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双方措辞大都相同，说：本国政府亟愿为和平起见，增进两国交谊，故已决定建立正常外交与领事关系，业已从今日起正式恢复。“
　　”可是，“宋庆龄双目凝望着室中那幅山水，追忆道：”那时光罗文干外长为中苏复交发表的宣言，是完全针对日本的。他当然是代表了蒋先生的看法，以致把对苏复交单纯地看成为了牵制日本，其出发点是利用苏联对付日本，而不是说国民党政府对苏联具有真诚的友谊，一如李维诺夫的宣言，人家的复交动机倒没有这样的狭窄意义。“
　　再沉默一会，宋庆龄说下去道：”中苏复交以后，日本人急了。日本外相内田就在议会中发表了挑衅性的演说，措辞荒谬而滑稽。他主要是说：如果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因为中苏复交而增强了力量，必将成为对东方和平的一种严重威胁，日本对此当然要严加防卫。各位试想：驱使自己的军队侵略人家的领土，反而说成是‘严加防卫’，分明自己派出海陆空三军侵略人家，却把受难者的抵抗企图说成‘严重威胁’，天下有比日本帝国主义者更不知耻的政府吗？可是中苏复交后不但敌人着急，我们内部的若干人员，也着急起来了。各位记得，当时同苏联谈判的，是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的汪精卫先生。“
　　”各位，“宋庆龄严肃地说道：”汪精卫先生此刻正在庐山同蒋先生召集会议，商谈国策。他们这次是不是会订出一个有利于国家民族的政策，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从全国热烈要求抗战的气氛来看，蒋、汪二位先生或许会有令人不太失望的反应。因此今天我们来谈过去的历史，绝非攻击任何个人，如果蒋、汪二位先生从今以后能按照全国人民的民意来做事，相信他们的政治前途还是存在的。所以现在我提到汪精卫先生在中苏复交以后的措施，希望各位不必误解，此时此地，我们是因事论事。“
　　”汪先生同苏联大使谈判时，他提出了什么问题呢？他要苏联赔偿苏联革命时华侨所损失的财产，但当时华侨损失多少？汪先生根本提不出数字来。而且，当时苏联没收俄国大资本家、大地主、以及英美法各国在俄国的投资属于国家，这是苏联革命的根本原则。“
　　”因此我们可以想到，一九二二年日内瓦会议中协约国对苏联曾施行极大的压力，要求苏联承认帝俄的债务，以及协约国侨民在苏联革命中受到的损失，其交换条件是协约国正式承认苏联，并以巨额贷款给当时经济情形窘迫的苏联，但苏联绝不接受！于是日内瓦会议终告破裂。“
　　”因此汪先生在这件事十多年之后，再要求苏联放弃基本国策；而明知道当年苏联在环境极度困难，而对方又有优异交换条件的情形之下都不能放弃的基本国策，汪先生存心如何，是不问可知的。可是不但汪先生，还有一位陈公博先生也是这样。当时陈先生是实业部长。在谈判对苏商约时，他竭力主张说：苏联对中国的贸易既为国营，中国也应国营，苏联不得与中国商人直接买卖，苏联的商品也只能卖给中国国营的贸易机构承销。而苏联对他的建议很不同意，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如果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一概国营，苏联当然表示欢迎。但中国对英美日本等许多国家的贸易明明是民营，如此单独对付苏联，显然是一种不平等的歧视待遇。其次，苏联与英美贸易是国营，英美对苏贸易是民营；还有，本来国营民营如果彼此公平交易，也就无所谓，但我们的国营机构情形到底是对谁有利？受到利益的人有几个？这是大家很明白的，因此苏联不乐意在做生意这一方面只让几个中国人受到巨额利益，而对中国人民无益。“宋庆龄叹道：”中苏关系因此到现在还没好转。“
　　”各位！“冯玉祥大声说道：”刚才听了孙夫人的话，我忍不住了，我必须把西安事变期中的苏联态度报告报告。“他一面打开卷宗一面说道：”各位都知道，西安事变期中我曾经在南京流了不少汗，说过几车子话，因此知道的也比较多，痛心之处也就更多！西安事变一发生，日本便立即指责苏联，说是苏联在支持张，杨二位成立政府！“冯玉祥拍拍桌子：”这不是自昼见鬼吗！而且正当在中国千钧一发的时候，他们还威胁驻日大使许世英，恐吓南京绝对不可与张、杨妥协，否则日本不能坐视，并且要‘清除’政府中的反日份子。川越在南京还同张群声明，张、杨所提停止内战等八项条件，与日本的方针不合！
