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也许会被指控为战争罪犯。”裕仁终于控制不住自己，他开始哽咽。两个大臣倒在地上哭泣。裕仁继续讲话，“我希望你们所有的人，国家的大臣们，服从我的意志，接受盟军就投降问题的回复。我希望内阁立即起草一个天皇谕令，中止战争。”他走了出去，留下大臣们梳理自己的情绪。
　　天皇没有给大臣们留下怀疑和行动的余地，即使阿南将军最后似乎要辞职。极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发布消息。会议期间，天皇已经表示，如果能推进和平，他会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甚至在电台广播。这也是没有先例的，日本国家从来没有听到过天皇的声音，除了在1928年由于声音故障，麦克风传出身在50码外的天皇的几句谈话。
　　内阁在铃木首相的办公住所开了一下午会，起草了一个要中止战争的天皇谕令。两个描摹者用毛笔和墨水，用正式的宫廷语言，辛苦地写下谕令中的815个字母。大臣们同意有必要广播天皇的声明。大臣们推理，天皇是人们相信和尊重的惟一人物。但是，让尊贵的领导做现场广播，大臣们有些于心不忍，于是他们决定让天皇把自己的广播录制下来。
　　当手谕送给裕仁天皇时，天皇要求做些小的改动。因为时间越来越少，只是在另外的纸片上进行了一些改动，再把纸片粘贴到文本上。这样，在裕仁天皇当晚8点30分签署的时候，这一历史性文件就变成了一种羊皮纸拼图。所有的内阁成员在文件上签名又占用了预留的时间，结果到天皇的讲话录音准备工作完成之时，已经是晚上11点钟。
　　过了很短一段时间，外交部通过驻瑞士和瑞典大使馆向盟国发送了外交照会，向这些国家通报说日本已经接受了投降条件。
　　在11点30分，天皇在皇室事务部一个临时建起的演播室出现。对天皇充满畏惧又疲倦的东京电台技师们从中午开始已经在演播室等候，在这些人面前，天皇把手谕的内容录制了两遍。第一次天皇漏掉了几个词语。第二次他的声音太尖细，又漏过了一个词。他要进行第三次录音，但是皇室管家德川吉弘表示反对，他认为再录一次是折磨，不能要求天皇那样做。裕仁返回“图书馆”，休息了一晚。
　　凌晨1点30分刚过，一群陆军的激进派年轻军官发动了政变，杀死了负责守卫皇宫的近卫师团师团长森中将，盗用森中将生前使用的个人印，伪造了一个命令，命令包围皇宫所在地，还命令占领了国家广播公司NHK总部，以防止天皇的手谕广播出去。凌晨四点，一队士兵占领了NHK大楼，皇宫卫队封锁了皇宫所在地，关上巨大的铁门，切断了电话线，在一些重要地点架起了机枪。但是由于政变者未能得到陆军部长阿南将军和东部防卫司令官田中将军的支持，政变遭到了不可避免的失败。为首的军官们或用枪或用军刀解决了自己。
　　中午时分，全日本的活动都停止了。在工厂、学校、家庭和军事基地，人们聚集在喇叭和收音机旁，收听早些时候新闻广播预告要播出的重要广播。在长崎的浦上谷地，一群人聚集在一个喇叭周围，喇叭设在校园里，校园周围是成堆的烧黑的尸体。在广岛，人们站在喇叭前面，喇叭位于广岛一个被摧毁的火车站外。在东京，裕仁坐在一台陈旧的摆在地下会议室外的RCA收音机前面。天皇和他的臣民听到的第一个声音，是著名的播音员和田直元发出的。“本次广播极端重要，”和田紧张地说，“请所有的听众站起来，天皇陛下现在将要向日本民众广播谕令。我们尊重地播放天皇的声音。”
　　日本的国歌“君之代”播放起来，随后，天皇有史以来第一次向日本民众讲话。
　　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公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眷眷服膺者。往年，帝国之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本志。然交战已阅四载，虽陆海将兵勇敢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克己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实难逆料。如仍继续作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安亿兆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乎！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脏为之俱裂。至于负战伤，蒙战祸，失家业者之生计，亦朕所深为轸念者也。今后帝国所受之苦固非寻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忍其所难忍，耐其所难耐，以为万世之太平计耳。
　　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若夫为情所激，妄滋事端，或者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此朕所深戒。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未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望尔等臣民善体朕意。
