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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各兵团都说自己的正面有解放军主力。邱司令官强调华东野战军第3、6、10、11及两广纵队都在鲁西南,先头已到他的防区附近。黄司令官则说,都城以北发现共军强大部队,可能要向他的兵团发起进攻了。他向顾墨三建议:采取以徐州为中心,集结各兵团对东南西北各个方面备战,进行深沟高垒、各兵团互相衔接的“乌龟战术”,并强调:“不是自己怕死,而是这样才能够持久,海州守不守并无关系。”
争论结果认为,无论华东野战军主力在哪里,徐州“剿总”各兵团像目前这样在陇海路上一字排开的态势极为不利,必须调整。因此,顾墨三决定11月6日开始首先将徐州两侧主力立即向徐州收缩靠拢,然后再由徐州向淮河一线撤退。
自济南战役后,蒋总统和他的军事顾问们几经变更作战计划,举棋不定,而且又都是纸上谈兵,决而不行,直到11月6日,徐州“剿总”各部队几十万人马仍然徘徊在西起商丘,东至连云港、北自临城、南到蚌埠的“十字架”上束手无策。
而且刘经扶又雪上加霜。11月6日,大战在即,刘经扶一再致电国防部,催促杜光亭赶快来徐州。同时,他不顾一切地急令第2兵团、第6兵团、第13兵团立即向徐州收缩,加强徐州的防务。刘经扶催促第13兵团回撤,放弃了徐东要地,致使第7兵团成为孤军,陷入后路被切断的绝境。
“无论如何都不能在第7兵团尚未撤回到位之时就放弃徐州以东地区,如果这个时候,对手突然从第7兵团的两翼迂回包抄,割断第7兵团和徐州主力之间的联系,第7兵团所部4个军势必将被对手全面合围,这一点,难道徐州的刘总司令就看不到吗?”刘建业站在国防部何部长的桌子前大声地喊着。
“年轻人,火气不要这么旺嘛,喝点水,消消火气。”此时的何部长一脸慈眉善目,语气和蔼,充分体现出他为何能够有“何婆婆”这个绰号的由来。
“这个作战厅副厅长,我没法再干下去了。就连瞎子都看得出来,只要徐州部队这样一动,就会把第7兵团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可是偏偏就会下达这样的命令。作战厅的作战计划做得再好,前线的指挥官根本不理会,我还做这个副厅长干什么?”刘建业在这个时候也就不好再对何部长发火,只好拿徐州的指挥官发泄。
“那你要怎么样?”何部长问。
“我要辞职,希望何部长能够批准。”
“现在正是党国危难之际,正需要你为党国出力,还是忍一忍吧。”
“我现在把话放在这里,黄司令官的第7兵团不出这几天,必定会被对手的重兵合围在徐州以东。如果事实情况不是这样,我宁愿解甲归田。”
“我会把你的话向总统转达。不过,在总统有明示之前,还是需要你少安毋躁。”
“眼下唯一能够保住第7兵团的办法,就是要第7兵团不要在等待从海州西撤的第44军,尽早向徐州方向靠拢。同时,希望何部长能够命令徐州方面及早派出工兵在运河上多架桥梁,使第7兵团能够加快向徐州撤退的速度。”
“我会通知徐州方面的,你还是先回去协助郭厅长把作战厅的事情做好吧。”
“那我就先出去了。”刘建业戴上帽子,从部长办公室出去。
刘建业走出办公室以后,副官向何部长问到:“部长,下一步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还怎么办。”
“那刘副厅长的建议呢?”
