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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犹太人面临了种族
绝灭的严重威胁,正直的知识分子受到了迫害,德国的文化、艺术和科学的
优良传统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和摧残。众所周知,当时的大批犹太学者受到
了解聘,驱逐和逮捕。按照当时的“法令”,弗兰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上
过前线,从而暂时还不在清除之列,而且不是“犹太人”的海森伯也曾劝他
和玻恩不必离开。但是弗兰克认为局势不可容忍。他先是通过自己的国际声
望替他的青年合作者们在国外找到了工作,然后就不顾许多好心朋友的劝
阻,公开发表了辞职和抗议的严正声明。这种作法,在当时是极其危险的。
幸亏那时纳粹还刚刚上台,他们的反动疯狂性还没有发挥到极度。结果弗兰
克幸免于更大的迫害,于1933 年的下半年携带全家离开了德国。那年5 月,
玻恩和他的家庭也已经离开了德国;于是,在不到一年的短短时间之内,哥
廷根的繁茂昌盛的学术花园,很快地变成了一片荒芜的沙漠。
四、流亡美国
1935 年,弗兰克携家去了美国,在霍普金斯大学当了教授。
1938 年,弗兰克到芝加哥大学当了物理化学教授。那里有一个专门研究
光合作用的实验室,弗兰克当了那个室的主任。在他干1949 年退休以后,实
验室主任由他的同事和朋友迦夫朗继任,但是弗兰克仍然积极参加了实验室
的工作。
作为一位正直的犹太科学家,弗兰克对法西斯势力的反动性是有深切体
会的。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为了挫败法西斯党徒统治全世界
的妄想,性情温和的弗兰克也不惜中止了自己的学术研究而参加了研制原子
弹的计划。他在芝加哥的“冶金实验室”中领导了化学部的工作。在德国投
降以后,他也像许多别的科学家一样密切关注了原子弹的使用将引起的后
果。当时冶金实验室的主任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考虑原子弹的“社会政治后
果”,成员包括三个物理学家、三个化学家和一个生物学家,由弗兰克任主
席。1945 年6 月11 日,在新墨西哥原子弹试验的6 天以前,他们把一份报
告提交给了陆军部长,这就是所胃的《弗兰克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指出,
美国政府如果轻率地使用原子弹,就将失去全世界人民的同情,从而应该把
原子弹的使用看成重大的政治决策而不是军事决策。他们指出了核军备竞赛
的危险性,并反对把这种空前可怕的毁灭性武器直接应用于人类,而是建议
首先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地区显示力量,以威慑敌方。不论人们是否同意这些
观点,这一活动本身总是体现了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而《弗兰克报告》也
成了世界和平运动的重要文献之一。大战以后,弗兰克没有担任任何政府顾
问之类的职务,但是科学家们还是经常和他联系并征求他关于科学家社会责
任的意见。
大战以后,弗兰克又回到了光合作用的研究。而且这一课题成了他一生
最后几十年中最主要的兴趣。
弗兰克一生诚朴坦直,以平等态度待人,从不摆架子,也不矫揉造作,
从而深受同辈和晚辈的尊重和爱戴,人们不仅乐于向他请教学术问题,而且
在生活和工作上遇到困难时也经常去寻求他的劝告和帮助。他离开了德国十
几年,经历了不平凡的变乱。因此,他在战后第一次返回德国时心理上是很
有负担的。他不知道德国人会怎样看待他。结果却是,不但他的老朋友们对
他很亲热,而且更多的人们也热烈欢迎了他,在那以后,他又不止一次地访
问了德国。
弗兰克一生获得了许多荣誉。除了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和美国的伦福
德奖章以外,他还于1951 年获得了德国物理学会的普朗克奖章,于1953 年
和玻恩等人一起成为哥廷根的荣誉公民,海德堡大学和德国一些别的大学都
授予了他荣誉博士学位,他是世界上许多著名学术团体的成员,并于1964
年4 月成为英国伦敦皇家学会的外籍会员。
(金瑞)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两次改变了世界的伟人尼尔斯·玻尔
在寥若辰星的历史巨人中,尼尔斯·玻尔是其中极为璨灿的明星。尽管
他没有爱因斯坦那样声名显赫,但真正懂得物理学的人都深知:他完全可以
和爱因斯坦并驾齐驱。原子时代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就有赖于他的科学研
