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张学良大哭道：”委员长！真的不能听听咱俩的忠告么！“
　　”我早说过了！“蒋介石扭头就走：”你们要我停止剿匪去抗日，除非太阳从西出！“
　　张、杨两人满肚委屈，好不愤慨，想整日价厮守着老蒋，却又不可能。原来蒋介石为了戒备，到达西安后，并不住在城里，远迢迢去临潼居住。临潼离西安五十市里，是着名的温泉区。当年杨贵妃”侍儿扶起娇无力“，正是在临潼的华清池。那地方位于骊山脚下，挨着始皇陵。气候宜人，山光景色也甚可观。蒋介石每天去西安骂过一阵，回到临潼，心中兀自没有好气。侍卫们都不敢吭一声大气，听寒鸦枯噪，黑压压把天空遮了一大片。且说十二月十一日上午，华清池落叶萧萧，流泉潺潺，正静寂无聊间，忽地一辆车子开到，上面急冲冲冲下一个人来，便向蒋介石住处奔去。侍卫见是陈诚，也未阻拦。陈诚一见蒋介石，也来不及行礼如仪，紧张地报告道：”西安气氛不佳，不知道会有什么变化。“
　　”不会吧。“
　　”听说张、杨两人不肯剿共，或有异图。“
　　”他们敢！“
　　陈诚穿了厚厚的冬服，却是满头大汗：”还是避一避的好。“
　　”有什么可以避的！“蒋介石皱眉道：”他们绝对不敢！什么西北军、东能军，还不是同西安的乌鸦一样，乌合之众！我那一万五千名着名的宪兵第三团已经开到这里，此外还有警察。张学良、杨虎城他们在西安并无一兵驻扎，如果要开进城里来，我们的军队不一样也可以开进来么？“
　　”我看还是小心一点的好。“
　　”我决定今夜请他俩到这里来吃顿晚饭。“蒋介石沉思一会：”他们如果一个也不来，那就证明你所听到的确有根据，我们也可以早作准备。“蒋介石绕室彷徨，突地停止，向陈诚挥挥手；”你让侍从室去个电话，就说今天晚上，十二月十一日下午七点钟，我在临潼等他们吃饭，你去吧！“
　　张学良接到通知，不知道这顿饭为了何事。同时听部下报告老蒋专车已在准备动用，似乎有升火待发的迹象，这一来使张学良着急万分！他只怕老蒋一回南京，抗战大事毫无进展，那中国前途，不能想象。再三考虑，便在午后秘密发出电报、电话，盼望杨虎城等高级将领迅速开一会议，以便商量。说也凑巧，正在这当儿，蒋百里到了西安，下榻西京招待所。那是县府招待军政大员的所在，同住的还有蒋鼎文、朱绍良、陈诚、陈调元、邵元冲、蒋作宾、万耀煌等，可说是冠盖满”西京“了。那时光蒋百里刚从欧洲考察回国，蒋介石专电邀他西行。他一到西安，蒋便来了电话，要他到华清池去见面，不料他恰巧赶上了西安事变。
　　西安，这个在极度忍耐之中的古城，已经超过限度，它要爆炸了！
　　十二月十一日下午四点三十分，西兰公路线甘肃东部重镇平凉城内，东北军第一○五师师长刘芳波（多荃）奉蒋介石之召，到西安参加”剿匪会议“去了。职务由第二旅少将旅长唐君尧代理。该师正面”匪情“相当紧张，唐君尧不敢怠慢，他要留下一条性命以便早日打回东北老家，因此每天必到师部料理军务。那时光他照例在司令部办公，师部电务课长忽亲来面交一份西安发出”限即刻到“的急电。他当时就有事非寻常之感，因为习惯上送递电报者是传令兵的工作。
　　当他微微感到诧异时，已撕开了电报封套。忙看，电文只寥寥五字，却真的十分不寻常！那五个字是：”机到即来。良。“
　　唐君尧有点迷惘，更多一点近似慌乱。匆促中第一个想法是”西安一定有事“；随之联想到”发生了什么事呢？“因而陷入了某种程度的惊疑。跟着，因为他是个重视职责的人，自然又想及，”前方在’剿匪‘呀，不能没人指挥，要我去干什么？但当他还未能获得任何答案时、已经没有更从容的时间容许他再想下去了，张学良的波音座机的声响，已在平凉上空吼叫着，在他头上催促上道了。
　　于是，二十年军人生活习惯支配着他下一个动作，不是思考而是行动：迅速从座椅里站了起来，把电报塞进军服上身的左上口袋，向师部大门走去。经过院中卫兵面前，都忘了回答敬礼。钻进停在师部大门外的汽车，人还不曾坐定，便告司机说：“飞机场！”然后随手关闭了车门。车子的轮胎转动，道旁的左公柳向车后退着。猛的他想起来了：不但没有叫上一个勤务兵，且也忘记了系上武装带。自卫手枪和“军人魂”那小剑都不曾带。
　　汽车抵达飞机场的时候，波音机已经降落，只机头的引擎尚不曾停止。车直到机门前停下，他即钻进机舱，看到九个座椅都是空着，只有他一个孤零零的乘客。跟着马达吼叫，飞机冲向已经稍呈灰晴的天空。他才继续想：究竟出了什么事呢？前方该怎样指挥呢？当然他无法在五十六分钟的飞行时间中，对这些问题获得任何答案。俯瞰地面见到万家灯火，知道已经在西安上空，时间是十一日下午六时。