“小子轻狂,不用理他。过几天,他的火气就会消下去的。”何部长微笑着说。
ps:今天,是中国战场日军向中国投降的纪念日,可是,我们至今还要为被日本占据的领土抗议,抗议,再抗议,到底日本是战败国,还是我们中国是战败国?这好象有点说不清楚了。
第三百五十七章 烽火(九)
11月7日,黄焕然第7兵团五个军十一个师共约十二万人开始向西撤退。主力第25、44、64、100军经运河大桥撤退,第63军则经窑湾渡运河西撤,担任兵团侧翼掩护。当日晚,兵团先头部队已到炮车地区。
11月8日,兵团司令部和第44、64军渡过运河,但后续部队在经过运河大桥时,由于数万部队和由海州撤退的数万军民都要从运河上唯一的大桥通过,人员、车辆、马匹连绵百余里,加上有解放军逼近的消息,在过桥时争先恐后,互不相让,秩序大乱,有的部队甚至开枪夺路,导致打死、践踏死、掉入运河溺死者不计其数。尽管在渡运河时总共损失约一万人,但至次日,第7兵团大部渡过了运河。
此时,华东野战军担任主攻任务的各纵队,在一天之内扫清了陇海路北侧三百余里地区的小股国军,直向新安镇及其东西地区扑来,但是黄焕然兵团已经撤离该地区,华东野战军迟了一步。
情况万分紧急,如果抓不住黄焕然兵团,在此之前的一切部署和努力都将前功尽弃。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粟Y一边将黄焕然兵团西撤的情况上报中央军委和陈、邓首长,一边立即调整部署追击,严令各部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抓住黄焕然兵团:——第7、10、13纵队排除一切困难,迅速插向徐州以东大许家、曹八集地区,截断黄焕然西逃退路,分割其与徐州的联系;——位于陇海路以南皂河地区部队经土山镇向大许家前进,由南向北,配合第7、10、13纵队断敌后路;——第1、6、9纵队和鲁中南纵队及中野第11纵队从新安镇及其以西地区沿陇海路南侧向西追击;——第4、8纵队沿陇海路北侧向西追击。
一时间,陇海线两侧的华东野战部队如两股狂潮,南北呼应,轰轰隆隆,昼夜兼程,逢山过山,遇水过水,不怕饥寒,不畏艰苦,有的部队以一夜120至140里的速度急行军,向西方勇猛席卷而去。
由于黄焕然兵团的迅速撤退,解放军未能在新安镇捕捉到其兵团主力,仅第4、8纵队攻占邳县,第7、10、13纵队攻占韩庄、万年闸,包围台儿庄。在此情况下,如无意外,黄焕然兵团很可能顺利退回徐州附近。
但就在这关键时刻,第3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两位国军中将按预先计划率第3绥靖区两个军三个半师共2.3万人在台儿庄、贾汪起义,并将防区立即移交给解放军,使解放军第7、10、13纵队迅速经台儿庄、贾汪南下,一举切断黄焕然兵团西撤徐州的退路。
第3绥靖区所属第59、77军,原是西北军旧部,其前身是抗日战争中在卢沟桥打响第一枪的宋哲元第29军和屡立战功的张自忠第33集团军,抗战胜利后,被整编为两个军四个师,番号改为第3绥靖区,驻守徐州。所部官兵对南京政府打内战,歧视排挤杂牌深感不满。特别是在济南战役中原西北军旧部的吴化文率部起义后,南京国防部对第3绥靖区部队更不信任,不仅免去了张克侠徐州城防司令的兼职,将第3绥靖区部队所担任的徐州防务交给嫡系部队第8军,而且将第3绥靖区一些军官的家属迁往江南作为人质,引起了所部军官的不满和恐慌。GCD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就对西北军做了大量争取工作,尤其在冯治安部队更是通过各种关系有组织、有计划地以不同形式、不同对象开展争取、策反工作。这次的起义就是GCD长期争取的结果。
在GCD地方党组织和解放军的协助下,何、张两人利用官兵对南京政府的不满,开展多层次的动员、策反工作,争取了一批中、下层军官。1948年10月起,淮海战役酝酿过程中,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周恩L就指示华东局派人与何、张联系,组织起义,配合解放军的作战。华野先后派朱林、杨斯德、孙秉超等人进入第3绥靖区,与何,张取得了联系,并根据解放军的要求,进行了起义的准备,计划让出运河防线,控制渡口、桥梁,确保解放军顺利渡过运河。
11月5日,第三绥靖区司令冯治安按徐蚌会战计划的部署,命令各部退守韩庄、万年闸、台儿庄一线。何基沣秘令第77军37师111团将地下党员王世江任营长的第3营留在运河以北,以便与解放军联系。11月6日,解放军第10纵队逼近韩庄,王世江即率部起义。而此时59军的上层军官对起义还没有统一认识,军长刘振三以看病为名放弃指挥去了上海,师团长有的犹豫不决,有的要求推迟起义。而77军军长王长海也称病告假,把部队交给何基沣。何基沣、杨斯德认为形势紧迫,决定于11月8日起义,凡不同意起义者一律就地解决。就在这时,解放军已占领万年闸,并有三个团渡过运河。在解放军步步逼近的压力下,59军终于一致同意起义。而张克侠由于策反时有所暴露,被冯治安软禁在徐州,为了赶上起义,他几经周折,才摆脱监控于8日上午到达贾汪。
11月8日,何基沣、张克侠率领第3绥靖区第59军38师、180师,第77军之132师和37师111团,共2.3万人在贾汪、台儿庄起义。
11月28日,何基沣、张克侠、孟绍濂(77军副军长)、过家芳(77军132师师长,地下党员)、杨干三(59军38师师长)、崔振伦(59军180师师长)发表联名通电,宣布脱离南京政府,加入解放军。
何、张的起义,使得徐州北面的国军运河防线出现了大缺口,为解放军的三个纵队迅速渡过运河,切断黄焕然兵团与徐州的联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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