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昔日部下曾军长的来信，郑桂庭的心情十分复杂，心想：从道理上讲，我不能不暗暗承认曾军长信中说的都是事实。自己在国民政府内做事多年，特别是在印缅回国后的几年中，亲眼看到国统区内的各种腐败现象比比皆是，日甚一日，对此曾一直深感不满和忧虑。同时，在战场上同GCD打了几年交道，也了解到对方的许多优点，如GCD人作风清廉，处处为百姓着想，深受人民拥护，军队中官兵团结，打仗有办法等，心中不乏钦佩之意。但此刻若要自己同曾军长一样起义，却是困难的。因为自己跟随蒋总统几十年，多重关系将我们系在一起：在黄埔军校中他是自己的师长，在军队中他是自己的最高统帅，在国民政府内他是自己的领袖。自己作为他的亲信将领，一向受其信任和器重，对于这种“知遇之恩”，我无时不铭刻肺腑，惟恐在这最后关头因临阵起义而落下个“卖生求荣”的坏名，所以宁愿死心塌地顽抗到底。
　　想到这里，他把信放到桌子上，冷冷地说：“信我留下，就恕不作复了。请你回去转告曾军长，他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看来，郑桂庭是铁了心跟定蒋总统了。他把曾军长的信电告了在沈阳的卫俊如。
　　17日下午，郑桂庭接到沈阳东北“剿总”发来的电令，命令郑桂庭于18日上午率部从第60军防地向外突围，届时将派飞机轰炸掩护。
　　郑桂庭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心中顿时生起一线求生的希望，立即在中央银行兵团部召开秘密会议，研究突围部署。大家都认为这个办法不可行，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效果，也就只好不欢而散。
　　当天晚上，郑桂庭卧室专线的电话铃突然震响。电话是曾军长打来的。
　　“郑司令官，我是曾泽S，60军已经决定起义，请郑司令官审时度势，共襄义举。”
　　郑桂庭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严厉地说：“我是军人，要保持军人气节，不成功便成仁。”
　　曾军长一听，生气地挂断了电话。
　　不一会儿，电话又接通了，曾军长对郑桂庭说：“有人同你讲话。”
　　东野负责敌工工作的刘浩接过话筒，刚说了一句，就被郑桂庭打断了。
　　“你是谁？”郑桂庭十分警惕地问。
　　“我是解放军长春前线部队代表刘浩。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你考虑，不必再作无益的牺牲。如果坚持反动立场，继续与人民为敌，只能是死路一条。现在惟一的出路就是放下武器，投向人民。”
　　“既然失败了，除了战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郑桂庭愤愤地答道，态度仍然十分顽固，说完“啪”的一下挂断了电话。
　　郑桂庭不同于曾军长。他是黄埔军校出身，他对蒋校长的愚忠，他的为人，以及此时他的职衔，都阻止他与曾军长一起走向新生，他不愿选择起义，也不愿选择投诚。
　　十月八日同时，毛泽D亲自起草了中G中央军委致东北局、林司令员、罗政委、刘参谋长并转第一兵团萧劲光、萧华、陈伯钧的电报，提出：“关于逼迫和争取郑桂庭起义，望今萧（劲光）、萧（华）、陈（伯钧）及各部对长春取威迫政策，堵塞其一切可能的逃路，暂时不攻击他，以促其变化。郑桂庭系黄埔一期生，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有可能争取起义、投诚，这对整个黄埔系的影响当会很大。应派适当人员与郑进行谈判。你们除将恩L致郑桂庭电派人送交外，林及萧两司令亦可写信给他。”
　　周恩L给郑桂庭的电报，由东北解放军转交新7军副军长史说，史说派一个参谋送去。因兵团司令部还在抵抗，市内秩序大乱，此信并未送到郑桂庭的手里，而那个送信的参谋也没有及时向史说汇报，事情就这样被耽搁了。
　　根据中共中央电令精神，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当即派第一兵团解方参谋长为全权代表，进城与守军新7军谈判，处理有关事宜。
　　新7军与解放军联络的事，郑桂庭还被蒙在鼓里。当天下午，郑桂庭来到新7军军部，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开会，督促按照上峰的命令突围。
　　会上，郑桂庭仍然坚决主张突围，可是各将领都哭丧着脸，闷在那里不说话。暂编第56师师长张炳言手中已没有几个兵了，没有发言权。新编第38师师长陈呜人说，他那个师听副军长的命令。郑洞国目视第7军副军长史说，史说默不作声。郑桂庭急了，再三催促史说发表意见。因为新7军正在与解放军联系，史说对起义谈判成功抱有很大希望，所以他坚决不同意突围，见郑桂庭又点自己的将，他只好说：“目下官兵饿得腿浮肿，行军困难，况且途中还有G军拦截，这些情况您是深知的。”说到这儿，便垂着头再也不肯讲话了，屋内的气氛一时十分尴尬。