究,以及他所发挥的影响。从对于同时代和整个世界的生活发挥指导作用这
一点说,很少有人能同他相提并论。
他的影响之大已远远超出了他所从事研究的物理学领域。在把人们引入
神秘的微观领域,科学地揭开世界本来面目的道路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向
何处发展的进程中,以及战后如何利用原子能的问题上,他两次改变了世界
的进程,这大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就是靠了这些,当代一批最强有力的人物和最卓越的科学家都信赖他,
听命于他。他是卢瑟福的学生与合作者,爱因斯坦毕生不可缺少的备受尊敬
的挑战人;他是丘吉尔的对立面;他是许多卓越科学家如:海森堡、泡利、
狄拉克、奥本海默等人的良师益友,也是全世界所有物理学家的领袖,智囊
和朋友。
一、“我们家里不用自然力”
丹麦人在形容聪明而善良的人家时,用一句古老的俗语:“有天花板那
么高。”玻尔家族总是得到旁人的这种评阶。尼尔斯·玻尔是第三位玻尔教
授。他使这个姓氏得到了新的声望,然而,他门这个家族早就有“天花板那
么高”了。
玻尔的父亲是哥本哈根大学的生理学教授,玻尔的母亲是一位犹太血统
的银行家兼金融家、哥本哈根商业银行的创办人的女儿。1885 年10 月7 日
玻尔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他是三个孩子当中的一个,排行第二。弟弟
海拉德天资很高,后来成了有名的数学家。就是在这个充满幸福的家庭里玻
尔受到了父母良好的教育和影响成长起来的。
还是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非常注意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动手
的能力。他经常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鼓励孩子们作出解答;遇到需要动手
解决的问题,也要求孩子们自己去做。
同时,老玻尔教授同丹麦最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的交往也给
年幼的玻尔很早就有大量接触丹麦——实际上也是整个欧洲最优秀的科学与
哲学思想的机会。当父亲与朋友们交谈时,尼尔斯总是安静地坐在那里,心
里充满了崇敬,把他们的话象空气那样吸进去。这些谈论成了他自己的观点,
也成了他毕生遵循的科学方法。
7 岁的时候,玻尔进入了小学。他的各科成绩都很好,在班里总是第一。
只是作文例外。按照学校的要求,一篇文章总是要先有一段引子,最后还要
专门有个结尾。这一点也不合年少的玻尔的口味。他的思想方法是,直接了
当地提出科学性见解。所以,他对作文课总是怀有抵触情绪。有一次,教师
叫他写一篇题为《自然力在家庭中的应用》的文章,这个题对这位未来的科
学家来说,份量未免太重了。他在文中做了这样反抗式的结尾:“我们家里
不用自然力”。
在同学的眼里,玻尔是个杰出的人物。他从不硬啃书本,并不去争第一,
但又总是毫不费力地执全班之牛耳。
当玻尔升到高年级,开始学习数学和物理时,他的显著才能就是人人有
目共睹了。在19 世纪、20 世纪之交的年代里,高年级的物理课讲授十分简
单。而尼尔斯所学的东西则早已超出了课本的范围。没有多久,他就对教科
书中陈旧、错误的内容,根据自己从杂志里读来的物理学加以圈注了。一个
同班同学问,如果在考试中涉及不对的内容,那该怎么办?玻尔诧异地回答:
“当然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呀!”
1903 年,尼尔斯进入了哥本哈根大学。入校之初,他被深奥的哲学问题
所深深的吸引。他选修了哲学史和逻辑学两门课。特别是父亲的好友于夫丁
的课,使玻尔佩服得五体投地。于夫丁引导学生们回顾了16—18 世纪的主要
哲学派别,然而,他并不打算劝说学生们信奉其中的任何一种。他所强调的
只是问题的提出,而非解答。他是这样解释的:“解释是死的,问题却是活
的,否则,哲学就不会有生命力。”
玻尔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哲学著作。他曾为荷兰近代伟大哲学家斯
宾诺莎的心物平行论所吸引,更为实证主义大师穆勒的《一个丹麦学生的故
事》心灵激荡。还是这本小册子,促使玻尔去探讨认识的辩证过程,以及所
有知识的“伟大的内部联系”。
为了探讨哲学问题,尼尔斯和海德拉参加了一个以讨论哲学和科学为内
容的小组。这个不超过12 个人的小组每月数次聚集于咖啡馆,在那里,只要
面前放上一杯咖啡或一杯啤酒,他们的谈话就能持续到第二天早晨。在激烈
的争论中,常常出现玻尔和海德拉对恃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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