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种队员比常人强壮的含义并不是需要一身肌肉，有的特战队员瘦小得让你难以接受，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完成高难度的训练，有意思的是，瘦小的队员在训练中往往比威猛的队员要游刃有余。所以，在选拔队员时，高大的士兵不一定能够中选，瘦小但是灵活的士兵往往也受青睐。当然，根据国情不同，选拔标准也不可能相同——你不能指望“海豹”突击队选一群瘦小灵活的亚洲人吧。越南战争的时候，美军特种部队士兵不比现在矮小，但他们仍然被瘦小的越南游击队员打得满地找牙。
　　衡量一个士兵是否适合进入特种部队的惟一标准是他的势力，首先是体能。无论你是乔丹还是武大郎，只要你的体能测试合乎标准，一律算你过了第一关。选拔特战队员不是选拔仪仗队员，外形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一切以实战要求为标准才是真理。
　　特种部队在体能测试的细节上也不尽相同。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既单一专长并不足以应付各种可能的情况。如果你的百米成绩在10秒以内，却无法持续行军4天3夜跋涉200公里以上的话，你同样无法进入特种部队。特种部队要的是每一项都在80分以上的通才，总平均80分而有些单项低于60分的人也不能进入特种部队，因为这样就有可能拖累大家，甚至会造成队友不必要的伤亡。
　　特战队员绝对不能是身强体壮，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之辈。当代特战队员由于特殊的任务形态，作战环境，装备操作等种种要求，不仅要求体格强壮，对智力的要求也比一般部队高。
　　在组织挑选时除了一般性的体能测验外，也会有针对智力，反应与面对压力时的临场表现等方面的测试。经常在一阵累死人的体能测验后，立即来一场实时机智问答或是限时的纸上作答，以观察测试士兵在生理负荷达到极限的情况下是否会判断错误或影响思考能力。
　　一支特战分队在执行任务时要考虑的情况相当多。以渗透路线为例。可能涉及到一条预定路线，一条备用路线和一条紧急路线，再加上对目标的第二执行方案以及撤离路线，一共有9条路线预案要熟记。每个特战队员所要熟记的情报，数据，资料与评估报道可能不会少于一次高考所要准备的资料。
　　一支接受测试的分队可能会在45天之内执行超过15次的任务。在此期间每次任务的形态与情报资料都不一样，队员们身心所承受的压力不言而喻。这也是为何每一支特种部队在基本训练结束后，都会有“地狱周”之类的结业测验，其目的就是测试学员在生理与心理同时遭受嫉妒压力下是否仍能正确无误地执行任务与保持冷静头脑。
　　特种部队的基础训练十分复杂。可以说，成为一个合格的特战队员，比读一个学位并不容易，甚至还要艰难。随着时代的发展，特种部队基本技能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影响到了作战形态，日常训练和指挥后勤保障等众多环节。仅仅就射击这个最基本的科目来说，特种部队成员不但要求个个百步穿杨，而且各种复杂情况下的徒步移动射击。
　　一支完整的特种作战小队由12名队员组成，其中有2名少尉以上级别的军官，其余由士官组成。10名士官都有自己的专业，而且还要交叉学习至少2门其余专业。其专业设置包括通讯，医疗，轻武器，爆破等，所有的成员要掌握第二外语，并能使用第三外语简单对话。
　　一名优秀的士兵不见得能成为一名好的狙击手，因为他很可能达不到狙击手所要求的全部素质条件，以下就是狙击手候选人优先要求的素质：要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射击好，身体和心理素质优秀，意志坚定，既能单独行动，也能服从集体，富有创新精神，聪明，不抽烟，愿意在军队长期服役。
　　刘建业经过在全军里精心的挑选，也只是勉强找到了12个人基本上符合要求，其中就有特务团七连连长武沛。于是，野狼部队被分成了两个小队，沈玮为第一小队队长，武沛为第二小队队长。野狼部队的队长则由刘建业的老部下，特务团团长岭幕理兼任。


第一百六十三章 前方战事又起
　　争当刘建业忙于部队的整训和特种部队的编练事务的时候，华中战场上再次发生了大的变化。
　　在前一年的秋冬季节里，中国军队在广大的战场上同时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冬季大反攻。从华北、华中到华南，在军事委员会的统一计划、统一号令下行动，具有相当规模的声势，改变了此前消极防御（单纯防御）的作战模式，加进了以攻为守的积极内容，更充实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表现了中国坚持抗战的意志和争取胜利的信心。此次攻势还检验了中国方面第一、二期整军的效果，锻炼了部队，进一步暴露了日军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的弱点，反映出双方力量的消长正在发生相反的变化。而且这次冬季攻势是在欧洲大战爆发之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时展开的，显示出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
