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有一些抗日战争时期曾作伪军的人，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后，供述奉蒋之命“曲线救国”的经过，《金陵春梦》如实转载了。如今那些伪军官早已做了好人，因之修订本将有关人名删除，但“曲线教国”这回事不能删掉。当年他们曾经有违“民族大义”，其主要责任都在蒋介石，今天他们的后辈应该欢欣做人，无所顾虑的了。
　　反对有“郑三发子”其事者，相信必因下面一件事情而大皱眉头：一九八一年四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内部发行的《河南文史资料》第五辑中，有三篇《关于蒋介石家世》的文章，张仲鲁撰写的《一些传闻》，作于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李延朗写的《点滴见闻》和该书编者所写的《补充》，三文短小精悍，俱非为《金陵春梦》而作，却异曲同工，都为“郑三发子”提供了更多的旁证。
　　——再说一遍：在下绝非“为反蒋而反蒋”。
　　另外，有一位当年曾任台北《平言日报》总编辑的薛斯人先生，则在香港一家业己关门的日报上大揭我的“秘辛”，说我“向壁虚构”，写《金陵春梦》稿费赚了不少，“私家车有两部之多，白天写稿晚上上舞厅”。多谢他“捧场”说我“漂亮”，还说我是个“出血大户”，他的“打击”在我友人间曾引起颇久谈助，因为我只有一部“１１号车”（两条腿），在巴士站苦候巴士时，朋友邂逅便开玩笑，“你又在这里等你的两部私家车吧！”至于晚上去舞场做“出血大户”（肯花钱的大阔佬），倒并未燃起老伴的怒火，因为她知道我压根儿不会跳舞，同时更清楚我晚上都在埋头写稿。
　　蒋介石逛窑子尽人皆知，不写不成，因为涉及他的为人，特别因为文中要讲民间疾苦。可是写又不成，因为一九五二年我动笔时，不可能找到他当年所逛过的窑子。曹禺写《日出》可以找到场景，我写蒋的胡来就绝对找不到足以说明时空特征的场景。于是我到处搜求资料，找遍书店、书摊，却一无所得。最后在摩罗上街之下或率罗下街之上的一个简陋狭小的旧货铺里，找到一本薄薄石印、有光纸印刷的楷书文言《三十年歇浦沧桑录》，已记不起作者和书店的书字，是一本当年“十里洋场”上海“风月场中”的怀旧兼导游小册子，时间从清末到接近北伐，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做生意正是这段时期。大喜过望，以五毛钱“高价”买了，破册子对上海妓院的分级、“规矩”、陈设、“制度”乃至当时“名妓”的花名、绰号与特征等等记载详尽，我就用来做这场戏的活动布景了。刊出约一星期，接到一封具名罗高，文句流畅、字迹苍劲的读者来信，语气迫切地问我是谁？因为蒋介石逛客子时他偶也在场（当时这一类的妓院相当高级，鄙视Ｓｅｘ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Ｌｏｖｅ，于是名妓的诗画琴棋，一曲绕梁，招来了王孙公子的诗词唱和，双方尽量培养起Ｌｏｖｅ来，一般大商人与文化界人士也都利用那里作应酬场合）。他说时易势移，当年一起“吃花酒”的人大都去世，不能想象还有几十岁的老人写蒋介石逛窑子记忆又如此清晰，他要我在小说末端登个“罗高先生，大函奉悉，盼示尊址”之类的小启，然后给我地址盼我去找他。双方联系很快，他迅速告我以地址，是铜锣湾保良局附近的一幢高级住宅，女仆应门，陈设雅洁。一位高龄老人，深度近视，中等身材，微胖无须，笑问：“老太爷没有来吗？”苏州口音极浓，他原来是中国第一代小说家包天笑老先生。他当年在上海《晶报》，按照当时习俗，有些业务也要到“高级妓院”（书寓）应酬，所以时常见蒋，但蒋属“傍支型”，和包老他们攀不上朋友。“你小说里的豆芽老七，现在九龙塘，儿孙绕膝。她从良好几十年，你要去访问她吗？”我忙不迭婉谢了，包老指出我文中错误处，蒙他不弃，和我作了个忘年交。我们还准备为他做一百岁生日，但这位老前辈在九十九岁时逝世了。
　　当报馆自干诺道海旁迁入湾仔前夕，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Ｗ君自台北来港约我见面，就约他在报馆后面的大同酒家楼下卡位饮茶。我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后奉命到台北设《大公报》分馆出航空版，抵台之初，就有三几位当地同业经常“陪”我采访，Ｗ君便是其中之一，分别十一年左右忽然来找我，平时又没通过信，所为何来？不是没有顾虑。翌日下午三时我在大同等候，见来了一个吊儿郎当的人物，到卡座前后左右转了个圈，没几分钟Ｗ君就来了。我劈头怪他为什么不相信我？难道派个“探子”来就能解决问题？“双十二”西安事变时，蒋介石在极端劣势下，延安尚且力劝张、杨释蒋，难道现在阁下的地位还超过了蒋？