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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叉戟”会议结束之后,史迪威离开华盛顿,取道伦敦和开罗返回重庆。此次美国之行,他不仅一无所获,还遭受了一系列挫折,反攻缅甸战役被限制在北部一隅,陈纳德的空战计划被放在第一位,租借物资的绝大部分被划给了空军,他的所有建议和要求几乎全部被拒绝和驳回。但是,他心中的希望和热情并没有熄灭。他相信,陈纳德的空战计划绝不会像他吹嘘的那样灵验,事实终将证明那些把陈纳德当成救世主的人是多么愚蠢!他相信,总有一天他能完成对中国军队的整训,这支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军队必将所向无敌,他们不仅能夺回缅甸,而且能向华南、华东、华北和印度支那反攻,给日军以致命的打击。
这一段时间的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上,盟军在欧洲、非洲和太平洋战场的许多重大战役中都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欧洲的苏德战场上,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会战于2月2日结束,苏军获得了辉煌的胜利,歼灭德军第6集团军,罗马尼亚第3、第4集团军,意大利第8集团军。德军及其仆从军在会战中共损失150万人。德军从此丧失了苏德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而苏军从此掌握了战略主动权,整个战场开始转入反攻。
在北非、地中海战场上,阿拉曼战役于1月23日结束,英军占领了利比亚首府的黎波里。在会战过程中,英军以其海、空军的优势,夺取了战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击败了德意非洲军团,迫使4个意大利师投降,共歼灭德意联军5万5千人,击毁坦克350辆。这次战役是北非战局的转折点,丘吉尔称之为“命运的关键”。他说:“在阿拉曼战役以前,我们是战无不败;在阿拉曼战役以后,我们是战无不胜。”1942年11月在北非登陆的英美联军于1943年3、4月间和英第8集团军从东西两个方向上向据守突尼斯的德意联军非洲军团发起进攻,5月7日攻占了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13日,走投无路的25万德意联军在阿尼姆大将率领下宣布投降。至此,德、意在北非的军队全部被盟军肃清,从根本上改变了地中海的形势,并为登陆意大利西西里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轴心国的软腹部彻底暴露在同盟国的军事威胁之下。
在太平洋战场上,日军在中途岛战役中遭到沉重打击,失去战略主动权;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企图重新夺取战略主动权又遭惨败,于1943年1月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撤退后,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转而采取防御战略。此时,美军不仅稳定了夏威夷岛与中途岛海域的局势,解除了日军对澳大利亚和美、澳间交通线的威胁,而且夺取了前进基地,为尔后的反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补充和准备后,从5月起,美军及美澳联军逐次由北、中、南及西南太平洋各个方向上开始了逐岛进攻作战。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作用愈来愈为世界所承认和重视。中国作为反法西斯阵线的主要盟国之一,美、英等国就不能不考虑对华关系,不能不考虑与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起作用相适应的国际地位问题。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在名义上与美、英、苏并列跻入“四强”行列。
这对于已经坚持艰苦抗战5年半的中国人民是一个很好的鼓舞,使人们看到了自己奋斗得来的成果,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光明前景,从而更加坚定了夺取最后胜利的决心和信心。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中国坚持抗战获得的。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不仅日本人没有想到中国能坚持长期抗战,认为有一二个月的时间就可迫使国民政府屈服,就是美、英等国也没有料到中国如此之坚强。他们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每次发生外来侵略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和屈辱求和而告结束,这次当不例外。所以他们虽然不甘心日本独占中国,更不愿日本称霸亚洲,但并不积极支持中国抗战,基本上采取绥靖政策。他们没有看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和以往历史上的中国已有极大的区别:这时的中国人民经过国家的广泛宣传,民族意识空前觉醒;更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强大民族凝聚力,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无法征服的伟大力量。正如日本有识之士所说的:“日军是与这些燃起抗日怒火的整个中华民族为敌的,并不像过去那样,只是以被人民憎恶的地方军阀,或本质上不过是中国头号军阀的中央政权为敌的。