　　一下飞机就看到刘多荃等候在那里。唐君尧问：“师长，出了什么急事吗？”面色沉重的刘并不回答，只说：“上车！赶快上车！”车中他再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刘仍木然地先对司机说：“副司令公馆！”然后才转过面来注视着唐，说了句：“等副司令告诉你罢！”随后经过闹市时车中是沉闷的寂静。刘在两目前视，脸色肃然，唐则满腹狐疑，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一直到了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临下车时，唐问：“我就这样见副司令吗？要不要回家一趟系好武装带再来？”刘说：“不要！现在你就上楼！”说罢匆匆自去。
　　张学良那时并不在家里，正赴华清池应蒋之邀，举行“各将领行辕会餐，商议进剿计划”。
　　张公馆的一切和平常没有什么不同。赵四小姐住在三楼，照例很少下楼走动。二楼右手那两间起坐室，是僚属们办公的地方，已空无一人，他们都下班回家去了。左手那间宽大的客厅兼饭厅，也依然有着柔和的灯光。唐君尧静悄悄坐在那里，心中茫然，不知将要承受什么任务。
　　地下一层住的是副官、勤务们，各室灯火虽亮，却无特别动静，也没有什么声响。院里仍然有一两个人走动，也绝感不到有什么紧张。和平常一样，临街的院门关闭，从来在门内都无警卫，那天也不例外。
　　相反，蒋介石行辕所在的华清池却特别紧张，他近来肝火特别旺炽。十日那天张学良曾向他申述东北军各部在前方“剿匪”所遭遇到的困难，和在日阀节节进侵的局势下，全体官兵不忘国难家仇，已表露悲愤的倩绪，希望改变“安内攘外”政策。张的陈述只是重申前请。他遣赴洛阳为蒋祝寿时，本来就曾为此而惹起蒋的震怒。蒋当时厉声疾色训斥过他：“你要抗战？等我死了以后再去抗吧！”“我是革命的，不服从我的就是反革命！”这样的训斥，当然是使张学良非常难堪。可是就这一次，蒋更面红耳赤，怒不择词，一连串对张申斥痛骂了四、五小时。
　　十一日，黎天才晋谒，报告军中的情绪和希望。蒋严认为他“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与汉卿昨日言如一辙”，遂又痛加诫斥，并训以“领袖就是你们的父母”的大道理。
　　蒋介石那两天的怒不可遏，似已陷入半疯狂状态。在这样不正常心理状态下，对任何事、任何人都会怀疑，倒是很自然的。据他自己在“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中所追述：“十一日。早起在院中散步，见骊山上有两人，向余对立者约十分钟，心颇异之及回厅前望见西安至临潼道上有军用汽车多辆向东行进，以其时已届余每日治事之间……未暇深究。”蒋这段记述显然暗示西安方面对他有不利的布置，其实截至十三日止，临潼根本没有东北军或第十七路军驻守。华清池内部警卫是蒋自己随带的便衣卫士和卫兵；墙外“民众池”驻守的则是中央宪兵。如果说有东北军，则只有一个高射炮连，在四周山地担任警卫。这一连人不但未增兵力，并且——可能人们不会相信——绝对没有参加十二日华清池院的内战。“委员长西安半月记”中也写道，前院枪响之后：“毛区队长裕礼派传令来报曰：’叛军已冲入二门，但接后山哨兵所电话称该处并无异状，亦未发现叛兵。‘……’区队长……速请委员长先登后山。‘……”那个哨兵所电话，就是高射炮连的士兵。如若西安方面对事变确有详密预谋，对蒋有加害恶意，为何不增加华清池为他警卫的这一连兵力？听过毛区队长报告后，蒋会假想：“如果东北军整个叛变，则必包围行辕外墙之四周，今前垣之外，尚无叛兵踪迹，可知为局部之变乱。”这一遐想也判明了东北军十二日的行动，并未预先作全盘布置。所谓十一日早会“望见西安至临潼道上，有军用汽车多辆向东行进”，那是蒋的事后文章，在于暗示西安方面有“预谋叛变”之嫌而已。
　　黎天才去华清池，倒是张学良对蒋的一番好意。据杨虎城事后告郭增恺：“副司令在六七日接到全市各校学生将出动游行请愿报告后，颇感棘手。他来问我：’有没有办法劝告学生们停止？‘我说：’除非有理由说明不应该抗战，否则就很难为力。‘结果惟有相对叹息。续又听说：’宪兵团、省党部等机关都已决定以武力制止请愿，准备在各冲要街口布设机关枪，不惜大量流血。这可令张先生冲动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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