他极力否认，话题一下子转到了《金陵春梦》，问我是否为稿费而写？如果有人约我写稿，能不能接受？我看了看表说：“先告诉你，匿名信、恐吓信都收到了，都己呈交我的上级。我确为生活写了不少稿，但写《金陵春梦》却不是为了稿费，我不打算接受旁人约稿，因为几家电影公司和几家刊物报纸的稿还来不及写。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祖父和父亲都是在床上逝世的，与蒋无关，我与蒋家没有私仇，写《金陵春梦》绝非私人攻击，如果贵总统爷儿俩马上宣布国共谈判，中国统一，使中华民族大家庭得以团聚，化干戈为玉帛，那我一定另写蒋的情况，大大赞扬他。不过已经发生的事，他所做的，以及举世对他的评价不能改变，因为这是史实。”
　　还记得我把我的住址和上下班时间等都告诉了他，劝他转告台湾特工部门，为台胞和自己着想最好别来这一手，因为使人不齿，毫无用处，不信可以翻阅军统局、中统局等等历史，看看“成果”在何处？国民党报纸上骂“匪”骂了几十年，指名道姓骂人也不知骂了多少，但从未听说发生了什么效力，老兄如果还想警告我，甚至让我做个光荣烈士，那预先谢谢了。……那天说了很多，临别我再三请他转告蒋经国先生：“他比他老太爷头脑清醒得多，希望让我有机会为他写一部有关民族大团圆的小说。”事隔二十多年，匿名信等早已不再收到，情况变化很多，希望国民党人对封建统治无助于国家进步这一点能进一步体会。
　　“言归正传”。当时各方对《金陵春梦》颇为注意，新加坡有三家报纸同时转载，我毫无所知。某年甲报馆老板过港赴京，找我办一件事，说星洲甲乙丙报都在刊载《金陵春梦》，还给我看了报纸，内中有一家是非常勉强地“改写”的。他要我聘律师发信通知只有他可以转载。我长叹一声，告诉他：“你们三家转载，并无一家事先征得我的同意或者支付稿费，今天你找我打官司，连请律师的钱都要我付，请你看我这身打扮，我绝非有钱人，这桩官司我打不得，也不想打。同时我劝你们三家也打不得，因为你们三家事先都未征求作者的同意，也未支付分文稿费，这官司无从打起，再说你们三家都是爱国侨报，犯不着为了一篇东西伤了和气，我建议大家不必付我稿费，也不必找律师吵嘴，看在一个大目标上，大家和和气气。”
　　但比起六十年代那个莫名其“糟”的风暴来，这些情况算不了什么。先是，我在广州念书的三个孩子，不约而同剪给我一段《陶铸放毒工厂》的“腥闻”，意思是说：秦牧、陈残云（似乎还有一二位）以及唐人都是陶铸手下的“放毒悍将”，措词疯癫之至。更滑稽的是我与陶铸先生见面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中，我尊敬这位长者，却以没有机会畅聆教益为憾，现在忽然来了个“放毒工厂”，真不知人间何世！香港有家报纸把这段“腥闻”，连同正在《新晚报》发表的《草山残梦》版头及笔名一齐制电版刊出，这使我案头的电话响个不停，朋友都来询问，没办法，在翌日连载文尾加了句：“诸兄，此事系出误会，弟情况如常”之类，没料到此事并非“误会”，当年贴大字报，乱飞帽子，乱打棍子者大都无知，但他们背后的高层人物却心中有数，非把我们这些“臭老九”斩尽杀绝，他们的倒行逆施就难以得逞。我绝对支持第四届文代会“向前看，不计较，忘私仇”的决议，但当时唐人的《北洋军阀演义》（刊《文汇报》）和《草山残梦》（刊《新晚报》）、阮朗的《大地浮沉》（刊《商报》）都给腰斩了。我与上述三家报馆和编者都不可能有私仇，更无斤斤计较可言，何况我的遭遇和大陆同业及前辈们的情况比较起来，还算是“轻”的，其所以还要写一笔，只是为了大声疾呼一句老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忘记私人的恩怨，不能忘记公事——国家大事的惨遇！
　　蒋介石垂暮之年，曾与日本极右派合作，由蒋命令七十余名台湾历史学者、大学教授，为日本极右派记者古屋奎二的《蒋总统秘录》提供并无秘密可言的史料，作为日本极右派以抢救蒋介石为表象，实则妄想通过“蒋独”和“台独”，染指我合湾省的“最后一计”，也是七十年代国际形势中日本极右派与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较量的最后一个回合！
　　对于这件事，我总有一个想法：蒋经国头脑远胜乃父，他不可能一辈子是这样一个人，广大台胞与国民党人，都在盼望中华民族大团圆的好日子迅速来临。
　　此所以叶帅的“九点建议”反应强烈，此所以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提法“天下归心”，此所以“国共和谈”的呼声使世界范围内的华侨、华裔、大陆和台湾、港澳同胞脸上绽开笑容，在心头响起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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