　　“东京是这样希望我们内部混乱，因此好多为和平奔走的朋友都受到了威胁，受到了来自我们内部的恐吓与监视！苏联怎样呢？”冯玉祥仰首询问：“苏联恰巧同日本相反！他们在西安事变之前，《消息报》就针对局势发表过一篇《烟幕或挑衅》的时评，指出‘中国抵抗成效的关键在于内部是否团结’！西安事变发生以后，虽然那时中苏关系很紧张，但苏联还是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西安事变以及其他中国所发生的事件，都是日本挑衅的结果。由于苏联在政治上与精神上的支持，中国局势终于在千钧一发之际获得转抉。苏联也希望由于这种关不，可使中苏关系改善，但蒋先生对这个极少兴趣—下面是个例子：
　　”据孙科先生告诉我，苏联曾建议贷款给中国，以及订立军事条约，但蒋先生不答应。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从二十二年来中国就职一直到二十五年，三年之中不断努力和我们谈判，先后回国请示三次之多，最后一次是今年四月间回到上海，孙科先生曾同他长谈。孙科问他这次来中国有什么新使命？鲍大使说他这次回来颇为乐现，奉苏联政府指示具体方针，希望获得成就。孙科问他是什么具体方针？鲍大使说苏联为表示对中国友好起见，拟借给中国五千万元信用借款，其名为机器借款。中国可以用这笔钱同苏联定购机器和军火，俾在建设和抵抗侵略战争中获得帮助。鲍大使还说明：这并非中国政府的要求，而且纯粹出于苏联的友好表示。孙科说很好，其他还有什么使命吗？“
　　”鲍大使说：苏联拟向中国提议，希望中国发起召开太平洋和平会议。他说明道：中国东北已经给日本侵占，如果日本继续发动侵略，他的枪尖首先还是指向中国，这是绝对准确的推测。“
　　冯玉祥说下去道：”鲍大使对孙科先生说：如果中国同英，美、法以及在太平洋有关各国提议召开太平洋和平会议，苏联将首先赞成，并愿向各国解释，使能共同接受中国的建议。孙科便问：这个和平会议是否也请日本参加？鲍大使说当然请日本参加。如果日本参加，中国便可提出东北问题。日本如果抗议甚至退席，则和平会议即为日本所破坏，日本是应该负责任的。英、美、法、荷各国也就可以认识日本是侵略者，公认日本是世界公敌。鲍大使还对孙科说：中苏可以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从而进一步成立军事互助协定。说起缔结军事同盟，孙科先生说，最初还是出于我们政府的要求！“
　　屋子里骚动了一阵。
　　”各位不一定全知道这件事。“冯玉祥补充道：”兄弟也不知道有这件事。原来鲍大使回国述职之前，中日关系正在非常紧张。据孙科先生说，蒋先生当时曾托几位中枢大员给鲍大使设宴饯行，并力请他回国以后场力进行缔结中苏同盟，以牵制日本鬼子。鲍大使是个好好先生性格，回到苏联后当真替我们政府说了许多好话，辩护了许多缺点，于是苏联当局也就同意了。可是孙科先生说，这件事又变卦了。当鲍大使兴冲冲回到南京以后，便告诉王宠惠这个好消息，可是因为蒋、汪二先生忽然对这件事又没了主意，于是……“
　　屋子里又骚动了一阵。
　　”各位，“冯玉祥长叹：”以后的事，你们都知道了，那就是前一次中央政治会议所否决了的一宗重大案件。当时汪精卫先生说的很怪，他说：‘苏联这建议是币重而言甘，诱我入掌握，对付日本我中枢另有妥善办法，不容包藏祸心的苏联越俎代疱云云’。于是王宠惠便奉蒋、汪之命，立即严词拒绝。鲍大使对于我们的出尔反尔弄得莫名其妙，他还去劝告王宠惠，结果当然文不对题，于是人家也就失望了。“
　　”那蒋先生对鲍大使怎样呢？“有人问道。
　　”还不是老样子？“冯玉祥摊摊手：”他可以装做不知道，甚至忘记了当鲍大使回国之前，他曾吩咐几个大员给他隆重送行哩！“
　　沉默间只听见一片唏嘘声。半晌，宋庆龄起立道：”时间已很久，我们也快散会了。我必须利用这点时间同各位说明几点。第一：有人因为反共而制造事实与苏联绝交，且在复交以后还不好好地增进邦交，于是使日本利用中苏两大民族的疏远乘机向我国侵略。如果‘九一八’前中苏已经订了军事同盟，东北既不会失去，今天的局势也就不同了。“
　　”第二：我们从这些事实中看到，帝国主义国家最反对中国与苏联友好！但如以帝国主义做靠山，那末当国家发生危难时，帝国主义者必然袖手旁观，甚至趁火打劫。第三：我们必须指出，今天中国的危机是空前的！不幸蒋先生还是以苏联为敌。中苏两大爱好和平的民族如果不团结友善，那末帝国主义者必然会乘机侵略，而且一定会选择力量较弱者下手。我们的做法，人家是看得很清楚了，但苏联仍旧在为我们仗义执言，仍旧愿意尽可能给我们一切援助，这是令人感动的，我们应该争取政府做得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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