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出现一次又一次的骚动。
　　检察官又向法庭出示了一份新的证据——日本参谋本部为谋略研究所用，于1942年12月1日留下的河本大作的手记。
　　他在有25页格纸的手记中写道：“当时的满洲已不是从前的满洲了。与张作霖谈判，当谈到与他不利之处，他便称牙痛而溜掉，因而未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张作霖的排日气焰比华北的军阀更为浓烈。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所作为。”
　　“1928年5月下旬，七干关东军从旅顺移到奉天，而张作霖有三十万军队，要解决问题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我认为中国军是头目与喽罗的关系，只要干掉头目，喽罗便会一哄而散。我们同时还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实行这个计划，唯有在满铁线和京奉线的交叉点才安全。为保万无一失，我们在铁轨上装设了三个脱轨器，爆炸不成就令其脱轨，以便拔刀队来解决。当时中国方面常常偷盗满铁的器材，为防止盗用，我方在路边构筑了沙袋。我们便以火药代替沙土充于袋内等待着机会。”
　　“我们得悉张作霖于6月1日从北京出发，便做好了准备。张作霖乘的是蔚蓝色的钢铁车，夜间很难辨认，我们特意在预定地点装了电灯。他乘的专车在北京至天津间开得很快，而在天津至锦州间降了速度，并在锦州停了半天，所以迟至4日上午5时23分过后才抵达预定地点。适时我们躲在监视偷货物的了望塔里，用电钮点爆了火药。”河本大作不愧为搞阴谋的专家，把火药量、时间等都计算得如此精确。
　　河本大作还写道：“这个事件过后，我要石原莞尔来关东军帮我。那时我已开始计划事变的方策了。”
　　这是凶手的亲笔记录，它不仅披露了炸死张作霖的真相，而且从事情的性质上证明，“九·一八”事变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对于“9·18事变”，也就是所谓“满洲事变”。田中隆吉的证词简单明快：“满洲事变的主谋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情报部俄罗斯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支那班的长勇大尉，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和大川周明博士。”
　　田中的证词是挺绘声绘色的，他说建川是这么对他说的：“南次郎陆军大臣要我去满洲阻止关东军的轻举妄动，我可不愿意去。没办法只好去了。9月18日傍晚到了奉天，直接就去了料亭，就在那个时候大炮响了，边上的艺伎吓得往桌子底下钻，我也吓得直哆嗦。直到天亮花谷正少佐才来接我，到那时候才接触到关东军，给我的使命就这样没完成。”
　　全场一片静寂，这样直接的指控，居然是出自一位大日本帝国陆军少将之口，除了各位检察官之外，谁都没有想到。
　　季南检察官开口打破了这种寂静：“TanakaSan（田中桑），您认不认识您所说的桥本欣五郎先生？”
　　“当然认识，他是我的朋友。”
　　“他现在在这个法庭上吗？”
　　“Yes”
　　“请告诉我他现在坐在哪里。”
　　田中举起手，伸出食指：“在那边。”全场的目光随着田中的手指定在了后排右侧第二个人的身上——桥本欣五郎。
　　接下来指认的是“我的恩人，板垣征四郎”。
　　战犯席上，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互相看了下，东条英机紧紧咬着牙，死死地盯着田中隆吉。田中隆吉谁都不看，直视着前方。
　　季南看着田中隆吉：“田中隆吉先生，根据你刚才的证词，我请你直接回答我的这个问题：发生在中国的事件、事变、事变、事件，你认为，这些事件及事变都是日本策划、发动及实施的吗？”
　　法庭上，所有的人都凝神等着。
　　田中隆吉停了一下，坚定地回答：“是！”
　　一片哗然！
　　季南问：“那你能告诉我以及法庭，这些战争的发动者、策划者和实施者的名字吗？”
　　田中隆吉点了点头，凑到话筒前：“可以！”他看了下战犯席，停了停，“他们有些人就在那边。”
　　“那请你给我们指明一下。”
　　田中隆吉手一指：“他，东条英机！他，土肥原贤二！还有他，板垣征四郎！”
　　法庭乱作一团，媒体的闪光灯噼啪乱响。
　　卫勃使劲敲着法锤：“安静！安静！辩方律师！辩方律师！”
　　广濑一郎正皱眉想着什么，一惊后，忙站了起来，走到发言席上，看着周围，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他们都看着他。
　　广濑一郎站在发言席上，闭了下眼，咬了下牙，想着什么。