　　日军则承认：“这次冬季攻势的规模及其战斗意志远远超过我方的预想，尤其是第三、五、九战区的反攻极为激烈。”“敌人的进攻意志极为顽强，其战斗力量不可轻视。在战术上，鼓励采取夜战，隐蔽中接近和包围我军据点，善于利用工事和以手榴弹进行近战。武器弹药充足，补给能力也很强。”还认为：“这次冬季攻势，对于缺乏进攻作战积极性的日军来说，也是一次教训，使之有机会重新估计敌人的战斗力量。”
　　最高统帅在总结这次冬季攻势时强调：“战略战术要主动。湘北会战（指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前，战斗方式完全不同，以前取守势，现在取攻势……以前顾虑兵力，节省兵力，取消极，在延长时间。现在则不能再消极，因敌人已到粤汉、平汉以西地区，乃我们转守为攻时期。惟有积极牺牲，始有成功希望。以后须以全力取攻势。”
　　中国方面所发动的冬季攻势和对南宁昆仑关的反攻，使日军感到中国方面仍保持着很强的抗战意志和作战能力。日军认为只有给中国以更大的军事打击，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以此为基点，结合政治谋略，才能解决中国问题，才能从中国拔出脚来，对剧烈变动的国际形势作出有力的反应。因此，还在中国军队进行冬季攻势期间，负有机动作战任务的日军第11军就计划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报复性反击作战。这一计划得到“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支持，并与大本营进行了反复交涉。
　　第11军于1940年2月25日制定了《会战指导方策》。其作战目的是：“拟在雨季到来之前，在汉水两岸地区将敌第五战区的主力击败，通过作战的胜利，进一步削弱蒋军，并为推动对华政治、谋略的进展作出贡献。”其会战指导方针是：“在最短期间内作好准备，大概在5月上旬开始攻势。首先在白河以南捕捉汉水左岸之敌，接着在宜昌附近彻底消灭该河右岸之敌核心部队。”
　　4月7日，第11军又据此制定更为具体的作战计划大纲。这时，接连遭受到南昌和湘北两次会战失败的冈村宁次已经调走，回到东京在军事参议院里坐冷板凳去了。第11军司令官由原关东军第7师团长园部和一郎中将接任。4月10日，日大本营以“大陆令”第426号命令批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为完成目前任务，可在5、6月间在华中、华南方面实施一次超越既定作战地区的作战。”
　　日军认为，中国第五战区包围着武汉的部队约有50个师，其主力部署于鄂西北的汉水（其上游亦称襄河）两岸地区，进攻宜昌，可给第五战区以沉重打击。而且，宜昌又是进入四川的门户，距中国战时军事、政治领导中枢重庆只有480公里，具有极重要的战略地位，攻克宜昌，可给重庆及西南大后方以巨大威胁，有利于推进政治谋略。但是，对于攻克宜昌后是否保持对宜昌的长期占领，由于日军内部的意见分歧，事先未作出决定。
　　为求达成上述任务，日军第11军决心将其所属7个师团、4个旅团（分别为第3、第46、第40、第33、第34、第13、第39师团，第14旅团、第18旅团、临时混成第101旅团及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其中4个师团和1个旅团在江南，3个师团和2个旅团及炮兵旅团在江北）各以小部兵力留置现地担任守备，尽可能多抽出主力投入进攻作战。“中国派遣军”也从长江下游第13军所属的第15、第22师团各抽调1个支队（相当于旅团）配属给第11军。此外，还有第3飞行团、海军“中国方面舰队”第1遣华舰队及第2联合航空队协同作战。日军投入的参战兵力近20万人。
    园部和一郎中将将进攻宜昌的作战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打击枣阳地区的第五战区主力，第二阶段再渡过襄河攻略宜昌。第一阶段进攻计划的作战方针是：以机动神速的进攻，歼灭第五战区主力于随县、襄阳以北地区，尔后将汉水以西的中国军队向宜昌地区压缩并歼灭之。其兵力部署是：令第3师团（配属第40师团的3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兵大队，第34师团的2个步兵大队）由信阳经明港至唐河左旋，进攻新野南白河地区与樊城附近，与第13师团会合，切断第五战区主力向北的退路；令第13师团（配属第15师团的4个步兵大队，第22师团的3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兵大队）沿大洪山以西汉水东岸北进，迂回包围樊城一带第五战区主力，与第3师团协同作战；令第39师团（配属第6师团的3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兵大队）于随县正面展开，当两翼师团形成包围后，从中路向枣阳进攻，与第3、第13师团协同，歼灭包围圈内第五战区的第11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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