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王写的讨伐武则天的檄文因为文艺得好，据说武则天读了都受用；毛泽东“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也是“文艺腔”，他同时还特别提防别人用“文艺腔”来“反党”。记得我们上中学第一次下乡劳动，背着背包奔东北旺苗圃，路远人小背包大，走得嘀里当啷的。所以一出西直门，一位叫孙强的老师就开始站在路边打快板：同学们，朝前看，前面就是东北旺，下定决心排万难，胜利就在咱眼前！我们又走了俩钟头还听他在路边呱唧呱唧“前面就是东北旺”。于是同学也说了起来：红红太阳暖洋洋，照到我的破衣裳，姓孙比人小三辈儿，姓儿也比姓孙强！这样一“文艺腔”，还真不觉得累了。那位孙老师已去世多年，想想真是个好老师啊。

　　“文艺腔”当然是指文艺化的表达，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不太大，也可以说不大是个问题，无非夸张猛点、比喻多点而已。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里说：美利坚银行不是给人人开过“人人平等”的支票么？今天我们黑人把支票带来了，美利坚银行您要是没倒闭，就请给我们兑换现金吧。如果马丁·路德·金当年没用那些生动有力的比喻，没用一浪高过一浪的排比句，而是来一篇《试论黑人族群赋权之路径依赖》的“主题发言”，我估摸着他到这会儿没准还活着呢（他姐好像还活着），人家灭他干嘛呀！“文艺腔”的问题不在（起码主要不在）表达上，主要在对于社会问题的文艺化认识上。如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社会政治过程的认识不讲科学，不讲逻辑，不重事实，不重证据，跟梨花姐姐她们那样没头没脑、神出鬼没的，那问题可真就大了。

　　80年代的文化精英对社会历史的认识的确挺“文艺腔”的。这也可以理解。一方面，改革前的传统社会主义大厦晃晃悠悠，眼看不行了，大家要做的事无非就是撒丫子往外跑。往外跑是个比较简单的事，没那么多学问，社会统计、回归分析、结构功能什么的非要用当然也能用上，但不用也没关系。另一方面，经过十年“文革”、上山下乡，绝大多数新一代精英，高档点的一肚子《复活》《红与黑》，低档点的净是《一双绣花鞋》《曼娜回忆录》，他对世道的见解也只能文艺化，想不文艺化都难。

　　说来挺有趣，最先不想文艺化的倒是文学中青年，大概他们看中国横着看是“日月经天”，竖着看是“江河行地”，自己也觉得乏味了，所以像王蒙80年代就提出过“文学要学问化”。当时的文艺作品挺爱点缀一些“定理”“效应”的。记不清在当时什么杂志上看过的一篇小说了，净是字母、符号、公式，如果把别的部分挡着，你一定以为是在看《科学通报》什么的呢。大概80年代中期吧，我在报上读到一则消息，说《红楼梦》研究第一次引入“数理分析”的方法，后来我还真看了那篇文章，无非把贾府的小老婆以及乌头庄进贡的年货做了个简单统计而已。他们的知识构成就那样，所以转变也只能是在皮毛上装饰上，认识上基本不脱“文艺腔”。就说提倡“文学学问化”的王蒙吧，你读他80年代的东西，感觉对面是位大龄文学青年；过了这么多年读他今天的东西，更一惊一乍的了，几乎成了妙龄文学少年。尽管如此，70年代末以及整个80年代最热闹的一批人都是文学或准文学出身，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充满浪漫主义抒情色彩。就社会视野、政治动员而言，这跟当时中国普遍社会心理中的空想资本主义道路还真门当户对，都不带找钱的。记得“文革”后期邓小平谈军队整顿时曾说，战争年代一挥驳壳枪，“冲啊”——问题就解决了。80年代精英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也是一样，一挥私有化，冲啊！喊“冲啊”当然是苏晓康、刘再复这些人最会喊了。

