二天，苏联红军便大规模越出国境线，直扑波兰，准备瓜分波兰的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地区。日军又专门致力于中日战争，在华日本陆军达到二十五个师团和二十个独立混成旅团，合计换算为三十五个师团，共计九十二万二千三百九十人，加上海空军和其他部队，在华日军大大超过了一百万。
　　诺门坎战争对日军的刺激和欧洲大战的爆发，不但没有牵制日军一兵一卒，反而加大了中国军队抗战的压力，加深了中日战争的残酷性。这不由得使中国方面的最高统帅，对于抗战的前途，对于国家民族的命运，忧心忡忡。
　　就在这个时候，冈村宁次率领第十一军开始进攻长沙。
　　“命令第九战区薛司令长官，长沙的战事，关乎国家民族的前途未来，务必取胜，否则，军法从事。”眼下国家所面临的不利的国际形势，使最高统帅无法再承受一次败仗的打击。只有前线的胜利消息，才能使外界对于中国的前途继续留有信心，中央政府也才能继续从外界获得援助以继续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
　　由于湖南地处亚热带，是南北冷暖空气交汇之区，季风现象显著，影响强烈；降雨量充足，而无霜期又长。这种自然物候，极有利于农事活动，具备多种作物所需的热量条件，特别是适宜于水稻的耕作。因此，湖南是全国富饶的水稻产区，自古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湖广不熟，天下不足”的说法。而长沙则是这一带物候之集大成者，是这一产区的总仓库。所以，在经济上长沙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在军事上长沙也有显著的战略地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湖南成了国民政府粮食、兵源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然而好景不长，1938年10月，华中重镇武汉便陷入敌手；11月，岳阳失陷。长沙成了捍卫西南各省的门户，其战略地位愈显突出。对于已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来说，守住长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迫切，也更为重要。
　　薛长官是在1938年11月13日，即长沙“文夕大火”后，以代理司令长官的身份指挥第9战区的军事行动的。前任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将军去职后，他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1939年4月，当薛长官从南浔赶到长沙来上任时，摆在他眼前的这座省会名城已是形同废墟，一片凄凉。市区房屋幸免于火者不到十分之一二。最繁华的八角亭、红牌楼、中山路、南正街、北正街一带全部变成了断壁残垣、满目疮痍。各种建筑及无数民房宅院全都被毁。要守住这样一座城市，其困难可想而知。可是，眼下摆在他面前的任务是无论如何，他都必须坚决的守住长沙，绝对不能让日本人占领这座在当前有着重要战略价值的城市。
　　9月8日，长沙。第九战区长官部。
　　薛司令长官召集部下高级军官，召开紧急的军事会议，商议如何应对日军对长沙展开的进攻。
　　目前正担任第九战区副参谋长的郭少将，对着地图上表示出的中日两军态势，做着说明。
　　坐在下面的各部队长官，看着地图上标注出来的敌我两军态势，结合郭少将的分析，不时地点着头。看来，郭少将的分析，和大家的判断基本上是一致的。
　　“针对目前敌我两军的态势，战区经过综合的分析，制定了一个作战方针。这个方针就是战区拟予敌以严重之打击而开第二期抗战胜利之先河，决诱敌深入于长沙以北地区，将敌主力包围歼灭之。赣北、鄂南方面，应击破敌策应作战之企图，以保障主力方面之成功。”虽然，前一阶段的南昌会战，国军守住了南昌，但是毕竟丢掉了吴城到永修一线，使日军占据了对南昌的前进阵地，而且，也没有能够有效的打击到日军的有生力量，从军事角度上来说，双方只能算是基本上打了一个平手。紧随着南昌会战开始的随枣会战，双方则是落得一个两败俱伤。所以，国军上下军热切希望能够取得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胜。
　　“此次作战的指导要领是：1、战区先于现在位置，以攻击手段消耗敌人战斗力。2、敌如挟优势兵力前进猛烈，则赣北、鄂南方面努力以围攻及夹击手段，摧破敌合围之企图，不灭不止。湘北方面利用逐次抵抗，引诱敌于长沙以北地区，捕捉而歼灭之。”郭少将继续阐述着战区长官部的作战意图。