政府、军部和政党根本没有觉察到和以前本质上不同的这种情况,竟妄想用两个月的时间就能取胜。”英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和以往的中国有所不同这一点,十分钦佩地说:“作为侵略者,在苏醒了的中国强大力量面前,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中华民族的英勇抗战,一扫中国以往积弱不振和任人欺凌的懦怯形象,获得了美、英等国的钦佩和赞扬。1942年2月,罗斯福在给最高统帅的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中国人民,武装起来和没有武装的都一样,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5年的坚决抗击所表现出来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英国的丘吉尔和苏俄的斯大林在德军狂轰滥炸伦敦和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为鼓舞人民都曾提出过“效法中国”的口号。由此可见:没有中华民族的坚持抗战,就不可能赢得世界各国的尊敬,当然也谈不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美、英决定废除不平等的旧约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决不是单纯从尊敬中国抗战的坚决与英勇出发的,还有其战略上的需要。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中国继续抗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密尔顿说的非常清楚:“采取这一步骤可使中国更积极地在中国境内对付敌人,并可确定最充分利用中国的地理位置、人力及作战的总潜力”。罗斯福认为维持中国的抗日,具有美国国防第一线的作用。从这里不难看出,不论美、英等国放弃不平等旧约出于何种目的,但其最主要的因素是中国人民的抗战。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首先是中华民族广大人民的成功”。
受国际形势发展的影响,1943年日本也处于侵华战略大转折的时期。主要表现以下两点:一是“中止了曾经全力以赴的(即四川作战)准备。过去企图以对重庆实行武力解决作为结束战争的一种手段,现在却把它放弃了,而且还从驻华军中抽调出2个师团派遣到东南方面去”。二是进一步利用和加强汪伪政权,使其对美、英宣战;并改变过去一直在暗中进行的政治诱降工作,决定“不进行一切以重庆为对手的和平工作”。
早在1942年春,日本首相、参谋总长和司令部总长在联合上奏天皇的报告中就提出:乘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横扫英、美、澳和攻占仰光之机,如对中国政府的“致命处施加强大压力”,则可能使重庆政权“发生动摇”而屈服。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根据这一构想,制订了进攻四川的初步作战腹案,又经与“中国派遣军”联系,预定在南方作战第一期基本结束后,即“有效地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战果,伺机对四川平原地区发动进攻战”。计划中的作战目的是“歼灭敌中央军主力,同时占领四川省要地,借以摧毁敌方抗战根据地,迫使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作战方针是“以主力从西安方面、以部分兵力从武汉方面发动进攻”,“作战指导应与对重庆采取的政治手段和谋略工作密切配合”,使用兵力为15个师团和2个混成旅团。规定1942年9月开始着手准备,1943年“春季以后发动作战”。
就在日军积极准备期间,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南方军在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连遭惨败,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日本不仅不可能从太平洋战场抽调部队至中国战场以凑足兵力实施四川作战,而且还要从中国战场抽调部队增援太平洋战场,于是被迫停止四川作战。1942年12月10日,日本参谋总长在上奏中说明了停止四川作战的理由:“原来曾考虑中国派遣军在全面形势允许的情况下,为了迫使重庆政权迅速屈服,发动四川进攻作战是有利的,从而制定了有关的各项计划,加强了部分设施等,进行了必要的作战准备。但鉴于目前帝国内外形势,尤其是苏德战局的发展、南太平洋方面战况,以及国力,特别是船舶等情况,看来在昭和十八年(1943)实行此项作战,无论从战争指导,或从作战的见地来看,目前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准备下达指示中止此项作战的准备工作。”“关于今后的对华作战指导”,“就全军情况而言,在一定期间内不仅不能向中国增加兵力和资材,相反,还需要进一步将部分兵团、部队抽调到南太平洋和其他方面。因此,目前在上述范围内,根据中国派遣军的现有任务进行作战,尤其要努力加强占领区内的治安。”“在南太平洋作战告一段落之前,极力减少对华消耗战。”
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日本决策集团认为“重庆的抗战力在逐渐衰减,但其确信英美会获得最后胜利,将仍然不放弃继续抗战的意志”,“同重庆政权全面和平已成为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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