　　裕仁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四日数百万日本人为天皇的讲话哭泣，他们的眼泪充满了悲痛、耻辱和欣慰，他们为失去的东西而感到悲痛和耻辱，他们为不再经受长期的痛苦而感到欣慰。在东京，成百上千万人拥挤在皇宫前，向天皇鞠躬。人们的渴望不时被手枪枪声打断，他们当中的陆军和海军纷纷自杀。
　　一些日本士兵拒绝放下武器，有些士兵卷入最后的野蛮行动。在距离长崎北部100英里的福岳，西部陆军总部的军官们用自己的剑，将16名被捕的美国飞行员砍死。在九州的大分基地，海军第五航空兵部队司令宇垣缠设计了自己的自杀方式——对敌人发动最后的攻击。
　　而当日本国内为了这些事情乱成一团的时候，刘建业正带领着他的部下乘坐美国的军舰，在大批战舰的保护下，在东京湾上航行。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日本首都东京。
　　此时站在刘建业身边的既不是将军们，也不是美国的联络官，而是国内著名的战地记者范希天，萧秉乾，黎秀石。
　　范希天一生经历颇为丰富，充满着传奇色彩。青年时代的他三次进入大学学习，也曾当过军人，1933年下半年起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和天津《益世报》等撰稿，开始记者生涯。后来，他成为天津《大公报》特派旅行和战地记者。范长江以旅行通讯、战地通讯的新闻体裁，真实而详实地报道了当时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大西北的地理人情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范先生，萧先生，黎先生，我这次把你们找来，不但是希望你们和其他被我请来的记者们一起能够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亲眼见证坚持抗战多年的中国军队最辉煌的一刻。同时，还有一个秘密的任务，希望你们能够帮我完成。这个任务，只有你们才能完成。”刘建业站在舰首，对三位大名鼎鼎的记者说道。
　　“我们都是手无寸铁的记者，手里只有一支笔，能帮得上你什么忙呢？”范希天说道。
　　“这件事情由我们来做，不是很方便，但是如果是有你们来做的话，那就不一样了，你们是无冕之王嘛。”
　　“说吧，到底是什么任务，我们只有知道是什么样的任务，才能知道是不是能够帮得上你的忙。”带着英军贝雷帽的萧秉乾说到。萧秉乾先生是从欧洲被紧急请来的。在此之前，他曾经作为随军战地记者跟随英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并跟踪采访了西线盟军对德军的大反攻。
　　“事情是这样的。”刘建业点燃了一根雪茄，开始向三位著名记者说出自己的用意。
　　“我们答应你。其实，即使你不请我们，我们也绝对不会做这件事情的。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那些犯下了滔天罪恶的人不能受到正义的审判。”范希天激动地说道。
　　“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我做定了。我不能让几千万的亡魂死不瞑目。”萧秉乾的态度十分坚定。
　　“只要刘将军给我们提供必要的方便，哪怕是丢掉这份工作，我也义不容辞。”来自中央社的黎秀石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我只怕几位到时候会忙不过来。日本人这么多年积存的档案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想要从中找到我们需要的东西，难度会很大。不过，如果我还坐在这个位置上，只要你们提出要求，我要人给人，要车给车，要东西给东西。”刘建业说道。
　　就这样，一个刘建业预谋已久的行动蓄势待发——八年抗战，国民政府仅授了两枚青天白日勋章给普通的下层官兵。
　　一枚是授予陈怀民烈士。陈怀民烈士是空军飞行员，在武汉保卫战时，他的战鹰弹药用尽，他本可以退出战斗，但是他没有，而选择了驾机撞击敌人和敌人同归于尽。
　　他有一个妹妹，正在武汉的地面观战，亲眼目睹了这一幕。而被撞击的日本空中王牌也有一个妹妹，年纪和陈怀民的妹妹相仿。陈怀民烈士的妹妹忍着悲痛写了一封公开信。她为她哥哥的牺牲感到悲痛，也为哥哥的牺牲自豪，因为他是为捍卫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而牺牲，而日本的飞行员虽然也很优秀，但他是为了把兽行强加在一个伟大民族身上而死，死得不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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