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真是任务艰巨。对于那个人人皆知的角色，不比一般小说中人物，可以“虚构”，又不能仅凭资料去写，否则效果与催眠剂无异。冯平山图书馆等有关蒋的资科有的是，但是不敢用；烦闷不堪时想到了友人惠赠于我的五页“八行笺”。
　　那是一九四九年冬天，有一位真正的蒋介石侍从室侍卫官退休后来港，寻亲访友希望“叶落归根”，并且很快获得批准。他在回乡之前用“八行笺”写下了一些有关蒋的情况，内中有五页是记载抗战时他奉蒋之命，在重庆监视蒋的兄长郑绍发的经过。由于事隔三十年，已记不起这五页“八行笺”由友人送给我的经过了。反正当时在烦闷不堪时想到了它，并且全家协力寻觅，花了几天功夫才找到了这薄薄的五页纸。
　　然而一则以喜，一则以疑。我开始不大相信这位侍卫官所写的经历。蒋介石怎么会有这一段传奇式的故事？之后，我根据蒋的家谱、浙江地方志、风俗习惯和蒋的传记等逐一核对，再对照他的发迹史和各个阶段的表现，我才深信这个侍卫官的所述，而且他没有“耸人听闻”的必要。这五页“八行笺，与其说是欠缺文采，毋宁说是朴实无华。于是我就动笔写《金陵春梦》第一集《郑三发子》。末了，排字房催排署名时，才从”宋乔“身上得到启发，起了个”唐人“的笔名：唐、宋、元、明、清，顺口嘛。
　　事后证明，读者对这个样子的开头是感到兴趣的。我自己对相反的意见或抨击也非常留意，倒不是担心有人控告我诽谤，而是担心有人责备我为反蒋而出此一着并不光采。其实拙作中对蒋母寡妇再嫁等情是十分同情的，反蒋也在于反他从郑三发子变成蒋介石后就忘记了灾民痛苦而骑到人民头上这一点，并没有反郑三发子。可能这明确的态度获得了”忠贞之士“的”认可“，台港蒋方人士亦未因此骂街。这一胸襟值得喝采！
　　某报月刊曾有专文为蒋”辟谣“，说蒋并非郑三发子，也非蒋母与雪窦寺和尚所生，而是他寡母与一不知名的村人所生，云云。这一”辟谣“却反成了旁证材料，大概为作者所未料及。
　　另一位当年在台北的三青团机关报《平言日报》总编辑薛斯人先生，则在香港一家业已关门的日报上大揭我的”秘辛“，说我”向壁虚构“写《金陵春梦》，稿费赚了不少，私家车有两部之多，白天写稿晚上上舞厅。多承他”捧场“，还说我”漂亮“，说我是个”出血大户“。他的”打击“在我的友人间曾引起颇久谈助。因为我只有一部”１１号车“（两条腿），在巴士站苦侯巴士时，朋友邂逅便开玩笑：”你又在这里等你的两部私家车啦！“至于晚上去舞场做”出血大户“（肯花钱的大阔佬），倒并未燃起老伴的怒火，因为她知道我压根儿不会跳舞，同时更清楚我晚上都在家中埋头”爬格子“（指在稿纸上写作）。
　　蒋介石逛容子尽人皆知，不写不成。因为这涉及他的为人，特别涉及文中要讲的民间疾苦。可是写又不成。因为一九五二年我动笔时，不可能找到他当年所逛过的窑子。曹禹写《日出》可以找到场景，我写蒋的胡来就绝对找不到足以说明时空特征的场景。于是我到处搜求资料，找遍书店、书摊，却一无所得。最后在摩罗上街之下或摩罗下街之上的一个简陋狭小的旧货铺里，找到了一本薄薄的有光纸石印的楷书文言体《三十年歇浦沧桑录》。我已记不起作者和书店的名字。这是一本当年”十里洋场“上海”风月场中“怀旧兼导游的小册子，时间从清末到接近北伐。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做生意正是这段时期。我大喜过望，以五毛钱”高价“买了。小册子对上海妓院的分级、”规矩“、陈设、”制度“，乃至当时”名妓“的花名、绰号与特征等等记载详尽，我就用来做这场戏的”活动布景“了。这节文字刊出约一星期，接到一封具名罗高，文句流畅、字迹苍劲的读者来信，语气迫切地问我是谁？因为蒋介石逛窑子时他偶也在场。（当时这一类的妓院相当高级，有些嫖客鄙视所谓Ｓｅｘ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Ｌｏｖｅ——没有爱的两性关系，于是名妓的诗画琴棋，一曲绕梁，招来了王孙公子的诗词唱和，双方如此培养起”Ｌｏｖｅ“——”爱“——来。一般大商人与文化界人士也都利用那里作应酬场合。）他说时易势移，当年一起”吃花酒“的人大都去世，不能想象还有几十岁的老人写蒋介石逛堂子记忆如此清晰。他要我在小说末端登个”罗高先生，大函奉悉，盼示尊址“之类的小启，然后给我地址盼我去找他。
