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日军开始对南京狂轰滥炸。拉贝正在北戴河休假，他星夜兼程赶了回来。他在院子里修筑了一个防空洞，提供给家里的佣人和附近的居民使用。11月，他和一些西方人设立了一个安全区，希望在南京沦陷的最危险时刻，为难民提供一个躲避的场所。他被推为安全区的主席，拉贝明白自己肩负的担子有多重。他说：“由我出任主席，我不应再有丝毫的犹豫。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时代都在这个国家愉快渡过，我的儿孙都出生在这里，我的事业在这里获得了成功，我始终得到了中国人的厚待。”
　　安全区内设有25个难民收容所，聚集了近30万难民。拉贝作为非常时期的“执行市长”，面对的困难象千万座大山。他利用自己的纳粹身份，与日军斗智斗勇，与日本领事馆反复交涉、抗议，阻止日军的恣意侵犯和屠杀；他把他租住的院子，设为“西门子”难民收容所，收留了600多个附近的居民，丁永庆、宗有琴、李世珍，当年都在这里得到过拉贝的保护；他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拉贝日记》，记录了日军暴行的500多个惨案；他带领他的委员们寻求国际援助，募集资金，购买粮食和药品，特别是历尽艰辛，从上海搞来了能预防脚气漫延的蚕豆。难民们对他顶礼莫拜，称他为活菩萨。为表达对拉贝的敬意，麦卡勒姆牧师专门谱写了一首《南京难民合唱曲》，歌词幽默中隐匿着辛酸：我们要蚕豆做早饭，我们要蚕豆做午饭……
　　1938年2月，拉贝应西门子总部要求，返回德国。他把躲在他家养伤的中国飞行员王光汉，扮作他的佣人安全地带到了上海，又护送到香港。拉贝回到德国后，他在柏林马不停蹄作了五场报告，义愤填膺地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播放了南京红十字会主席约翰.马吉牧师拍摄的日军暴行影片。6月8日拉贝先生写信给希特勒，提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期望德国赶快出面阻止盟友日本仍在继续的非人道暴行。希特勒对拉贝先生的做法非常不满，特别下达了封口令。为此，他受到盖世太保的迫害，并被逮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先后被苏俄和英国逮捕。在证实他没有犯错之后，他在1946年六月被同盟国去纳粹化和释放，生活非常拮据，加上在被关押期间他的身体受到摧残，健康状况非常糟糕。这一次，他是出于自己对中国人的友好和人类的良心，才坚持着到了东京。（注：实际上拉贝先生当时并未被邀请出庭。）
　　当拉贝先生最后乘坐盟军提供的飞机回到德国的时候，刘建业知道这个老人的生活状况很糟糕，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个大邮包，里面装满了火腿，腌肉，巧克力还有几大叠的美元现金，用于改善他的生活。
　　“拉贝先生，我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感谢你在战争期间在南京城里为南京的难民所作的一切。我想，您所作的一切，中国人，特别是南京人是不会忘记的。”刘建业拉着拉贝先生的手说到。
　　身体状况很差的拉贝先生咳嗽了几声以后，挺直了腰说道：“我只是做了我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应该做的。我很遗憾，我的力量还不够，没有能够挽救更多的南京百姓。”
　　“不，拉贝先生，你已经做到了你能力的最大限度。我对您的品格表示深深的敬佩。回到德国以后，如果您的生活有困难的话，只要您把您的银行账号给我，我会每个月给您寄去足够的生活费。我们中国人是不会忘记自己真诚的朋友的。”刘建业说。
　　“我当时做哪些，只是出于一个人的良知，不是想要得到报恩的。”拉贝先生拒绝到。
　　“不能这样说，我这样做只是想要帮助我们中国人的朋友，请不要多想。”
　　“不用了，我的生活还能支持。”说到这里，拉贝先生又咳嗽了起来，脸色也被涨得通红。
　　“我希望拉贝先生不要拒绝作为朋友的援助。”刘建业说道。
　　“我只有一个愿望，希望将军能够满足。”拉贝先生抬起头说。
　　“拉贝先生请讲，我一定满足您的愿望。”刘建业说道。
　　“我希望有朝一日我死去以后，您可以帮助我的亲属，把我送回中国南京安葬。那里是我最喜爱的地方。我愿意永远和南京的市民在一起。”说到这里，拉贝先生转向西面，在他的眼前仿佛又出现了南京城的美景，又见到了战前居住在南京的人们。
　　“我以我的名誉发誓，我一定会满足您的愿望。”刘建业对这样的一个老人，只能充满崇敬。
