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统帅的表情显然很冷淡。可是，他那不含一丝客气的言语，被夫人翻译成英语时作了一番加工，使不懂汉语的蒙巴顿听起来并不那么刺耳。
　　蒙巴顿对最高统帅说，作为一名年轻而无经验的军官，他感到很有必要前来重庆“向当代最受敬重的军人讨教智慧和经验”。接着他又奉承道：“尊敬的先生，我还没有完全安排好在德里的事务，就赶着来拜访您了。您已与日本人作了长期的浴血奋战，我认为自己必须尽可能早地前来听取您的意见，希望您多予指教。”
　　奉承得近乎肉麻。蒙巴顿后来回忆，“我还说了其他一些溢美之辞。如果我听别人对我讲这样的话，将会感到不安的。但对最高统帅来说，它们却好像一杯可口的清茶，泰然受之。”
　　他的恭维很奏效，最高统帅绷得很紧的脸开始有了笑意。随着蒙巴顿滔滔不绝的奉承和赞美，“会见的气氛越来越好，最后简直是春意盎然了”。
　　趁这个火候，蒙巴顿向最高统帅谈起了史迪威的留任问题。宋部长早上拜访他时，曾透露史迪威肯定要离职。此时，他在与最高统帅谈笑风生之中，声称“他个人在缅甸开始新的作战之际，对中国部队更换高级指挥官感到遗憾”。并且，绵里藏针地暗示，史迪威毕竟是他挂名的副手，如果将此人撤职或调离，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直接统辖下的任何部队恐怕都不会满意，也不会配合中国远征军的作战。最高统帅想了一想，点头表示理解。
　　尽管最高统帅同意史迪威留任的因素很多，但在蒙巴顿与最高统帅的这次会见中，蒙巴顿巧妙地把握住时机替史迪威说项，无疑也起了重要作用。最高统帅第一次见到和结识蒙巴顿，总要给这个融洽的客人点儿面子。就这件事，蒙巴顿后来向丘吉尔报告说：“虽然我也感觉到史迪威将军是一位难于共事的人，但我却很高兴地看到他没有在我抵达这里时被解职。如果那样的话，我可以肯定，这里的美国部队将会认为我是罪魁祸首。”
　　毫无疑问，蒙巴顿给最高统帅夫妇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最高统帅在不久以后给英王乔治八世的复函中，称蒙巴顿是“我的亲密而伟大的朋友”，并说，他们之间已就在抗击日本人的战争中进行合作的必要性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罗斯福也从白宫热情地写信给蒙巴顿，说他已经详细地得知了会见的情况，“两年以来，我第一次对中国和缅甸方面的人事问题怀有信心，这使我激动不已——这主要地应归功于你本人。”因为罗斯福总统不得不承认，做为他手下的典型美军将领之一的史迪威，或许是个出色的军人，但在处理涉外事务方面，跟出身王室，自小就受到良好的贵族教育的蒙巴顿相比简直望尘莫及。那个经常给他惹麻烦的史迪威，这次多亏了蒙巴顿替他暂时缓解了与最高统帅的矛盾，做为美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罗斯福自然要对蒙巴顿表示感谢。
　　当然，通过接触，蒙巴顿对最高统帅的气质也很钦佩：“他非常吸引人——在我见到过的中国人中，他是令人印象最深的一个。”对于宋女士，蒙巴顿更是倍加赞赏，“她体态窈窕，腿部和双脚美得令人难以想象”。当蒙巴顿说到今后将大大地仰仗她的帮助时，宋女士答道：“如果她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的话，那就是她对人们的特点判断准确。她已经决定做我的坚定朋友。”在蒙巴顿于3天后离开重庆时，“应该说，我对最高统帅夫妇怀有一种真正的感情和敬意。我相信这是一种报答。我在返回之后被告之，最高统帅曾不断给有关方面打电话要求保证我安全返回。”这令他十分感动。
　　其实，除了笼统地表示友好之外——这也正是蒙巴顿此行的主要目的——这次访问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果。最高统帅要求蒙巴顿监管好在印度的美国援华物资，并保证每月通过喜马拉雅山“驼峰线”运抵中国的物资不少于一万吨。蒙巴顿未置可否地回答说，由于缅甸的战事，供应不足有时将不可避免，但是从长远来看，重新开放陆上通道将使中国获益。言外之意，为了集中精力扭转缅甸的战局，他不能保证绝对有把握地实现中国方面的要求，只不过话说的婉转些罢了。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也可以这样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尽早派出部队反攻缅北，打通陆地交通线的话，这个问题就不会再是问题了。
　　我希望他这种乐观态度是有道理的，但我不指望他对东方人的判断力能比我强。中国人有他们自己的利益。毫无疑问，蒙巴顿比韦维尔两年前在相同情况下干得要好，但是我担心他的热情使他有些忘乎所以。”