　　“我要在这里说一句，我把这一战略部署的核心之点总结为八个字：后退决战，争取外翼。”薛长官在这里突然的插了一句。很显然，这次作战的战略部署，是由这位薛长官亲自做出的。
    “我战区所属部队，共有22个军又3个挺进纵队，共55个师；军事委员会配属4个军(第4、第5、第99及新编第6军)又1个师(第11师)，总计26个军66个师。依据战区所制定的作战方针和指导要领，战区对各部队兵力具体部署情况如下：第1集团军第58、第60军守备靖安、奉新以西张家山、麻下、会埠一线阵地；第19集团军第32、第49军守备莲花山、马形山以及锦江右岸阵地；第15集团军以第52军主力守备新墙河阵地，第79军守备南江桥至麦市间阵地，第37军守备湘阴以北湘江亘汨罗江右岸阵地；第27集团军第20军前出咸宁、崇阳地区，第73军集结于渣津地区；第30集团军第72、第78军共4个师守备武宁以西蒲田桥、琵琶山一带阵地；湘鄂赣边区挺进军位于通山、大冶、阳新地区；战区直属之新20军守备长沙北面之捞刀河南岸，作为长沙外围的最后一道防线；第4军控制长沙和衡阳；新编第6军、新编第3军和新编第5军控制株洲、醴陵和湘潭；命令第十一师驻守岳麓山，作为战区预备队。第70军，驻在长沙附近，作为机动。第74军和第99军布署于赣北上高、宜丰、万载等地，应对战事所需。另外，防守洞庭湖与湘西方面的为第6战区第20集团军(辖第53、第54、第87军等部)，为了便于协同作战，军委会已经将该部配属我战区指挥。会战期间，战区司令长官部在长沙。”郭少将的话里，最后一句话，尤其让所有的高级军官们感到震撼。长沙，即将成为日军的进攻目标，很可能这座名城又将面临一场浩劫。会战尚未打响，国军是否能够守住长沙，还未可知。薛长官决定把司令长官部依旧设立在长沙，这显然是一种破釜沉舟式的举动。如果参战部队不能守住长沙，那么无论如何，会战结束以后，会有一大批人受到军法审判的。
　　薛长官的这个决定，让刘建业一时之间感到有一些迷惑不解。根据远在重庆的陈部长向他们这些出镇在外的土木系将领通报的情况，军委会已经在内部有一个共识，如果长沙前线的战况不利的话，军委会将下令弃守长沙，避免第9战区与日军硬打硬拼，保存这一中国方面最大的重兵集团主力，相机歼敌。可是，薛长官看着似乎根本就是要死守长沙，在长沙城下与日军决一死战。难道，自己付出了那么惨痛的代价，坚守住了南昌，就让国军上下突然一下子就对城市守卫战如此着迷？
　　不过总体上来说，对于薛长官提出的这一套作战部署，刘建业还是深为赞同的。
　　第9战区跨湘、鄂、赣三省边区，东西以赣江、湘江为天然之境界，两翼又各有一湖，东为鄱阳湖，西为洞庭湖，恰成为整齐对称形之战场。日军大迂回之战法无从施展，只能进行正面作战。而且在湘、鄂、赣三省相交的地区，群山纵横，地形复杂。其中，鄂南、湘北有海拔1600多米的幕阜山；武宁以南至萍乡分别有海拔近1700米和1800米的九岭山脉和罗霄山脉；萍乡以南有海拔2100米左右的万洋山脉。长沙以北的湘北地区，大多数也是山岳地带：新墙河一线有大云山(幕阜山余脉，海拔900米)，是新墙河的瞰制地形，为湘北第一道屏障；汨罗江一线，东有腾云山，西有神鼎山，中有鸭婆山，三山连缀，形成南北屏障，为湘北第二道关口；粤汉铁路及长(沙)岳(阳)公路两侧，有王思岩、达摩山、影珠山、古华山相夹峙，很容易控制这两条交通要道，此为第三道关口；湘北不仅多山，而且多水。以粤汉铁路为分界由北向南划一直线，其左侧有洞庭湖及澧水、沅水、湘江三大河流，右侧有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从而形成天然的第四道防线。
　　这样一种多山、多水的地形对部队行动会产生较大影响，尤其不利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行动。因此，刘建业认为，只要利用这些良好的地理条件，再加上正确的战略战术，完全有可能打退日军的进攻，化被动为主动。
　　而且，自南昌会战结束这一段时间以来，第9战区的部队正在新墙、通城、武宁、靖安、奉新一带及锦江沿岸与日军对峙。为防止日军南下进攻长沙，第9战区借助新墙河和汨罗江构筑了两道防线。第一道防线以宽70米的新墙河为天然障碍，西起新墙河口，经九岭、南江桥，东至修水。在新墙河南岸诸高地及附近村庄构筑纵深6公里的防御地带，工事碉堡为砖石结构，战壕与交通壕相连接；前沿架设了铁丝网，可徒涉的河段敷设了地雷。第二道防线沿汨罗江西起营田东迄平江以北1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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