　　“飞机就要起飞了，将军请回吧。如果将军再回到南京，请转告那里的人们，我永远想着他们。”拉贝先生说完，转身走向了飞机。
　　飞机越飞越高，逐渐消失在天际。机场上，刘建业和一群中国军官们还在向拉贝先生敬着军礼。
　　1950年，对中国，对南京充满着怀念的拉贝先生病故于德国汉堡。若干年以后，他的墓碑遵照他生前的意愿从德国汉堡迁到了南京。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永远和南京，这座他生活过的城市以及这座城市里的人们相伴在一起。


第三百三十七章 正义(十六)
　　面对法庭所出具的各种人证物证，松井石根不得不供认道：“余于1937年11月被任命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攻击南京时不意若干青年军人竟于占领南京时有残暴行为，实属遗憾。”但他并不服罪。他想避重就轻，推卸责任。于是他使出第三招。
　　松井石根大言不惭：“我始终坚信，日中之间的斗争是亚洲大家庭中兄弟间的争吵，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动用武力，以拯救旅居中国的日本侨民，保护我们的权益，这同哥哥经长期忍耐后赶走不听话的弟弟没什么两样，目的仅仅是促使中国回心转意。驱使这一行动的动机并非仇恨而是爱怜。”
　　他说：“由于我多年宿愿乃是使日中共存共荣，因此在占领南京时采取种种预防措施，以避免这一战争给全体中国人民带来苦难。”
　　松井石根的辩护人、曾驻南京的第九师团第三十六联队长胁坂次郎大佐在宣誓证词中说：“松井大将常常训示部属要严守军纪风纪，宣抚爱护居民。”
　　难以置信的是，松井石根怎么竟能承受住事实与谎言之间如此巨大的反向力量。在暴行达到顶峰时，国际安全区的负责人竭力对兽军进行劝阻，同他们讨价还价地谈条件，通过新闻记者向世界舆论揭露兽军的暴行，同时将暴行整理成备忘录，两次通过外交途径向兽军当局提出强烈抗议。
　　检察官季南并没有受到干扰，他讯问道：“国际委员会送交的日军暴行备忘录，你看到过吗?”
　　松井石根回答：“见到过。”
　　“那么你采取的究竟是些什么措施呢?”
　　“我出过一张整饬军纪的布告，贴在一座寺庙的门口。”
　　“你以为在浩大的南京城内，日军杀人如麻，每天有成千成万的男女被屠杀和强奸，你的一张布告会有什么效力吗?”
　　松井语塞。他想了想，说：“我还派了宪兵维持秩序。”
　　“多少宪兵?”
　　“记不清了，大约有几十名。”
　　“你以为在几万日军到处疯狂地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的情况下，这样少数的宪兵能起到制止的作用吗?”
　　松井又想了想，说：“我想能够。”
　　当证人证实当时南京只有17名宪兵，这些宪兵本身也参加了暴行时，松井烟鬼般的脸上又重重地刷上了一层死灰色。
　　松井企图逃脱罪责的努力落空了。
　　早于开庭审判前的调查讯问期间，松井就力图推卸自己的责任。面对莫罗检察官的讯问，他说要把日军在战场上的行为同作战外的不法行为区分开来，犯罪分子当时已被处置。他强调说，他并非是要谴责朝香宫，但南京暴行确实是朝香宫任司令官的上海派遣军部队干的。为了表明自己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具有积德行善的情怀，他告诉莫罗，他从南京回国后，即在热海市附近的伊豆山上修建了一座神殿，塑了一尊观音菩萨的全身像，并将从长江盆地运来的染血的泥土撒在基座上。他曾昼夜不息地在这神像前为两国军人的亡灵得以安息，为世界和平得以实现而祈祷。
　　这在无意当中透露出日本政府对南京大屠杀的态度。迫于世界各国舆论的压力，松井石根及其部下80名将校被召回国内，但没有受到任何处罚。松井回国后被任命为内阁参议。由于在战争中的“功劳”，日本天皇还于1942年给他授勋。他对人说，他回国不是因为他的军队在南京犯了暴行，而是他的任务到了南京业已终结。
　　夫人矶部文子陪着他到伊豆的山淙淙园静养。陶瓷观音像落成后，他写了一篇《兴亚观音缘起》的文章刻在它的基石上。文章写道：“中国事变，友邻相争，扫灭众多生命，实乃千古之惨事也。余拜大命．转战江南之野，所亡生灵无数，诚不堪痛惜之至。兹为吊慰此等亡灵，特采江南各地战场染彼鲜血之土，建此像，以此功德，普渡人生……”
　　抑或松井石根真的要立地成佛了?臂带“MP”标志的国际宪兵在巢鸭监狱宽大的走廊里来回走动，粗重的皮靴踏下去，传出响亮的震感。松井感到不安了?感到恐惧了?而生反悔之心了?他用血腥气犹烈的手，在牢房的墙上挂了一幅观音画像，每天早晚在像前合十礼拜，诵读《般若心经》和《观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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