　　就是那个他为之说项过的史迪威，他们之间的友谊也没有维持几个月。急于发动反攻作战的史迪威在1944年1月时这样写道：“（蒙巴顿）这个所谓有魅力的家伙不过如此。我开始怀疑他是否了解自己的部属。机构臃肿，不停地说教，就是不愿意作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史迪威在日记中的用词也越来越尖刻了。在他的笔下，蒙巴顿“是一个愚昧的混蛋”，“稚嫩，喜欢出风头”，“尿壶”。他像其他美国人一样，怀疑并担忧英国将以美国为代价去寻求自己在东方的殖民利益，说自己“每当看见这个英国佬时，我就更仇视他们”，“这些混帐伪君子干方百计要切断我们的喉咙。一群猪猡。”但是，在和蒙巴顿面对面在一起的时候，史迪威却总是若无其事，甚至态度友善。虽然蒙巴顿发觉跟他越来越难于共事，但却不了解在他脾气乖戾的外表下明显增长的仇恨。只是当蒙巴顿后来感觉到了这一点之后，才反唇相讥，声称史迪威心胸狭窄，尖酸刻薄，带有贫民出身的军人那种自以为是和玩弄权术的坏毛病。直到这个时候，蒙巴顿才真正明白了为什么史迪威会有一个“刻薄的乔”的绰号。
　　第二天晚上，宋氏姐妹给史迪威打来电话，告诉他“有个转败为胜的机会”，她们劝史迪威去见最高统帅，当面向他做些解释。史迪威已准备平静地接受事实，他对她们说：“我不想呆在一个不欢迎我的地方。”宋女士很诚恳地劝史迪威“大度一些”，“坚持一下”。孔夫人也接过电话，说：“如果能闯过这件事，你的地位会比以前更为稳固。……你会成为一颗不断升起的星。”史迪威记下了他当时的心理活动和反应：“我犹豫了好大一会儿时间，但她们竭力坚持，我最终点了头。”
　　宋氏姐妹马上陪史迪威一起去见了最高统帅。刚烈倔强的史迪威压住心中对最高统帅的愤懑，按照宋氏姐妹导演好的话对最高统帅说，我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中国的利益，如果我有什么错误，那只是由于误会而并非有意，我将尽全力给予合作。“改变了立场，演起了戏，竭力显得态度和蔼。他说了两点：第一，我应明白总司令和参谋长的职责；第二，我应避免任何优越感。……最高统帅说，在此条件下我们可以和谐地继续工作。”
　　一场风雨来得猛，去得也快。已久经波折的史迪威对此亦处之泰然，“在整个乱子的过程中，我觉得十分轻松，没有遗憾，也没有自责。一种令人愉快的感觉。”而最高统帅却在气势汹汹地摊牌之后，不到48小时，便无奈地草草收场，尽管史迪威给他铺了台阶，但仍不能不使他显得十分尴尬。不久，导演了这幕闹剧的宋部长神秘地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半年多的时间。
　　10月18日至20日，史迪威、蒙巴顿、索默维尔和最高统帅、何上将等人在黄山召开会议，讨论反攻缅甸的作战问题。会议出现了新的气氛，“快乐的家庭式会议”。蒙巴顿以盟军代表的身份传达了魁北克会议关于反攻缅甸的决定，说明以攻克缅北地区为主，军事行动以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为主，以英印军为辅，由英、美、印组织有热带丛林作战经验的士兵2万人组成突击队，破坏缅南日军的交通线，攻击日军后方指挥、后勤机构，以策应缅北作战。萨默威尔向最高统帅保证逐步增加空运量，到达每月1万吨。最高统帅在会上一再强调反攻作战的成败关键全在海上，必须有绝对优势的海、空军才能获得胜利，希望英国组织强大舰队控制缅甸和新加坡间印度洋安达曼海海面，打击日军增援力量，南北夹击，决不能让中国军队孤军深入缅北，再蹈前车之辙。蒙巴顿答应尽快准备进攻缅南。中美英三方共同商定，反攻将在1944年1月15日开始，整个战役由蒙巴顿统一指挥，中国驻印军在作战前期亦由英方指挥。蒙巴顿对会议的结果感到非常惊喜和兴奋，史迪威却仍然保持了谨慎的态度。他认为：“我面对的全都是拖延、虚伪、懒散、迟钝和麻木不仁。此外，还有阴谋、攻汗、欺诈和阻碍。只有当真正的战斗开始以后，我才能愉快起来。”最高统帅在会后指示何上将：云南中国远征军的动用一定要谨慎从事，英、美不控制孟加拉湾、不从缅南配合，不单独进攻。对于英国人和美国人，尤其是狡猾的英国人，最高统帅总是很难放心，他是下定了决心，这一次绝对不见兔子不撒鹰。
　　10月30日，中苏美英四个主要同盟国家在莫斯科公布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言主要内容为：（1）中、苏、美、英四国决心继续对法西斯轴心国作战，直至无条件投降为止，并承担使各国人民从侵略威胁下获得解放的责任；四国保证在受降和解除敌人武装的问题上采取共同行动；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尽速建立一个国际性组织，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战事终止后，四国将不在其他国家领土内使用其军队，并协商对战后军备的“调节”获得一项实际可行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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