　　双方进行得很快。他迅速告我以地址，是铜锣湾保良局附近的一幢高级住宅。我应约前往，但见他家女仆应门，陈设雅洁。一位高龄老人，深度近视，中等身材，微胖无须，笑问：”老大爷没有来吗？“苏州口音极浓。原来他是中国第一代小说家包天笑老先生。他当年在上海《晶报》，按照当时习俗，有些业务也要到”高级妓院“（书寓）应酬，所以时常见蒋，但蒋属”傍友型“，和包老他们攀不上朋友。”你小说里的豆芽老七，现在九龙塘，儿孙绕膝。她从良好几十年，你要去访问她吗？“我忙不迭婉谢了。包老指出我文中错误处，蒙他不弃，和我作了个忘年交。我们还准备为他做一百岁生日，但这位老前辈在九十九岁时去世了。
　　当报馆自干诺道海旁迁入湾仔前夕，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Ｗ君自台北来港约我见面。于是约他在报馆后面的大同酒家楼下卡位饮茶。我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后奉命到台北设《大公报》分馆出航空版，抵台之初，有三几位当地的同业经常”陪“我采访，Ｗ君便是其中之一。分别十一年左右忽然来找我，平时又没通过信，所为何来？不是没有顾虑。翌日午后三时我去大同等侯，见来了个吊儿郎当的人物，到卡座前后左右转了个圈，没几分钟Ｗ就来了。我劈头怪他为什么不相信我？难道派个”探子“来就能解决问题？”双十二“事变时，蒋介石在极端劣势下，延安尚且力劝张杨释蒋，现在难道阁下的地位还超过了蒋？他极力否认，话题一下子转到了《金陵春梦》，问我是否为稿费而写？如果有人约我写稿，能不能接受？我看了看表，说：”先告诉你，匿名信、恫吓信都收到了，都已呈交我的上级。我确为生活写了不少稿，但写《金陵春梦》却不是为了稿费。我不打算接受旁人约稿，因为几家电影公司和几家刊物报纸的稿还来不及写。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祖父和父亲都是在床上逝世的，与蒋无关；我与蒋家没有私仇，写《金陵春梦》绝非私人攻击。如果贵总统爷儿俩马上宣布国共谈判，化干戈为玉帛，中国早日统一，使中华民族大家庭得以团聚，那我一定另写蒋的情况，大大赞扬他。不过已经发生的事，他所做的，以及举世对他的评价不能改变，因为这是史实。“
　　还记得我把我的住址和上下班时间等都告诉了他。劝他转告台湾特工部门，为台胞和自己着想最好别来这一手，因为使人不齿，毫无用处。不信可以翻阅军统局、中统局等等历史，看看”成果“在何处？国民党报纸上骂”匪“骂了几十年，指名道姓骂人，更加不知骂了多少，但从未听说发生了什么效力。老兄如果还想警告我，甚至要我做个光荣的烈士，那预先谢谢了。……那天说了很多，临别我再三请他转告蒋经国先生，”他比他老太爷头脑清醒得多，希望让我有机会为他写一部有关民族大团圆的小说。“
　　事隔近二十年，匿名信等早已不再收到，情况变化得很多，希望国民党人对封建统治无助于国家进步这一点，能作进一步的体会。
　　在六十年代那个莫名其”糟“的风暴中，先是我在广州念书的三个孩子，不约而同剪给我一段《陶铸放毒工厂》的”腥闻“，意思是说：秦牧、陈残云（似乎还有一二位）以及唐人都是陶铸手下的”放毒悍将“，措词疯癫之至。更滑稽的是我与陶铸先生见面都在大庭广众之中，我尊敬这位长者却以没有机会畅聆教益为憾，现在忽然来了个”放毒工厂“，真不知人间何世！香港有家报纸乃把这段”腥闻“，连同正在《新晚报》发表的《草山残梦》及笔名一齐制电版刊出，这便我案头的电话响个不停，朋友们都来询问。没办法，我只好在翌日连载文尾加了句”诸兄，此事系出误会，弟情况如常“之类。没料到此事并非”误会“，当年贴大字报，乱飞帽子，乱打棍子者大都无知，但他们背后的高层人物却心中有数，非把我们这些”臭老九“斩尽杀绝，他们的倒行逆施就难以得逞。我绝对支持今届文代会”向前看、不计较、忘私仇“的精神。当时唐人的《北洋军周演义》（刊《文汇报》）和《草山残梦》（刊《新晚报》）、阮朗的《大地浮沉》（刊《商报》）都给腰斩了，我与上述三家报馆和编者都不可能有私仇，更无斤斤计较可言，何况我的遭遇和大陆同业及前辈们的情况比较起来，还算是”轻“的，其所以还要写一笔，只是为了大声疾呼一句老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要忘记私人的恩怨，不能忘记公事——国家大事的惨遇！
　　凑巧《晶报》社长陈霞老要我以《蒋帮太座列传》为题写小说，我因为不善伺候”太座“，又怕引起读者错觉，就以草山上人笔名写《宋美龄的大半生》，以”单传“代替”列传“，也了却了《草山残梦》被腰斩之后，蒋的未了”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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