　　卫勃皱着眉说：“广濑一郎先生，请你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有问题你就请问，要没有，请下去。”
　　广濑一郎清了清嗓子：“田中隆吉先生——你，是日本人吗？”
　　田中隆吉一愣。
　　季南马上站起来：“我抗议！辩方这个问题带有明显的暗示性，他想干什么？想指责我方证人不该作证吗？”
　　卫勃说：“抗议有效！广濑一郎先生，请你注意你的问话方式及语气。”
　　广濑一郎微笑了一下：“庭长先生，我的问题有我的用意，他要是日本人的话，我想用日语来对他进行询问，这应该没什么吧？”
　　卫勃看着他，停了一下，皱了皱眉：“继续提问！”
　　梅汝璈也皱了皱眉，下巴微抬了一下，等着。
　　“那我再问一遍，你是日本人吗？！”广濑一郎恶狠狠地盯着田中隆吉。田中隆吉跟他对视起来。
　　季南高声道：“我抗议！辩方的提问已经带有威胁性了！”
　　法庭一片喧哗。
　　卫勃补充一句：“辩方律师！我警告你——”
　　广濑一郎盯着田中隆吉：“我没什么可问的了！”他径自走回了座位。
　　看到这个场景，坐在贵宾席上的刘建业的嘴角浮上了一丝冷笑。
　　被告辩护律师们对田中隆吉的质问集中在以下几点上：1．证人是不是患过梅毒？
　　2．证人是不是患过精神病？
　　3．证人证词的证明为什么不是死人就是失踪，全都无法查对？田中证词中提到的人物建川美次在战败时自杀，长勇在冲绳兵败自杀，而河本大作则下落不明。
　　4．证人是否受到了占领军当局的威胁或者或者被占领军当局收买？
　　冲在最前列的是桥本欣五郎的辩护律师林逸郎。说来有趣，在东京审判中最张狂的是美国律师们，而在田中这件事上美国律师们一开始几乎都选择了沉默。这是因为美国律师了解这场审判和通常的美国刑事民事诉讼的共同点和不同点，知道在这件事上纠缠讨不了好去。
　　而林逸郎没看明白一点，头两点是采用美国常见的先否定证人的人格然后再否认其证词的可靠性的方法。可是林逸郎忘记了这是特别军事法庭，没有陪审团。证人的人格在这里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证词，只要你无法否认其证词的可靠性，法庭就会采用。
　　所以在当荒木贞夫的辩护律师菅原裕向首席大法官韦伯提出第三条疑问的时候，韦伯微笑着对他说：“难道不行吗？”——你有能耐把死人弄活转来否认田中的证词，要不然你就只有把田中证词吞下去！
　　其实第三条有个问题，令中国人惭愧：河本大作当时并没有失踪，而是在中国山西帮阎百川打工干的正欢呢，但国府对被告律师的质疑装聋作哑，根本不提其实河本可以出庭作证这件事。以至于留下了一点胜之不武的遗憾。
　　林逸郎还想从第四条上打破缺口，因为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不承认司法交易。但是问题提出之后林逸郎突然发现他陷入了季南总检察长设计好了的陷阱。季南不愧为多年和黑手党周旋的老手，田中隆吉的这张牌是打得相当漂亮的。出牌以前季南已经想好了被告律师可能的举动，把所有的窟窿全填上了。
　　想证实司法交易的存在，可以。但在此以前必须证明田中隆吉也是战犯，这点倒不困难，就有一点：如果承认田中是战犯的话，那就没法为自己的被告辩护了；再者，战犯不战犯，谁说了都不算，决定权在GHQ那儿，麦克阿瑟大帅爷说了才算数。
　　这条道走不通，林逸郎只好直接与检察团直接交锋了。
　　“检察团是不是给了田中少将以什么允诺，或者是收买了田中？”
　　“没有，ISP没有给田中少将以任何允诺，也没有给田中一文金钱。”
　　“您是说田中少将有选择的自由？”
　　“田中少将完全有选择的自由。”
　　“那他为什么主动向ISP提供情报？”
　　“那是根据GHQ的命令，合法的行为。”
　　林逸郎张口结舌了，他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占领军的命令”这句话是多么熟悉啊，在朝鲜，台湾，满洲，中国，东南亚，那些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日本军人难道不是开口就是这句话吗？现在轮到这些将军们自己承受这句话了。
　　林逸郎在审判以后的感想中说：“有这样的将军，日本败战是必然的！”
　　坐在小汽车里，向哲浚带着一些兴奋的对刘建业说道：“你找来的这个田中隆吉，简直太有杀伤力了。他在法庭上一说话，那些战犯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心惊肉跳的。我真得很佩服他的记忆力了。他的脑子简直就是一个档案库。”
　　“要不是因为他对我们来说利用价值太大，我早就把他送到南京（中国战犯法庭）了，那里还用得着让你们和他签什么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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