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祖父和父亲都是在床上逝世的，与蒋无关，我与蒋家没有私仇，写《金陵春梦》绝非私人攻击，如果贵总统爷儿俩马上宣布国共谈判，中国统一，使中华民族大家庭得以团聚，化干戈为玉帛，那我一定另写蒋的情况，大大赞扬他。不过已经发生的事，他所做的，以及举世对他的评价不能改变，因为这是史实。”
　　还记得我把我的住址和上下班时间等都告诉了他，劝他转告台湾特工部门，为台胞和自己着想最好别来这一手，因为使人不齿，毫无用处，不信可以翻阅军统局、中统局等等历史，看看“成果”在何处？国民党报纸上骂“匪”骂了几十年，指名道姓骂人也不知骂了多少，但从未听说发生了什么效力，老兄如果还想警告我，甚至让我做个光荣烈士，那预先谢谢了。……那天说了很多，临别我再三请他转告蒋经国先生：“他比他老太爷头脑清醒得多，希望让我有机会为他写一部有关民族大团圆的小说。”事隔二十多年，匿名信等早已不再收到，情况变化很多，希望国民党人对封建统治无助于国家进步这一点能进一步体会。
　　“言归正传”。当时各方对《金陵春梦》颇为注意，新加坡有三家报纸同时转载，我毫无所知。某年甲报馆老板过港赴京，找我办一件事，说星洲甲乙丙报都在刊载《金陵春梦》，还给我看了报纸，内中有一家是非常勉强地“改写”的。他要我聘律师发信通知只有他可以转载。我长叹一声，告诉他：“你们三家转载，并无一家事先征得我的同意或者支付稿费，今天你找我打官司，连请律师的钱都要我付，请你看我这身打扮，我绝非有钱人，这桩官司我打不得，也不想打。同时我劝你们三家也打不得，因为你们三家事先都未征求作者的同意，也未支付分文稿费，这官司无从打起，再说你们三家都是爱国侨报，犯不着为了一篇东西伤了和气，我建议大家不必付我稿费，也不必找律师吵嘴，看在一个大目标上，大家和和气气。”
　　但比起六十年代那个莫名其“糟”的风暴来，这些情况算不了什么。先是，我在广州念书的三个孩子，不约而同剪给我一段《陶铸放毒工厂》的“腥闻”，意思是说：秦牧、陈残云（似乎还有一二位）以及唐人都是陶铸手下的“放毒悍将”，措词疯癫之至。更滑稽的是我与陶铸先生见面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中，我尊敬这位长者，却以没有机会畅聆教益为憾，现在忽然来了个“放毒工厂”，真不知人间何世！香港有家报纸把这段“腥闻”，连同正在《新晚报》发表的《草山残梦》版头及笔名一齐制电版刊出，这使我案头的电话响个不停，朋友都来询问，没办法，在翌日连载文尾加了句：“诸兄，此事系出误会，弟情况如常”之类，没料到此事并非“误会”，当年贴大字报，乱飞帽子，乱打棍子者大都无知，但他们背后的高层人物却心中有数，非把我们这些“臭老九”斩尽杀绝，他们的倒行逆施就难以得逞。我绝对支持第四届文代会“向前看，不计较，忘私仇”的决议，但当时唐人的《北洋军阀演义》（刊《文汇报》）和《草山残梦》（刊《新晚报》）、阮朗的《大地浮沉》（刊《商报》）都给腰斩了。我与上述三家报馆和编者都不可能有私仇，更无斤斤计较可言，何况我的遭遇和大陆同业及前辈们的情况比较起来，还算是“轻”的，其所以还要写一笔，只是为了大声疾呼一句老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忘记私人的恩怨，不能忘记公事——国家大事的惨遇！
　　蒋介石垂暮之年，曾与日本极右派合作，由蒋命令七十余名台湾历史学者、大学教授，为日本极右派记者古屋奎二的《蒋总统秘录》提供并无秘密可言的史料，作为日本极右派以抢救蒋介石为表象，实则妄想通过“蒋独”和“台独”，染指我合湾省的“最后一计”，也是七十年代国际形势中日本极右派与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较量的最后一个回合！
　　对于这件事，我总有一个想法：蒋经国头脑远胜乃父，他不可能一辈子是这样一个人，广大台胞与国民党人，都在盼望中华民族大团圆的好日子迅速来临。
　　此所以叶帅的“九点建议”反应强烈，此所以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提法“天下归心”，此所以“国共和谈”的呼声使世界范围内的华侨、华裔、大陆和台湾、港澳同胞脸上绽开笑容，在心头响起共鸣。
　　北京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大会盛况，我在医院电视室中看得很清楚，并且十分激动，认为蒋经国先生对海内外渴盼中国和平统一的势头必有更深的感受，写一部有关民族大团结小说的机会肯定是较为接近的了。
　　在这气氛里我到达北京继续治疗。目睹现状——在安定团结基础上迈向四个现代化；远眺大局——和平统一的美好愿望终必实现。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幸福。