　　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化如火如荼地展开，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国企改革、下岗分流、减员增效，虽然都是横冲直撞，但的确已经过了喊“冲啊”的阶段。文学家或是一边凉快去，或是直接加入了冲锋队，总之，“文艺腔”虽不能说从此销声匿迹，但起码低了一个八度。这时站在话筒前面的是经济学家，讲的净是什么诺斯、科斯、帕累托最优、边际效益递减之类。放以往，听这些东西一定不比听点钞机工作更有趣，但这会儿大家都洗耳恭听。记得在90年代中期，有一回我跟老友沈林（他肚子里除了粮食就是西方戏剧）聊经济形势，聊完了他感叹说，现在大家都关心起经济学了。事关大家的钱包和存款，大家能不关心么！股市、房市这些年培养出的业余经济学家、宏观经济学家可真不少呀。有趣的是，不少从前专门以文艺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也都纷纷改行跳槽，研究起了经济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之类的了。新左派里就有不少这样的学人，自由派曾讽刺他们太文学了，其实真没扎着地方，扎着的是被新左努力抛弃的文学出身。坦率地说，新左的路子，跟80年代王蒙那帮文人的学人化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区别，他们的确在努力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认识中国与世界，至于努力的效果如何，我想孙中山那句遗言比较适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忘了朱学勤先生是说哪位新左学人用标点符号表达思想了，其实朱的文字倒是透着更浓的文人气。像他所从事的思想史，说句老实话，不比文学更“科学”，老话说的“文史不分”是实情。还有哲学——我指的当然不是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之类——有时比文学还文学，浪漫得更没边。主流思想界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基本还停留在80年代的“冲啊”阶段，对于“冲啊”阶段，无论是表达上还是认识上的“文艺腔”都已经够用了。

　　如果中国社会的发展能稳步走向成熟，一般人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就应和“文艺腔”渐行渐远。理性讨论理应成为社会思考政治动员及参与的主流。到时候老百姓不是发短信编段子，而是提了笔记本电脑去人民大会堂和政协礼堂，一笔一笔地分析讨论四万亿资金从哪儿来、经过哪儿、到哪儿去，问得财政部部长直想提前退休。这当然是理想趋势，以现在这个世界乱局，今儿难说明儿，明儿难说后儿，将来什么腔谁又说得准呢？没准儿童腔、娘娘腔大行其道呢？没准直接就来唱腔——唱《国歌》《国际歌》了，也说不定呢。

第21节：每个中国人都该有的心理指标(1)


　　六、 英雄国家：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具有的心理指标

　　◆ 宋晓军

　　未来的资源分配：谁厉害谁说了算

　　2008年的经济危机，应该说大家都是受害者，现在大家似乎都把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自身的经济问题越来越明显了。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没有“大目标”或者“大目标”错了呢？这是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事实上，在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很多年轻人在网上就已经很悲观了，他们深知中国不可能靠运气打赢一场战争，并通过胜利来完成产业重新整合以最终实现崛起。按照他们的话说，还不如我们彻底失败一场，最终刺激我们真正认识到这个时代和这个世界的现实。以一种悲观的态度讲，到那个时候中国就知道什么是“大目标”了。还有很多年轻人认为，应该借这次经济危机的机会，像苏联借助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那样，对西方国家的技术、设备进行“抄底”。

　　其实他们的这种设想是建立在原来有“大目标”的基础上的。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信息开放，年轻人获得信息和知识的渠道已经越来越多了。年轻人可以通过QQ、MSN、手机短信，同时接收和处理信息，他们获取和处理信息的效率要比上一代人高了很多。最近美国有一个最新发射的导弹预警卫星D-23失灵了，它的意义在哪？很多年轻人都知道在2007年4月8日美国《航空周刊》上有一篇文章是《DSP卫星正在监视咄咄逼人的中国导弹试验》，这对于年轻人来说，理解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他们认为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规则，当老大的要想尽一切办法维持自己的老大地位，而后来崛起的大国一定更愿意争取平等。当双方的利益发生冲突又不可调和的时候，自然会诉诸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在年轻人的心里有这种理念是自然的，当然，很多人说这是不对的。但是你也不能不承认，美国恰恰就是这种通过电子游戏和大片成为暴力文化的最大输出者。比如不久前印度发生的暴力袭击，那些年轻恐怖分子的打扮与这些人更年轻时美国推出的一款电子游戏——《半条命》，几乎是一样的，而且那个游戏里的人也是用步枪和手雷，甚至那种拿枪的姿势都相似，这难道不是与西方接轨的结果吗？

　　这次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走势是什么样子，损害有多大？可以说没有人能说清楚，那些天天在媒体上露脸的经济学家，他们本人也没有遇到过这么大规模的危机，而在以往的经验中，经济危机导致战争无疑是最坏的结果。再退一步讲，即使这一次经济危机渡过去了，下一次呢？如果没有这种可能，美国干嘛要自己保持着最先进的核武器的同时，又要搞限制别人核武器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呢？我还是举导弹预警卫星的例子，如果按照冷战结束后导弹预警的计划，美国在2012年就要装备更先进的导弹预警卫星了，这种卫星在10～20秒内就可以把中国、俄罗斯发射的洲际导弹的信号捕捉到，然后迅速传到地面站处理，接着传给美国在东欧和美、日在西太平洋上的反导平台，理论上可以在俄罗斯和中国洲际导弹的起飞阶段就进行拦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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