　　郑桂庭见会议也研究不出什么别的结果，只得同意邓士富的意见，宣布散会。
　　散会后，史说和龙国钧坚持挽留郑桂庭在新7军军部吃饭，然后再告以与解放军接洽的情况。同时，认为郑桂庭内心已有放下武器之意，担心他的兵团司令部为特务包围，不安全，想把他置于新7军的保护之下，并无恶意。可是，郑桂庭听后心里一惊，心想他们虽是自己在印缅作战时的老部下，但在此危急关头，莫非要挟持自己向解放军投诚？这样岂不坏了自己的“名声”？他愈想愈怕，一面坚辞不肯，一面头也不回地冲门而去。
　　返回兵团司令部的路上，郑桂庭的心情痛苦、绝望到了极点。心想，自己戎马半生，参加过东征、北伐和抗日战争，经历了无数战阵，今日竟落到如此下场，连多年相随的老部下也同自己离心离德，看来真是“气数”将尽。他这才意识到现在突围不成，守亦不成，惟有以杀身成仁来保全自己的军人“气节”了，遂下了自裁的决心。
　　直到这时，郑桂庭也未认识到自己这样死心塌地地维护一个早已失去民心、注定要失败的腐朽政权是极端错误的，更没有想到这个紧要关头，应当勇敢地同GMD的反动统治决裂，走向人民，走向光明；相反，却要以自杀来愚忠于“党国”，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得住天地、良心。
　　郑桂庭在迷惘和痛苦中度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郑桂庭还没有起床，杨友梅和两位南京来的高参轻轻走进郑桂庭的卧室，告诉他新7军也正在与解放军谈判。
　　新7军决定投诚，已在郑桂庭的意料之中，但一旦将成为事实，仍使他在精神上遭受巨大冲击。“完了，一切都彻底完了！”郑桂庭无力地躺在床上，这样悲哀地想着。
　　18日，解放军与新7军经过紧张的谈判，新7军终于表示愿意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
　　1948年10月19日，解放军围城部队派精锐分队控制了长春市的八个要点，作为接收全市的基地。
　　上午10时许，人民解放军独立第6、7、9、11师在新7军派出代表引导下，从四面八方开入市区。在长春的其他国军部队见到这种情况自知继续抵抗已经毫无意义，也相继投诚。
　　正在这时，蒋总统派来的飞机飞临长春市上空，轮番轰炸，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新7军再也不想打了，有的部队还没有等解放军接收代表到达，便于9时就集结完队伍，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一个小时。
　　到下午5时，除郑桂庭的兵团部及特务团外，其余长春国军守军均被顺利接收完毕。
　　这一天，毛泽D电示东北局及林司令员、罗政委、刘参谋长：郑桂庭为黄埔高级军官，此次又率部投降，萧劲光、陈伯钧应给以礼遇。
　　这时，进入长春市区的解放军已派代表前来接收中正广场和中央银行大楼。
　　郑桂庭所在的中央银行大楼成了解放军重重包围中的一个小小的孤岛。
　　郑桂庭和他兵团部直属的特务团把大楼变成了碉堡。
　　郑桂庭见大势已去，便将全部情况向东北“剿总”做了汇报。没过多久，刚刚被蒋总统由徐州“剿总”重新派到东北收拾残局的杜光亭，致电身陷绝境的郑桂庭，说他拟请蒋总统派直升飞机接郑桂庭出去，问有无降落地点。
　　郑桂庭心里明白，现在在解放军重兵包围下，任何办法、任何人都难救他出长春。他放弃了所有希望，放弃了解放军给他的生路，怀着既感激又沉痛的心情无可奈何地复电他的杜长官：“现在已来不及了，况亦不忍抛离部属而去，只有以死报国。”
　　直到这时，郑桂庭仍然没有改变“宁可战死，不愿投降”的态度，心灰意冷，万念俱灰，随时准备殉职。
　　担任包围郑桂庭兵团部任务的解放军独立第9师第1团，根据解沛然参谋长的指示，利用海上大楼可直通兵团部的电话，向其展开政治攻势。团政委朱军和团参谋长师镜，与郑桂庭兵团部参谋处长郭修甲沟通了联系，郭修甲与杨友梅背着郑桂庭，暗地里与解放军谈判，达成如下协议：必须在21日以前放下武器，解决郑桂庭兵团部的问题；不破坏武器、仓库，集体交枪。放下武器后，要保证所有人员生命财产安全；郑桂庭不在报纸和广播电台发表谈话；对外宣传时，讲郑桂庭伤后被俘，不要说自动投降；保障其安全方便；官佐随其要人行动；带汽车一辆，马兵两个，不下枪；交枪后立即送吉林。
　　可是，直到20日下午3时杨友梅才通报解放军，将投诚日期定为21日上午6时，并要求解放军在发表此新闻时请写成郑桂庭负伤被俘，并说郑司令官已经自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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