　　因此，我更应将下列几点向诸位报告。关于《金陵春梦》一至四卷修订之处，除了蒙胡愈之老前辈指正有关他身份的错写之外，又根据郑大箴、李祖栋、方琰、罗安琴、罗安文、凌育森、冯扬德、冯华德、李耕五、未署名先生（陈文统先生转来）等等数十封长函短柬所指出拙作中的错误或可商榷之处，如姚子青烈士的原籍应是广东平远而非广东清远；桐油的获得在于桐果的采摘碾磨制饼榨油，而非割浆取油；例如许崇智材料的补充；例如对于人物间称呼的未能统一；叶帅对中外记者参观团的报告引用似嫌直率；例如蒋介石访莫斯科的具体情状、访问日本的日期差错等等，自当在一至四集中一一更正。而在某些场合增加了蒋经国洋洋洒洒痛斥乃父的长信，又订正了有关郑三发子河南原籍的地址等等，凡读者先生三十年中所垂询的问题基本上作了答复。此外有关国民党特务组织、敌伪人事情形、文艺创作问题、一些人物与历史问题等等，则已个别作复，不再赘述。而大量纯属鼓励或托购拙作等等信件，则除了委托北京出版社（以前是香港《大公报》、《新晚报》发行科）代办以外，我只能在这里表示感谢，而且有所抱歉者，由于我病后极需休养，今后各方委托购书务请直接函寄“北京东兴隆街五十一号北京出版社邮购部”。文艺创作问题歉难作复，鼓励函件容许我在心头致谢，其它一些函件就要看在下这个病人的体力、精力能否执笔而定，怒我不能一一作复，像病前那样了。
　　拙作虽在一九五八年前全部己在《新晚报》发表，但出单行本时有些地方必须补充，特别是三大战役。因为当时除了报纸找不到参考资料，显得单薄。出到第四集时，《羊城晚报》总编辑杨奇兄给我看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这便，我“相见恨晚”，而当第八集《大江东去》要排印时，“因病得闲”，已予另写，易言之，《大江东去》并未在报纸刊登过。
　　正因为诵读了《文史资料》等有关三大战役的不少文章，使我加深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它决不是出自一个人，而是来自中国共产党第一代、第二代，和包括进步人士在内的全体军民用血肉换来的经验教训，弥足珍贵，而毛主席能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地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真了不起；而中国共产党人更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思想名之曰毛泽东思想，更见伟大。事实证明，如非毛泽东思想指导，别说不会出现三大战役的局面，更不可能使“强大”的蒋政权灰飞烟灭。
　　走笔至此，作为一个热爱祖国的中国人，我要寄语自已十亿亲爱的同胞，要始终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为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终生。现在，我所以将《金陵春梦》全部交北京出版社，作为国内唯一的正式版本出版并执笔为序，就是想在重温历史的过程中，帮助读者加深一点这样的认识。果能如此，我就如愿以偿了。
　　唐人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七日，北京
　　第一回 人人敬仰 蔡公时慷慨成仁 个个摇头 蒋介石迎狼入室
　　话说十七年继续北伐，蒋介石指挥津浦路的军队，冯玉样指挥平汉路以及津浦、平汉之间的军队。在曹州、济宁一带，孙良诚同孙传芳打了几个硬仗，攻下济南，孙传芳同张宗昌都退到德州以北，蒋介石带着“隐身仙人”黄郛进入济南。
　　蒋介石实在按捺不住他的高兴，饱听大鼓，畅浴名泉，忽地想起他的把兄弟来。他要黄郛为他发个电报，找冯玉祥到济南聚聚：“这个乡巴佬从陕甘出来，穷得要命，也没好生受用过。如今我同他结拜一场，难得济南风景不错，叫他来聚聚。”
　　“他有你这么一个老弟，”黄郛呵呵大笑：“再也用不着使用一百万元面额的军用券了，想当时他的一元券从七折跌到三折，最后一文不值！武汉无力相助，还是我们南京慷慨解囊。老冯真懂得，如果他到现在还跟着左派上井冈山，眼看着马上就要全军覆没了”
　　“膺白，”蒋介石正色道：“你的话可不能传出去，老冯这个人不是傻瓜，你以为他同我们好，是为了几个钱么？你错了。”
　　黄郛怔着：“那他为什么？”
　　“他，”蒋介石欲言又止：“没什么，反正大家小心就是了。”
　　“现在倒有一个重要问题，”黄郛屏退左右，低声问道：“孙传芳、张宗昌是日本人指使的，如今他们败退，日本不着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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